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打开滇南的地理画卷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云南是一片古老的高原，一个峰峦迭起的“山国”，一片人间净土，一片彩云之地，一个诱人的“天堂”​‍‌‍​‍‌‍‌‍​‍​‍‌‍​‍‌‍​‍​‍‌‍​‍‌​‍​‍​‍‌‍​‍​‍​‍‌‍‌‍‌‍‌‍​‍‌‍​‍​​‍​‍​‍​‍​‍​‍​‍‌‍​‍‌‍​‍‌‍‌‍‌‍​。 大凡到过这里的人，他们的身体感觉都会明白无误地阐释一个“真理”——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找不到一个阳光如此新鲜、温馨、虚幻的地方了​‍‌‍​‍‌‍‌‍​‍​‍‌‍​‍‌‍​‍​‍‌‍​‍‌​‍​‍​‍‌‍​‍​‍​‍‌‍‌‍‌‍‌‍​‍‌‍​‍​​‍​‍​‍​‍​‍​‍​‍‌‍​‍‌‍​‍‌‍‌‍‌‍​。 它那么诗意，那么丰厚，那么适宜人类身体的需要和居住，这里的人活得有滋味、有信心、有尊严、有爱情、有理想​‍‌‍​‍‌‍‌‍​‍​‍‌‍​‍‌‍​‍​‍‌‍​‍‌​‍​‍​‍‌‍​‍​‍​‍‌‍‌‍‌‍‌‍​‍‌‍​‍​​‍​‍​‍​‍​‍​‍​‍‌‍​‍‌‍​‍‌‍‌‍‌‍​。

当代著名诗人于坚也曾说，云南“高山骈列，大河滚滚，峡谷深切，霞蔚云蒸，海拔高低错落，气候复杂多样，植被立体分布，其间散布着无数湖泊、平原、坝子……当云南南方的亚热带丛林蝴蝶裙子翩跹的时候，云南西部的群峰之上覆盖着一动不动的积雪。 而云南北面，在同一时刻，高山草甸大雾迷漫。 如果向东，越过金沙江进入东川会泽一带，大地又是一番景象，荒凉的红土高地上梨花开得就像暴风雪……什么叫气象万千？ 云南就是。 也许除了大海，大地上有的，云南应有尽有……”

我徐徐打开《世界地形图》，接着又在其上叠加一幅《云南地图》。 这个简单的“仪式”，让伟大的世界和我的家乡云南，全然在我的“瞭望”之下。 我因此看到了人类身处的地球——这个伟大的世界，无非就是一片浩瀚的蓝色海洋，而在海洋之中，漂浮着几块极不规则的形形色色的陆地，露出扭曲、破裂、褐黄的表情真相。 我凝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是在我纷繁的思绪与无限的瞭望之间，生出来的一片风暴或幻像。 我看到了一种“力”，在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周围蕴聚，并向东南奔涌、冲击和挤压，让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发生“横断”、隆起、断陷、抬升、褶皱、切割、解体、变形……于是，云南高原诞生了，为世界地形图“贡献”出了一片令人惊骇、摄人心魄的地区——滇西纵谷。 那里山峦重叠，群峰耸峙，悬崖如切，犹如一个波涛汹涌的“大山的海洋”。

事实上，喜马拉雅山太高了，它站在世界之巅俯瞰世界，孕育江河，尽管这些江河蜿蜒曲折的，但它们的方向是清晰的，一步步奔向高原，流向平地，归入大海。 在我看来，云南高原就是喜马拉雅山从世界之巅走下来的一个重要“台阶”。 在这个巨大的“台阶”上，地势继续“下滑”，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一步步“下滑”到平均海拔只有1900米的昆明地区。 但是，云南高原“下滑”的步伐并没停留在昆明地区，接着又滑向另一个“台阶”——滇南一带。

