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服刑的他们，如何一步步重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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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 业 故 事 -

三年矫正期，漫长而煎熬，多少次他感到生活毫无希望，多少次在暗夜抽泣，尝尽世态炎凉，悔恨如附骨之疽，过往的一切，像一场荒唐的梦。如果没有妻子在身边不离不弃，没有司法所的同志对他一路进行帮扶，他恐怕早已彻底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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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品尝过失去自由的滋味，才能真正明白自由的可贵，只有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才会更加渴望光明的到来。无论何时何地，在涵盖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的匆忙职场，在熙熙攘攘、行色各异的人群中，都有一个性质特殊、极其隐秘的群体，他们看似与你我无异，但是无形的束缚时时刻刻规范着这一群体的思想与言行，监察的触角深入其生活的角角落落，使其处处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更不敢忘却自己的特殊身份——社区服刑人员。

他们囿于自由与铁窗之间，徘徊在人生的悬崖边缘，内心满是焦灼与悔恨，只盼着缓刑考验期的早日结束，重新拥抱自由，修补自己支离破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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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峡口镇在册社区矫正对象王希明的档案，我们看到，他曾经的履历是何等光耀，接受过部队十余年的锻造，立功授奖无数，转业后，更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迅速跻身于单位的业务能手，从警员、副所长一路擢升至所长之职，只可惜他的身份最终定格在罪犯一栏。

王希明永远忘不了他作为一名缓刑人员到司法所报到的那一天，其时正值当月所有社区矫正人员到司法所参加集中学习，王希明在门口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工作人员清脆的声音：“请进。”

在屋内集中学习的几个矫正人员看见王希明，条件反射式迅速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叫道：“王所长好。”

这几个人，王希明自然熟悉，他们的案子，曾经都是他亲自办的，可是在那一刻，他只希望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些人，他无法开口解释，他现在已不是什么王所长，而和他们一样都是罪犯身份。

那天王希明办完入矫手续，溃逃似地离开司法所，他脸上火辣辣的，内心抽痛，宛如万箭穿胸，他家还在公安局宿舍，路上不断遇到以前的同事，他们那身熟悉的藏蓝色警服，仿佛钻出无数根钢针深深刺痛着他的眼，他垂下头，无地自容。

怎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呢？王希明回忆着，自从当了所长，品尝到一点权力的滋味，他渐渐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开始沉迷于享受、赌博，一步错，步步错，他开始拿了不该拿的，也干了不该干的，终于被扒下警服，沦为阶下之囚，幸而他罪行较轻，又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羁押半年之后，被判处非监禁刑（缓刑），接受为期三年的社区矫正。

从一个执法者变成被监管对象，从一个惯于安排指挥的管理者变成处处受到约束钳制的矫正对象，王希明最初的心态是崩溃的，他躲在家里，成天不愿出门，也不与任何人接触，对司法所的日常管理非常抵触，仿佛到处都是针对于他的白眼与嘲讽。

自从被开除公职以后，他身上旧病复发，家里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妻子在外打工，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还有法院判决的罚金待交，这笔罚金，或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时限一天天逼近，若不依法缴纳，或将被没收房产、执行收监，王希明看不到前方有任何出路，一时间精神和身体状态都落入最低谷。

直至司法所工作人员小冯和朱姐上门走访，发现他面容憔悴，身体暴瘦，问清缘由，便立即与法院执行局沟通协调，法院调查核实了实际情况后，决定暂缓执行，难题迎刃而解。

王希明以为自己只是单方面的被管理对象，没想到司法所竟会急他之所急，为他解决了这天大的难题，他开始真正认清自己的罪行，坦然接受自己新的身份，踏上改过自新之路。

从第二个月的集中学习开始，他以一个服刑人员的面貌，笑对众人，不再拘泥于自己以往的身份。他在货运码头找到一份管理库房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日子似乎渐渐回到正轨。

即使是犯下弥天大罪的人，从云端跌落，只要对生活还怀有信心，终归要爬起来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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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喜笙和她的父母，都是峡口镇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对象，她还有一个弟弟，在某监狱服刑。全家人都被判刑的例子，实属少见，细看这家人的刑事判决书，不禁令人嘘唏。

喜笙的父母与她大伯因农田界限发生争议，双方互不相让，大伯先动手，推了喜笙母亲一掌，她母亲气不过，打电话将远在南方打工的小儿子召回，次日全家齐上阵，约大伯理论，却又发展到推搡互殴，冲突中，大伯被搡倒在地，后脑磕到一块石头，眼见人不行了。他们都慌了神，不打120急救，反而伪造出大伯自己在田间摔倒的假相。大伯因抢救不及时死亡，而他们一家人，也难逃法律的严惩。喜笙的弟弟喜魁，以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喜笙因怀有身孕，与她年迈的父母一起被判处缓刑。

