1904年，由方苏雅参与勘测和设计的“滇越铁路”刚刚在红河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艰难地拉开了“序幕”。 这条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境内的有465公里，海拔从89米攀升到2030米，落差达22倍； 需要架设和开凿3628道桥梁、涵洞和山洞，其中20米以上的桥107座，石桥最长达70米，钢架桥最长达136米； 山洞172个，累计长度达20余公里，最长的山洞达657米。
在1910年法国滇越铁路公司出版的《云南铁路》一书中，他们是这样描绘这段特殊地质的：“在101公里至110公里之间，有一大片呈绿灰色的砂岩，这可能是志留纪（古生代第三个纪，距今4.38亿年）时代的遗物了。 巨大的断裂口在山脚下扩展开来，成为南溪河的河湾，其北面山谷有600米高的峭壁。 这里又接近碳化岩的地层，几位地质学家曾经证实，这是石灰岩的增生物。 ”面对如此复杂的地质，法国人竟然很“浪漫”地惊呼：“从风景的角度来看，南溪河湾的自然景观是全线最雄伟壮丽，最能打动人心的。 这里山势险峻，旷野茫茫，放眼纵览，美不胜收，这简直是遇上了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了。 ”
这种“浪漫”之后，其实意味着工程的浩大艰巨，意味着要闯过一个又一个的天堑雄关，意味着要解决许多世界级的难题，更意味着大量筑路劳工的死亡。 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劳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仅开工头一年就有五千多人死亡，第二年更增加到二万五千多。 到1910年竣工时，共有七万（也有资料说10万）中国劳工死在工地上。 此外还有八十多名来自法国的“领导人”也消失在这条铁路上，这些法国人大多被埋葬在开远和芷村一带的铁路边上，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洋人坟”。
据说，在1904年3月，第一批来此修建滇越铁路的数千名劳工，除了承包商意大利人和一些监工，全死在了这个山谷里，无一生还，更没有留下死难者姓名。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惨烈的“传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清朝政府也许在闻知这事后，也感到很震惊，立即派出临安知府贺宗章前去调查。 贺宗章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兼任清政府驻蒙自铁路局会办（清朝官名）。 他利用这种身份去调查得来的结果应该是真实和细致的。 他在他的著作《幻影谈》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初至春寒，北人皆棉裤长袍，而瘴热已同三伏，或数人十数人为一起，即于路侧搭一窝棚，斜立三叉木条，上覆以单，席地而卧，潮湿病亡相继，甚至每棚能动者十无一、二人，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以土，或病坐路旁，奄奄一息，不数日而尽； 或以足踢下山涧，得其藁葬者，尚为幸事。 ”在同一本书里，他还写道：“下段（河口至开远段）均属瘴地，水土恶劣，炎热异常，一年内外，委员先后到段，瘴故者多至十七员。 ”这是何等悲惨和可怕的场景？ 即使那些政府派去的养尊处优的官员也难逃瘴疠之毒，暴死他乡，更何况成千上万的筑路劳工？ 此外，湖南候补道员沈祖燕也在他的奏折中写道：“查此滇越铁路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死者、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 嗟我华民何辜遭此荼毒？ ”
当时，无论什么人，如果不幸被“瘴气”沾染了，毫无疑问，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死的过程也是极为痛苦的。 曾有一位法国驻昆明的领事之子，名叫博达尔。 这是一位纯正的法国后裔，出生于重庆，成长在昆明，曾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小朋友，也是越南末代小皇帝阮福晪的玩伴。 在他青少年时代，就曾游历过中国西南并直下法属印度支那，可以说一生充满了传奇。 后来，博达尔成了法国的一名大作家，以中国西南题材或背景创作的小说作品夺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 有人说，中国之于博达尔，大抵相当于越南之于杜拉斯，印度之于奈保尔。 可见其作品的地域特色之浓郁、影响之广泛、魅力之巨大。 博达尔也曾说过：“我看到了亚洲的魔法。 ”其中的一种“魔法”，恐怕就是与“瘴”相关的历险般的生活。 在他南下印度支那时，曾几次在河口一带与“瘴气”擦肩而过，也似乎在这个时期体验到了“染瘴”之后的“滋味”。 在他的文学名著“领事三部曲”中，他告诉我们，被“瘴气”侵袭之后，先是“发烧，奇热难耐，头、躯干、四肢，包括肚子，都像掉进熔炉里一样，只觉得周身如同火烧一般，口渴难耐”，随后，好像突然从夏天坠入了冬天，只感到“全身冻得像结了冰”。 之后，当然是在麻木状态中，等待着生命的消失。 好在博达尔的父亲有一种名叫“奎宁丸”的西药，让儿子服用几次也就让他与死神告别了。 博达尔没有死，但他却目睹别人瘴死的情景。 他说：“吃药是起不了大作用的。 这种灾难性的疾病，很难得到解释，十分怪异。 比如，有时候，死者的眼睛能好几天都睁着并且发光，可是此人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快烂了。 ” 博达尔还看到，如果是欧洲人在云南被瘴魔夺去了生命，那他的尸体无论在哪里，都要请中国苦力用滑竿抬回城里，再妥善处理。 但如果是对中国死者，那就像死了一只苍蝇一样，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需叫人每天早晨从草棚里把他们拖到外面的山沟里就完事了。 那时候，死于瘴毒的中国人很多，尸体成堆，只好让人把他们搬到独轮车上，推到远一点的地方，一扔了之。