可是，滇南即便是溪流江河奔向大海旅途中的又一个“台阶”，但它并不是一片平原，这里的地形依然复杂，在众多的盆地与湖泊之间，山高谷深，孤峰突起，溪河纵横，江流湍急，彼此切割出一个个封闭式的洼地和岩溶奇观，许多地表至今依残存着原始高原的“面容”，是距离昆明最近的一个“洪荒之地”。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窥到混沌初开时，地球破壳而出留下的地理印迹，给人一种原始感和幽闭感。 更显著的是，作为紧跟拉萨之后的中国不可多得的第二座高原城市——昆明，只要从这里往东南方向走，经过河口，进入越南北部，就可通达蓝色大海——南海。 全线在云南境内这一段，只有昆明到宜良一段较为平缓，其余地段都是“魔鬼”式的高山峡谷，如同一个巨大而奇异的斜坡，海拔从昆明以南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水塘一带的2026米，下降到开远的1064米，又由开远上升至芷村的1634米，穿过珠江与元江的分水岭，最后下降到西南三省海拔的最低点——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的76.4米。 由此可见，在昆明与河口之间，直线距离不到300公里，但落差已达1949.6米。 其中，从倮姑至白寨仅44公里，海拔落差竟达1242米，如同穿云破雾，滑行直下。 如果在这样的地方修建一条铁路，把铁轨从河口往昆明方向一步步推进，随着山势突变，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云雾弥漫，海拔越来越高，真是有“上天”的感觉。 那样的铁路无异于一条惊心动魄的“天梯”。 清代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在解释云南为什么被称为“滇国”时，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滇就是天”，云南犹如高天上的一个“山国”。 无独有偶，过去在这条古道上赶马帮的人也曾说过，“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

这样的“魔鬼”地形，理所当然要吸引住世人的眼光和探险者的步伐。 但多年以来，这一带似乎被忽略了。 事实上，滇南也应该是整个云南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地形中最神奇的地方之一。 这里要跨过金沙江、珠江、红河等三大水系，分布着众多的江河湖泊，比如南盘江、南溪河、元江、滇池、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等。 这里要跨越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润气候、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亚热带干湿分明的高原季风气候等三大气候带。 这里至今仍有许多无人能及或人迹罕至的地方，但这些地方恰恰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创造力，是彝族、瑶族、哈尼族、苗族、壮族、傣族、回族、拉祜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繁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打柴渔猎、纺线织布、构筑山寨、村庄和城镇，他们的神话、传说、歌谣、梦幻紧跟着他们的脚印、衣囊、背箩、刀斧、汗水和牛羊，撒满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角落。

说实话，我无比喜爱滇南一带那些矗立在南盘江、南溪河和元江（红河）两岸的一系列群山。 这一带重峦叠嶂，绵延不绝，如磨似墙，要么森严壁垒，气势磅礴； 要么苍莽深远，神秘莫测。 我一进入它们的腹地，就如同诗人隐居一样，诗意地栖息在溪水汩汩、草木葱茏的地方。 白天，山中的一切都处于魔幻之中，红色的岩石，蓝色的水潭，羞怯的小草，不慌不忙的山风，像傻瓜一样的大甲虫……无一不使我异常兴奋。 这一带人烟稀少，他们的活动至今依然还保留着“原始”色彩。

