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爆发，使得很多问题纷纷浮出水面，我们开始发现，原来恶那么真实，却隐藏得那么深。这让人开始重视批评。真正的批评不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而是指出问题的根源；不是横眉冷对居高临下，而是温柔有力地唤醒人的灵魂。

1 负面情绪与批评

被疫情困扰的一个月，焦虑在不断地蔓延，负面情绪也开始爆发：厌恶不知情的携带者把病毒传染给了别人；不满社区管理和交通限制带来的不便；埋怨总是想摘口罩的家人……愤懑表现出来就成了对相关人的痛斥和自己的强烈要求。

负面情绪的焦点是个人的缺失与渴望。人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旦总是盯着自己 ，就更会以为我的需求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我的愿望必须在第一时间得到满足。此时的发声不是批评，而是对外界没有满足自己的愤怒。再大再多的声音也都是为了个人的想法。自我为中心使得人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世界，全然不顾秩序与规则，也看不到社会最大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负面情绪是“错误的”，相反，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极其宝贵，因为只有进入过深渊的人，才知道黑暗的所在。只是，人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不该出现在“首先满足”的宝座上。但是，更大的缺失得到满足时，个人也会得到满足。这样的看见激励人从个人经历出发，去看群体乃至社会的需要。这就是批评的基础。

2 指责与批评

批评指出问题，是想让对方受益；指责指出问题，却是为了树立自己。

一种树立自己的方式是借着对学识的标榜。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写过一位副检察官，他在指控罪犯时不顾现实，只想展示自己的学识与口才，并倚靠着这种能力让被指控者受到最严厉的刑罚。他用变换的声调高谈各种犯罪理论，即使被法官认为是废话连篇，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演说中。这一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示出很多指责者的心理：不顾事实与全局，借着个人专业来一波“强行分析”，吸引赞誉甚至是崇拜。很显然，这并不是批评，而是借着对知识的推崇来粉饰对自己的推崇。

还有一种树立自己的方式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很多时候，我们控诉着别人的罪恶，言语之间充满了嫌弃与憎恶，却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同样的败坏。你说不戴口罩的人自私，可家里还有一个口罩的时候，你戴上就出门了，完全没有考虑过爱人和孩子；你说乱吃野味的人贪食，可每次去吃自助餐，你桌上都会剩下很多食物，出门还需要去买消食片。不知道人性共同的黑暗，不知道自己的苦毒，就会居高临下地训斥和教导别人。

3 批评的前提：正确的人

至此我们看到，批评的前提，是要成为一个正确的人。

正确的人心灵澄澈。这样的人多受伤痛，但得到了医治，所以不再呻吟，反而成了负伤的医治者；这样的人经历过仇恨，但得到了饶恕，所以不再是口诛笔伐，发泄怨恨，而是借着自己的经历看到了群体的需要，以祝福的心指出当下的问题。饶恕后不是“没有了敌人”，而是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罪恶，更是屈服于欲望的自己！因此，他们不会站在被批评者的对立面上抛掷石块，而是温和地让对方看到自己身上的毒瘤；同时，因着对自己的正确认识，他们明白：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批评。

正确的人认识自己，愿意担当。有一个人问一位老牧师：“牧师，看到现在的社会这么多腐败的现象，你是不是非常痛心呢？”

老牧师回答说：“我不敢说‘痛心’，因为我没有资格，我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强。上帝给我更多的恩典，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相反，在上帝的光照中，我更看到了自己的不好。这些更多的恩典， 不是为了让我自我满足和自我欣赏，而是让我分享出去，因此更多的恩典只让我感到对大家更多的亏欠。无论是谁让上帝痛心，都是我在上帝面前的责任。”

这样的责任不是过犯导致的弥补责任，而是因为爱而产生的保护与重建的责任。

4 真正的批评，是因为爱得深沉

1885年5月22日，一辆抬着棺木的灵车通过法国凯旋门，此时，四周已聚集起两百多万人。人们踮起脚尖，爬上梯子和石像，只为目送这位被称为“法兰西灵魂”的老人。第二天，法国宣布为其举行国葬。这位老人，名叫维克多·雨果。

雨果一生深爱自己的国家，只是这份爱沉重而特别。1851年，雨果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专政而被流放。流亡时，他既写《小拿破仑》《一件罪行的始末》《惩罚集》揭露并怒斥当权者的败坏行为，又写《悲惨世界》，描述社会的黑暗与下层人民的痛苦。当他得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写信给他的朋友、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巴雷特大尉，强烈谴责本国军队的暴行。1870年，雨果终于回到了法国。普法战争期间，他发表演说鼓舞人民斗志，并报名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呼吁赦免全体公社社员，四年后，当局终于颁布大赦。

在雨果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份纯粹的、火热的爱。这爱将人征服，让人完全献上自己，所以无论是大声指出社会与民族的弊病，还是勇敢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与人民，都是完全为了对方的益处。这样的爱不是一种品格或道德，显然是高于人类意志与情感的存在。说到底，可以爱，是因为爱先降服了我们。

愿这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人被爱征服，成为爱得深沉的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