时值喜笙与未婚夫婚期将近，夫家虽未取消婚约，却将原定婚宴取消了，女方家中出了这样的大事，谁脸上都不光彩。她的家庭自组建之始，就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婚后，丈夫对她愈发冷淡，极少露出笑脸。喜笙自惭不已，却不敢有半分怨言，怪只怪自己当初要犯法。

她的父母，本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为人要强了一辈子，从来只争输赢，不听道理。为了田间地头一点蝇头小利，闹出了这桩人命案，毁了两个家庭，自己也在花甲、古稀之年成为缓刑罪犯，成为村里的反面典型和笑柄。喜笙的父亲经过此次事件，颇受刺激，脑袋已不太清醒，逢人便问：“我儿喜魁啥时回来呢？”旁人都不敢告诉他喜魁真实刑期，怕他会受不了。

司法所十分关注这一家人，对他们进行矫正管理之余，频频上门走访。

喜笙一见到他们，就两眼汪汪，开始诉苦。

她恨自己软弱，未能在父母与大伯争吵时阻止他们，恨自己是个法盲，沦为帮凶，眼睁睁看着大伯倒在地上变成一具冰冷的躯体，却始终未想起施救。

她可怜弟弟，他还那么年轻，就要为一时冲动的行为，在监狱度过最珍贵的十年。她埋怨丈夫待她淡漠，却耻于自己的身份，只能认命。她哀叹自己的孩子，其子何罪？却注定在未来的人生中抹不除她这个罪犯母亲所带来的背景污点。

她甚至怨恨她的父母，若不是他们争强好胜，她和弟弟又怎会变成这场悲剧的牺牲品？现实无法假设，不管她怎么自怨自艾，她也无法共情失去亲人的另外那个家庭所承受的悲伤和痛苦。

自去年以来，因受疫情影响，监所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停止一切入监探视活动。

喜笙的父亲由于过度想念儿子，整日卧床，茶饭不思，任她和母亲如何劝说都不起作用，她母亲既劝不动，索性也丢下摊子不管，拾掇了几件衣服出了门，两日没归家。那两天喜笙两头跑，既要照顾自己的老爸，还要照顾自己还未满周岁的宝宝，她丈夫知道了，只冷冷地说了句：“你们家怎么那么多事！”

小冯在实时定位系统上发现喜笙母亲的定位位置不对，迅速核查，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后，和监狱进行了联系，最快速度为喜笙一家人和她弟弟申请到一次视频探视机会。约定那天，喜笙搀扶着父亲来到司法所，通过电脑视频和喜魁见了面。父子俩边说边哭，喜笙也站在一边默默流眼泪。

所长把喜笙母亲单独叫到一边，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训诫，也对喜笙进行了教育谈话，告诉她今后有任何异常情况要立即上报。

探视结束，喜笙父亲对小冯和朱姐连说感谢，朱姐扶着他的肩膀说：“您多注意身体，为了您儿子将来回来了还有爸爸，别再糟贱自己了，把身子养好，等他回来。”喜笙父亲连连点头，开口称是，那一刻他双眼噙着泪花，皱纹布满苍老的脸颊，多么像一个朴实的老农啊，谁能想到，他曾经率领家人，取了他亲生哥哥的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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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口镇地处大山深处，辖区内五十多名矫正对象分布在三十多个社区和村庄，按规定，除了严管对象，司法所每两月都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实地查访，以掌握矫正对象最新的现实状况。

小冯和朱姐驾着一辆破旧越野车，每日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翻山越岭，也要花上十来天才能全部查访一遍。常规走访之外，偶尔也会出现突发情况，其中最常见的一项就是定位系统发出越界报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矫正人员未经准许私自外出；二是系统故障以致误报。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工作人员都要及时处理，否则便有“脱管、漏管”之嫌，尽管可以通过打视频电话和微信位置共享核实对方实时位置，但最稳妥的办法还是直接赶到对方当下所在地，见到其本人。

小冯和朱姐曾连续三天都收到关于矫正对象刘贵英的越界报警，这令他们十分疑惑，在所有矫正对象之中，刘贵英是最令他们省心的一个，虽然她所在的那个村子就靠近县界，与邻县接壤，但如果说她有未经准许私自外出的行为，他们是不肯相信的，那是不是她在做农活或者做工的时候不小心越界了呢？