近年来，我曾在弥勒红万村参加过阿细人的祭火活动，那是一种最古老也堪称最神圣的仪式。 这样的仪式一直在滇南大地上普遍存在着，我们因此有机会走进阿细人的“远古”生活，那一幕幕场景是如此原始、古朴、粗犷，而又如此充盈着诗意和浪漫情怀。 每年农历初二，在“火神”的召唤下，无论身处何地的阿细人，都会匆匆返回家乡，从那时开始，每个人都似乎进入了一种“自然”状态。 任何有关祭火的时间、地点、事件、细节等等，都无需统一通知，也无人询问，大家都如同进入了预定的轨道，有的人拿着固定数量的钱与粮交到公房，有的准备着祭品，有的在厨房里忙碌着，有的去山上撕松毛……一切都无拘无束，井井有条，自由自在而又快快乐乐的进行着。 整个村里的节日气氛明显越来越浓了，热烈，祥和，欢乐，又带有几分肃穆，但没有一丝喧嚣和混乱。 我走在街上，常常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这里生长着一群“火神”的后裔——彝族阿细人。 他们“生于火塘边，死于火堆上”，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守火、爱火、敬火、恋火、祭火，从没有忘记，也从没有改变，火成了他们灵魂，支撑起了阿细人的思想和世界。 每当他们举行祭火圣典的时候，从早上开始，村子宛若骤然变成了一个“原初”部落，处处散发着原始气息，全村的精壮男人，既有老人，也有中青年汉子，还有许多男孩，全部集合在街上，摆开长龙宴，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豪吃痛饮。 等到进餐一结束，这些男人迅速躲进山林里的“化装棚”，他们把衣服全部脱下，要像野人一样，完全彻底的展示出自己的裸体，又要对身体进行彩绘，通常是用红、黑、黄、白等四色，在胸乳和肚脐上画圆圈，上面画两个，下面画一个。 脊背后也相应画圆圈，一般画三个，也有画四个的。 头脸、手臂与腿部，也尽量涂鸦，画上大大小小的圈圈点点。 最关键的是要给脸和生殖器加上“面具”，这项工作非常能激发每个人的艺术灵感，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有的人特别重视自己的脸，设法用棕片或麻布比较严实的包裹起来，他可以微微露出窥探世界的眼睛，而世人已无法从脸部特征认出他的真实身份。 这样一来，他就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私处完全暴露出来，甚至不作什么彩绘，只是用泥浆为全身加一层薄薄的“釉”色。 为了预防“釉”色在活动过程中因干涸或偶然因素受损而尴尬，聪明的主人常常准备一桶泥浆，随时带在身边，过一会就用泥浆涂一下私处。 更多的人，是用野草、树叶、树皮、藤蔓等等，编织成“裙服”，把下半身适度掩饰起来，当然，对于私处却要设法让它尽量张扬，要么在上边挂一个小铃铛，要么用芭蕉花的苞片把它裹起来，以显示它的力量。 也有的人为了充分展自己的雄健阳刚之美，故意用一个小葫芦把生殖器装饰得硕大无比。 小男孩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无一例外地露出稚嫩的小鸡鸡，只需在那里多加一些红色，使之更加显眼。 在这支庞大的裸体队伍里，也常常出现“非人”，他们干脆把自己装扮成某种动物，有的头插羽毛，有的装上兽角，有的披上虎豹或熊罴的外衣，简直就是一个只有在《山海经》或《西游记》里才会出现的神异动物世界。 这些裸体男人在装饰自己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动手，按照个人的想象和构思来塑造自己。 也有互相帮助，互相指点的，但他们都装作陌生人一样，故意隐瞒对方的真实身份，谁也不会戳穿那层令人难堪的“纸”。 祭火仪式开始了，几个举着木刀的裸体男子在前开路，接着就是一群裸男共同抬着一把巨型竹椅，缓缓走近祭台。 椅子上坐着的“火神”，高达三米，浑身上下赤裸着，各部位的四色和圆圈与那几个裸男的相差不多。 不同之处在于“火神”是个巨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左手拿着一把利剑，面部异常威严。 “他”的下半身尽管已经用藤条树叶装饰起来，而且是坐姿，但高挺蓬勃的生殖器依然强大惊人。 “火神”后面又是几个裸汉，敲着鼓，敲着锣，嘴里噢噢噢的大叫着。

这样的仪式一直在南盘江两岸普遍存在着，我们因此有机会走进阿细人的“远古”生活，那一幕幕场景是如此原始、古朴、粗犷，而又如此充盈着诗意和浪漫情怀。 那个时刻，我们身处早已远逝的“洪荒时代”，忽然感觉到自己回到了人类最初的生活现场，回到了最初的目光，回到了最初的习俗，人性中已缺失的天真、质朴、旷达、豁亮，一种近乎原始的激情和感动，又忽然回归到了我们的体内。