在河口至开远一带，人烟极其稀少，因此很难招募到足够的筑路劳工，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只好到河北、山东等省招来大量的青壮年人。 当七千多名北方劳工来到河口至腊哈地的工地上时，因不适应南方热带、亚热带气候而大量生病死亡。 最后剩下的那些劳工半死半活，奄奄一息，已不可能为工头干活了，就被洋监工们赶到山谷中饿死或病死，或者干脆把他们活活烧死在茅棚里。 据说，这批北方劳工就这样全部葬身在这个恐怖的亚热带高山峡谷中。 印度支那铁路公司只好把招工方向改为中国南方和越南，除了用优厚的经济待遇诱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青年上当受骗之外，还制定奖励措施，凡能招工1000名者，除给厚利外，还承诺铁路修成之后，保举在云南做官，同时颁发一枚法国宝石勋章。 该公司还通过当时的云贵总督及洋务总办等官员命令省内府州各级官府，强征青壮年充役。 其中，楚雄州接到总督“命令”后，强行规定：“十八岁以上者，概充铁路苦工一年，不愿去者缚手于背，以枪队押送，不从者则击杀之。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云南和越南的大量劳工被骗或强制带到了河口一线的工地上。 原河口县副县长苏国兴的爷爷苏定方就是那时从广东省罗定县被“招募”而来的。 苏定方在世时曾与孙子苏国兴讲过那段苦难经历。 苏国兴说：“1902年11月的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刚回到家中，官府突然来人把他抓了起来，与他的几十个同乡一起，被拴着辫子送到了他们一无所知的云南修铁路。 那一年， 爷爷才15岁。 ”从此以后，年幼的苏定方在荒无人烟的河口一带，与各省各地的劳工们在工地上挣扎，他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因为铁路公司规定，每个劳工每天要完成土方1.37至2.46立方米，或者石方0.34至0.62立方米。 如果遇到坚硬的山体或岩石，那就得加班加点、披星戴月才能完成当天的劳动任务。 他们住在极其简陋的茅草棚中，因为气候炎热，环境肮脏，疟疾、鼠疫、霍乱流行，再加之繁重的劳动、饥饿和狂风暴雨的袭击，苏定方看到他的一些同乡，病的病，死的死，景象非常悲惨和可怕。 苏定方也想过逃跑，但工地上到处是意大利、希腊的洋监工，他们随身牵着狼狗，带着手枪和棍棒，见到劳工稍有怠慢，便抓住不放，脚踢棒打。 如果想逃跑，那更是不可能，因为他们在干活时，每个人的发辫都被监工用铁丝与同组的几个人拴在一起，相互制约着，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 因此，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每天在工地上苦熬，许多劳工病死饿死在他身旁。 有一天，苏定方看见，在同一个茅棚里竟然死了十多人。
特别是修建这条铁路上的“杰作”——“人字桥”的时候，因为此桥是以“人”字的形象，横空飞架在两座相距71.7米的绝壁之间，桥面距谷底102米。 各地的劳工们便要在此上演“死亡之上的舞蹈”。 法国某报纸记者曾目睹了那惊心动魄、叹为观止的一个个场面。 其中有几段“舞蹈”的黑色细节已定格在冰冷的史书上——1907年4月的一天，100名中国劳工走上工地，等待他们的是悬崖绝壁和岩石上异常溜滑的苔藓，那就是他们的“魔幻舞台”。 其中有16人被法国工头用绳子系住，一个一个地从悬崖上放下去，让他们飘在半空中，面对着坚硬的绝壁，凿洞放炮。 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法国工头被那种“情景”吓了一跳，顾不得把“飞舞”在石岩下的中国劳工拉上来，就纷纷逃到安全的地方避雨。 时间过了好一阵，风雨才慢慢减弱、停止。 法国工头走到悬崖上往下一看，16名劳工中有3人因绳子被岩石磨断而跌入深谷，另外13人则被恶魔似的暴风冲撞在岩石上，一个个皮开肉绽、脑浆迸裂。 同年底，另一场仍由法国工头“导演”的死亡舞蹈又开始了。 那一天，法国工头担心中国劳工逃跑，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注意，把中国劳工的长辫子一个连一个地系起来，形成一串，然后赶着他们去干活。 当中国劳工小心翼翼地顺着岩边的小道往下走时，法国工头嫌他们走得太慢，就顺势一脚将最后一个劳工往岩下一踢。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一连串的劳工在一瞬间，飞翔似的被拉下悬崖，摔死在大河中。 还有一次惨剧是发生在第二年，当南面的隧道即将开通时，突然发生渗水，洞内200多劳工无一生还。 仔细算来，“人字桥”从1907年动工，至1908年竣工时，在一年里就有800多中国劳工死于此地。 这是多么令人惊骇的“死亡之舞”。
可以说，“滇越铁路”几乎是由白骨铺就的，所以民间早有“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的痛苦总结。
页面更新：202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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