刘贵英今年快满六十，所犯罪名是诈骗罪，和她犯同一罪名，一起入矫的矫正对象还有十几个，全是因为同一桩案子。

十多年前，国家曾推出一项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俗称“三万六”，只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然后一次性缴费，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每月领取养老金。这项政策主要针对下岗职工和一些无业人员，其惠民性极大激发了人们的参保热情。

但凡机会，就有人想钻空子。

当地社保局两名工作人员受人请托，私自帮几名参保人员篡改了出生年龄，如此他们就可以提前数年领取养老金。那两名工作人员当时所想无比简单，修改年龄也只是在键盘上按两下数字键而已，反正是国家的钱，让参保人员早领晚领有什么区别，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刘贵英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是亲戚，当时对方主动提出帮她这个忙，让她能够早领钱，刘贵英也未多想，听说很多人都这么操作，也就答应了。

几年后，东窗事发，那两名工作人员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入监服刑，其他参与篡改年龄的参保人员都被牵连进来，他们不仅要退还所有诈取的养老金，缴纳大笔罚金，还要根据涉案金额的大小，经历时限不等的缓刑考验期。

这是一批较为特殊的社区矫正对象，论年龄，他们都是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父母辈了；论罪行，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无罪，或觉得判罚过重，因此感到委屈，常与工作人员展开争论，让他们伤透了脑筋；论身体，大多数都年老体弱，身患各种疾病，连社区公益劳动都参加不了。

但刘贵英自第一天报到开始，她的认罪态度就极为诚恳，她没有拿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懂法作为犯事的借口，坦言当初明知可能犯法，却还是想占个便宜，存了侥幸心理。她的坦诚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刘贵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极能吃苦受累。接受矫正之前，刘贵英常年与丈夫在外省建筑工地干活，从事人工挖桩。接触过工地的人都知道，挖桩是工地上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儿，通常都是夫妻、父子组合，因为这活儿危险系数实在太高，下去挖桩孔的人，生死完全掌握在上面配合的人手里。

自入矫以后，刘贵英就不能再外出务工，她丈夫也只好换了危险性没那么高的活儿，一家人的收入降低了不少。儿子才上大学，女儿去年结婚，即将生孩子，入矫一年以来，刘贵英回到老家，种田喂猪偶尔在周边打点散工，生活的压力骤然增大，然而她性格朴实，带着一种天然而直率的乐观，从未怨天尤人。

当别人问及她未来的打算，“当然是和老公一起继续找工地干活啊，在家种田怎么供儿子上大学？”但是她还是有点忧虑，担心有了案底之后，外出找活儿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小冯和春姐这次前来，刘贵英隔老远就看见了车子，出了院子热情相迎。她识字不多，每月提交的学习笔记和思想汇报常有错字，而她家院子，总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四周，长满各式各样的花儿，春夏两季，宅院中姹紫嫣红，别有一番盎然生机。

经核实，刘贵英这几天的确不曾外出，她女儿刚刚生下孩子，正回娘家坐月子，刘贵英天天忙着照顾他们母子二人，大门都很少迈出。但她的定位为何频频显示越界，工作人员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层层筛查，终于弄清原因，误报的根源原来是移动公司在更新数据时，某员工粗心大意，将基站定位数据输入错误所致。

这可真是一个大乌龙，导致他们这几天里频频去往刘贵英家进行核实。作为意外收获，他们在办公室里插满了沿山采摘新鲜怒放的野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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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办理入矫相比，解除矫正手续更加繁琐。离解矫日期越近，王希明往司法所报到的频率越高，同时也更加地小心谨慎，曾经有过矫正对象在解矫前一天因再次违法被执行收监的例子。

三年矫正期，漫长而煎熬，多少次他感到生活毫无希望，多少次在暗夜抽泣，尝尽世态炎凉，悔恨如附骨之疽，过往的一切，像一场荒唐的梦。如果没有妻子在身边不离不弃，没有司法所的同志对他一路进行帮扶，他恐怕早已彻底沉沦。

没有告别，没有仪式，做完一套厚厚的心理测试题，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完该签的字，退出每日报平安微信群，卸载签到APP，归还定位卡……一纸解矫证明书，把自由还给了他，也是烙印和警示，在今后的人生中，时时提醒他看好前方的路。

他向工作人员再次真诚道谢，挥手说再见。小冯笑着说：“不用说再见，在这间办公室，今后我们欢迎你以朋友的身份前来，但不欢迎你再以其他身份出现，这是我们对你最真诚的祝愿。”矫正期满以后，解矫人员将接受为期三年的安置帮教，但无需再到司法所报到。

202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这为我国社区矫正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制度支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为全国数百万在册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了更加健全的法律保障，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完成矫正，重塑今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