我尤其对这里的苗族同胞充满了敬仰之情。 他们并非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也并非世代居住在这些高山峡谷，他们的祖先曾是黄河文化的拓荒者，其中的伏羲和女娲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但是因为一场涿鹿大战，改变了苗族先民的历史。 在这场部落之间的大战中，炎黄联盟打败了以蚩尤为首的苗族先民。 这是一场被后世所有的苗族古歌反复吟唱的战争，因为从此以后，苗族先民开始了一场没有尽头的大迁徙。 他们渡过黄河，进入江淮流域。 但接着又先后与尧、舜、禹发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混战，迫使苗民们不得不一次次向偏远地区迁徙，直至进入蛮荒的贵州、云南地区。 据史料记载，屏边的苗族是在清朝末年，从文山迁往大围山一带，于光绪年间定居屏边。 苗族先民在大迁徙中，一路上遭受饥饿、抢劫和屠戮，记忆中留下了多少令人惊悚的细节，而只有到了屏边一带之后，他们才得以安居乐业，对这片土地唱出了他们心中的赞歌。 可以说，他们太爱这里的山水和人民了。 可以说，苗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和苦难史，他们的迁徙历程被称为人类史上“最古的长征”。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曾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

我在屏边看到了一群世界上最美艳也最丰盈的苗族妇女。 她们几乎没读过什么书，却以一种音乐般的声音，说出一连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比如伏羲、女娲、蚩尤、夸父、后羿……这一系列在华夏历史上永远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是苗族英雄的祖先，是他们让自己的后裔一代一代在中华大地上，汲取了足够的自信和力量，繁衍至今。 她们的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她们能拿出自己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记录”。

我曾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走进一个小型的苗族服饰博物馆里，看到了苗族服饰那令人惊异的“记录”功能。 我的感官最先享受到的是苗族“五色衣”的绚烂之美。 那些由青、白、红、蓝、黑等五色绣出的各种图案，让我想到了“天仙”和“梦境”。 我随着这些梦幻般的色彩和图案，慢慢进入苗族的历史深处。 我们看到了“黄河”，看到了“长江”，看到了“泰山”，看到了“洞庭湖”，看到了“黄果树瀑布”，看到了“南盘江”，看到了“古道”，看到了“山寨”，看到了“龙蛇”，看到了“鸟雀”，看到了“牛羊”，看到了“田园”，看到了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精彩世界。

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群身居大山的苗民，由于没有文字，也就没有诸如汉族的《二十四史》，没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他们却有着一部无字的“史记”，一部色彩斑斓而又厚重无比的“史书”——苗族服饰。 从古至今，他们就用绣制衣服这种方式，完整地记录下了自己的历史。 衣服上的龙蛇图案，代表苗族的祖先女娲； 鸟雀和牛羊等图腾，象征着苗族同胞是蚩尤的后裔； 那些粗粗细细的彩色线条，是苗族人在历次大迁徙中所趟过的江河和山路； 那些方形纹、云纹、水纹、波纹、菱形纹……是苗族同胞曾经拥有过的城市、村庄、平原和草地； 那一缕缕丝麻，则是苗家所经历的一次次苦难； 那一道道红色，却是苗家经历的一次次为生存而血战到底的真实记录。 毫无疑问，一套苗族妇女的衣服里竟然书写和记载了苗族五千年的迁徙史、狩猎史、生产史、爱情史、战争史和发展史，它们是那样明白无误，确凿无疑，又是那么绚丽多彩，引人入胜。 也许，世界的最初模样就是像苗族妇女的衣服一样精彩？ 人类的历史就应该像他们的历史一样记录在自己的身上？

于是，在屏边苗族的生活中有了一个展示自己艺术魅力和历史事实的伟大节日——踩花山。 在这个祭祀祖先，缅怀英雄的节日里，小姑娘们穿上那套富有象征意味的衣服——十八一枝花（即十八件套），像一朵朵“山花”一样开放在山头、山坡和村寨的大街小巷。 小伙子们则穿着黑色的衣裤，像玄鸟似的游动在“花山”之上。 他们的呼吸、目光、步态和笑脸，暗示着他们与她们在历史和精神文化上的联系，他们使高山、峡谷、山林、河滩变得浪漫和温柔起来。 小姑娘们显露出天使一般的性情和与花一样灿烂纯洁的光辉，小伙子们则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壮的体魄，爬花杆、斗牛、斗鸡、打弹弓、打陀螺……各人都有自己的玩场，各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各人都牢记自己的人生使命，各人都能看到对方真实的心灵状态。 他们之间的生活和爱情是如此和谐，如此可敬，如此美妙。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沿着南溪河和元江两岸行走，这是滇南最有诗意的地带，满眼河流纵横交错、生机勃勃，是一个火热的高原水乡。 我猜想，太阳一定是与这块古老的土地达成了某种契约，所以火热的阳光并没把这里的人、鸟、兽、鱼、虫、草、木、石头、泥土抛入到炎热之中，抛入到火的世界里。 而是把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万事万物推进到流动和闪光的河水里，推到馥郁芬芳的天地中。 太阳与水都有梦的整合力量，这些生活在阳光和河水之中的最自由的人群——彝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傣族、壮族等等，他们的身体处于温暖和湿润之中​‍‌‍​‍‌‍‌‍​‍​‍‌‍​‍‌‍​‍​‍‌‍​‍‌​‍​‍​‍‌‍​‍​‍​‍‌‍‌‍‌‍‌‍​‍‌‍​‍​​‍​‍​‍​‍​‍​‍​‍‌‍​‍‌‍​‍‌‍‌‍‌‍​。 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们进入梦想和诗歌的一种方式。 他们信奉“万物有灵”，每一树，每一朵花，每一粒石子，每一阵风，每一条河，都是神灵的手。 它们可以抚摸他们，他们也可以拉住它们的手，从它们那里获得灵感和快乐。 因此，他们的女人的衣服特别是腰带，混合着来自气候、太阳、河流、树林、花草和动物的最微妙的色彩和气息。 她们的每一套衣服，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她们在自织自染的青色土布上，绣上溪水般潺潺流淌的花边和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图案，那是她们在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中，把那些让她们感到极其美好的东西移栽到自己的衣服上，再在其中缀上五颜六色银饰和各种小小的绒花。 也许，世界的最初模样就是像她们的衣服一样精彩？ 制作这些极其华丽的形形色色的服装，其复杂程度和精心程度都是令人惊叹的。 在制作过程中，这些山地民族的妇女都能够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协调各种颜色、形象、声音和芬芳的关系，让一切能在她们心灵里像花开一样的东西，都进入她们衣服上的神奇花园。 她们感到世界就在自己身上，世界的万物滋养着她们。 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不仅标志着她们家庭的富足，而且让她们在生活中保持了适度的自尊，让她们觉得生活多么美好。 她们的梦想之路也从此被那些华丽的服装打通了。 于是，她们常常在节日里或进城赶集时，尽情地展示她们身上那些富有象征意味的衣服，她们每个人都像“花”一样飘散在山间，又从山间游走到城里的大街小巷。 与她们相映成趣的是，小伙子们则穿上黑色衣裤，上面绣着各种花卉图案，或打着线条分明的褶纹，像玄鸟似的游动在“花”丛之中。 他们的呼吸、目光、步态和笑脸，暗示着他们与她们在本质上的联系，他们使得苍莽的大山和朴素的街道变得温润和丰富起来。 小姑娘们显露出天使一般的性情和与花一样灿烂纯洁的光辉，小伙子们则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壮的体魄。 各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各人都能看到对方真实的心灵状态。 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如此和谐，如此可敬，如此美妙。

当然，滇南一带因为山水气候的缘故，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高原“天堂”，但在一百多年前却是一个让人闻之惊骇的“瘴疠之乡”。 清代临安知府贺宗章在他的《幻影谈》一书中，曾忐忑不安地写道：“蛮耗为红河流域，一名为富良江……两岸山岭重复，草木蓊翳，四季不凋，亏蔽天日，虫蛇鸟兽，卵育其中，致生烟瘴，春夏雨盛，新水发生，瘴毒尤甚，非所服习，犯之则死……时已五月中旬，烟瘴愈甚，保胜附近百里驻有法军三千名、安南军三千余名，每日瘴故者百余名。 ”在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中，瘴毒对中国官兵也露出了狰狞的笑容，贺宗章对此也作了详细记述：“是以此役值暑雨烟瘴最盛之际，所部士卒搜山坐草，艰苦异常，前、后、中三营及各散团计共阵亡、瘴故二百八十余人，余亲兵瘴故三十五名、士弁七名、轿班十一名，倒毙骡马十余匹……余昔受命进兵蛮河，自知冒险，然未敢多调贤才以自辅者，实因烟瘴之地，人皆视为畏途。 ”

阅读这样充满阴霾和魔幻之气的故事，我在恍惚之间犹如渡过了一条时间之河，看到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神秘、最恐怖的历史记忆——“蛮烟瘴雨”。

在这里，我不得不从文字学的角度，对“瘴”做一点考证和诠释，目的是看一看我们中国人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揭开烟瘴之谜的。 我发现在中国最早的一些诸如《尔雅》、《方言》、《释名》和《说文解字》等文字学典籍中，根本没有出现“瘴”字。 这个奇怪的字产生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央王朝开始把统治的目光和政治势力投向蛮荒的边疆时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当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官员涉足到了边塞地区的崇山峻岭、热带河谷之间时，才发现了那种如同幽灵般可怕的“五彩之气”。 据古代的各种典籍记载，这种“气”表面非常漂亮，在山林里弥漫成形，如烟似雾，若鸟若兽，它们一团一团的贴着地面飘散、游荡，有时也凝聚成人影，到河滩上“行走”。 它们的颜色五彩斑斓，但以红紫两色为主，绿黄两色掺杂其间，偶尔还会摇晃变幻，仿佛燃烧的火焰。 开始的时候，从内地派来的那些军队和官员不知道这种“气”究竟是何物，但一旦与之相遇，冲不出它的包围，就难逃一死的噩运。 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派他出征交趾（今越南河内一带），平叛内乱。 当马援南征得胜，班师回朝时，在南方湿热、险恶、荒蛮的行军途中，官兵们不幸遇到了“五彩之气”，大多数人出现了手足麻木、疼痛、下肢或全身水肿，没几日就病死了大半。 马援将军有幸吃了一种如同糯米粥一样的“慧茁子”，才侥幸活了下来。 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坠水中。 ”在马援将军的眼里，当飞鸟被“五彩之气”熏蒸之后，也要连连坠入水中，可见这种“气”的毒性之烈之大。 这个可怕的事件被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记入了皇家正史——《后汉书》，并由此创造了“瘴气”一词。 此后随着中央王朝开发南方边疆之地的深入，“瘴气”、“瘴毒”和“瘴疫”客观存在的事实逐渐呈现在统治者们面前，他们虽然谈“瘴”色变，甚至带有偏见和歧视地把滇黔桂粤地区视为“蛮烟瘴雨”之乡，是一去不返的“恶地”，但在制定有关边疆的政策时，却对派往“瘴区”任职的官员在职位提升和增加俸禄方面给予了诸多“照顾”，同时也把作奸犯科者流放“瘴区”，以示严厉惩戒。 与此同时，古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也纷纷对这个像谜一样的“瘴”字进行了破解。 北宋时期官修的一部韵书《广韵》，把“瘴”解释为“热病”。 同时代的《岭外代答》一书则进一步说：“瘴，瘴毒也，热病也。 ” 而五代时刘昫、张昭远等撰写的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书》，则开始揭示“瘴毒”的真相，此书写道：“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 ”清代曹树翅在《滇南杂志》中说：“山泽之气不通，夏秋积雨，败叶枯枝尘积，而毒虫出没，饮之则胀痛； 又雨后烈日当空，蒸汽郁勃，间有结成五色形者，触之多病。 ”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对“瘴”的揭示就更加具体了，他在《广东新语》中写道：“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气……每当日出，山野间有白气缕缕自下而上，须臾淼弥四布，蒙如轻尘，咫尺不辨人物。 此乃浊阴乘太阳而升，为瘴之所从出，而与风相应者，盖瘴者，风之属，气通则为风，塞则为瘴。 ”这种说法已非常接近现代人的解释了，如《辞源》、《辞海》和《汉语大字典》在对“瘴”进行注解时，都这样认为：“瘴，瘴气，旧指我国南部山林间湿热蒸发致人疾病之气。 ”

如今，现代人已从气象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昆虫学、寄生虫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中，证明瘴气毒疠产生于自然环境长期保持在原初状态的偏远地区，地理空间相对闭塞，空气流动性较小，又无任何形式的人为开发，一些本身就含有毒素的动植物，如无以计数的毒蛇、蚂蝗、蜘蛛、蜥蜴、蛤蟆、斑蝥、红娘子、颠茄、鱼藤、野葛、荨麻、断肠草、毒蘑菇、假莴苣、毒箭木、凤尾果等等，不仅在自身的生长过程中，释放毒素，而且在它们死亡腐烂之后，更流放出大量的毒液。 再加上各种矿物质的放射性元素，使得这些毒气、毒素和毒液在复杂的地理条件下，混杂于空气和水中，郁结起来，不能稀释，于是就形成了瘴源体的主要部分。 当人体与之接触后，就发热、发冷、发胀、腹痛、呕吐、痉挛和死亡。 当然，现代医学也找到了治疗这种恶性疟疾的药方。

滇南一带自古就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似乎魑魅魍魉四处游走，瘴气毒疠蕴绕山林。 许多人一入此地，就感受到了弥漫在这里的诡异气氛和从草木身上散发出来的致命的炎热气息。 因为这里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每年3月以后，气温常在摄氏30度至40度之间，山高谷深，丛林密布，淫雨连绵，土地潮湿，雾气蒸腾，是烟瘴最青睐的地方，所以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瘴气“杀人”的记录​‍‌‍​‍‌‍‌‍​‍​‍‌‍​‍‌‍​‍​‍‌‍​‍‌​‍​‍​‍‌‍​‍​‍​‍‌‍‌‍‌‍‌‍​‍‌‍​‍​​‍​‍​‍​‍​‍​‍​‍‌‍​‍‌‍​‍‌‍‌‍‌‍​。

多年以后，随着移民的增多，滇南的大部分地区已得到了开发，原先四处横行的瘴魔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滇南大地，无论在江畔、山巅、森林和幽谷，还是在路上、村寨和城镇，过去“蛮烟瘴雨”的阴影已一扫而光，原先的“瘴区”一片明朗、开阔、秀美，而且显得更加雄浑、深厚、豪放、多彩多姿。 它们像一个个古老的童话，被新时代的滇南人重新写入了一本更神奇、更迷人的大书中。

面对这些展布于滇南大地上的无限丰富的视觉图景，以及有形或无形、已知或未知的各种意义存在，我的脑海深处好像正在发生着一次“核裂变”，在瞬间获得了一种几乎不能自控的精神张力，似乎只有如此强大的内心世界才能与这片魔幻大地邂逅和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