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我青春的记忆

未名湖我的青春记忆

永久的纪念

这张照片拍摄于49年前，它是北京大学中文系60级文学专业三班的毕业合影。坐在第二排中间的三位系领导是系主任杨晦先生（右五），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先生（右四），班主任费振刚先生（右六）。

　　注视着这张照片，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校园正门依然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大学匾额熠熠生辉；那对守护着校门的石狮依然器宇轩昂，威风凛凛；三位系领导正当盛年，笑容满面，容光焕发。

　　60级正赶上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休养生息，政治运动较少，头三年虽然物资匮乏，但基本生活能够有保证，同学们得以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学业，有幸聆听了游国恩、吴祖湘、林庚、冯钟芸、袁行霈等著名专家学者的专业课，真是千载难逢，获益匪浅，终身受用。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杨晦主任正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当时，他同他的同学们一起冲进曹汝霖的官邸，火烧赵家楼，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与诗人冯至成立了“沉钟社”，鲁迅称之为“确实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杨晦先生是著名的革命作家、文艺理论家。得获他们的言传身教，真是如沐春风，如饮琼浆，刻骨铭心。

　　我们的费振刚老师学生时期，就参与领导编写了第一部红色书面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是具有开拓性、创新性，非常难得，十分珍贵。后来他又成为1963年版的《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排名在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之后。这套《中国文学史》成为随后几十年大学文科的主要教材之一，意义深远。费振刚老师所在的55级，群英荟萃，人才辈出，他们的刻苦钻研、开拓创新精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1963年下半年之后，风云突变，学业中断。同学们走向了工厂车间、田间农舍。程贤策和一些老师与学生同行，深入基层、深入社会。大家先后参加了南口机车车辆厂的下放劳动，红星农场的麦收，通县的四清，湖北江陵的社教，风尘仆仆，沐风栉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少学了书本知识，但是接触了实际，接触了群众，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才干。

　　转眼快要毕业，正是“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匆匆写完毕业论文，等待分配。特定历史时期，这届文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分配大多不对口，面向全国，面向基层，分到四面八方，同学之间大多失掉联系。

　　几十年之后，我们从乐黛云教授的回忆文章里，知道了程贤策先生的下落：“文革”开始之后，陆平等校领导很快被打倒，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先生也被打成“黑帮分子”，受到了残酷批斗，他不堪凌辱，“一手拿着烈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边走边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时年38岁”。我们为他的结局感到惋惜，他离开我们快5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们心里。

马驹桥归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60级同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加过两次“四清”，通县马驹桥“四清”是我们参加的第一次四清。当时“四清”才刚刚开始，处于试点阶段，扎根串联，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农村社情。从课堂走向社会，对一切都感到新鲜。

　　当年的马驹桥可不像如今高楼林立的情景，农村更是荒凉凋敝，土屋破破烂烂，冬天滴水成冰。幸好我被分到一户老大爷家同住，睡热炕，感到分外温暖。

　　照片中第一排中间的那个同学名叫崔树芳，他是调干生，具有工作经验，他们到了农村，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迅速开展工作。进村不久，他们与地方工作队员一道，将一个赌博窝子端掉了，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第三排左第二名是古典文献专业的李致忠，第三名是文学专业的高艾军，他们是北方人，与当地农村生活习惯差别不大，他们很快融入群众之中，工作有声有色。高艾军的写作水平一流，他入学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就刊登了他的文章《养牛人》。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从事对外的汉语教学工作。李致忠具有钻研精神，在第二次湖北江陵“四清”路过沙市的时候，他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流专家学者刘国钧所写的小册子《中国书的故事》，如获至宝。工作之余反复翻看，使他了解了“书史”的规律，并进行深入思考，这对他后来参加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了《中国古代图书史》等著作，他在我们这批同学中是成绩突出的一个。

　　在通县，我们努力工作，访贫问苦，调查了解干部“四不清”问题，帮助干部制定整改措施，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参加通县马驹桥农村“四清”，提高了工作能力，对我来说还有意外收获：我同一个贫农老大爷同睡一条热炕，他似乎是一个民间艺术家，在空闲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民间故事，幽默风趣，引人入胜。我认真倾听，一字一字地记下来，回到学校，我将它整理一遍，然后交给了教民间文学的老师。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丰富多彩，这奇特的经历令人难忘！

江陵社教东湖合影

这张照片拍摄于54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6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3班同学参加湖北江陵社教结束，返校途中，路过武汉，在东湖公园屈原塑像前合影。

同窗5年，有3年时间在学校读书，有两年时间，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继1964年初参加完北京郊区通县的四清之后，又参加了湖北江陵的社教，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批同学中有年长的调干生，他们是崔树芳（后排右1）许木铎（后排右4）张仲春（后排右2），他们有实际工作经验，，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迅速开展工作，为我们这些校门出身的同学作出了榜样。

湖北江陵是从前三国时代的古战场，（荆州，曾是关羽镇守的地方）。虽然是鱼米之乡，但是农村的生活仍然非常艰苦，村干部大多住砖瓦房，贫下中农的住房破破烂烂，那里处于长江边上，血吸虫病肆虐，还未能根治。在农村，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月的伙食费15元30斤粮票，全部交给贫农房东，每天能吃上大米饭，但菜只能是盐水拌青椒，没有油水，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见。

四清运动开始时，执行四清16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作风；有打击面过宽的倾向。后来执行23条，团结95%以上的群众干部，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当时农村基层确实存在四不清问题，干群关系紧张，干部队伍中混进了坏人，开展四清运动实属必须。我们工作的那个生产大队，大队长就是一个坏人，除了贪污之外，还违法乱纪，欺压群众，被他强奸的妇女就有20多人，工作队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在群众大会上将他逮捕法办，人心大快！四清运动，动员了群众，教育了干部，理顺了干群关系，为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社教运动中，我们学会了做群众工作，了解农村生活，增强了才干，这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终身有用，获益匪浅！

社教归来，返校途中，同学们汇集在武汉东湖屈原塑像前，合影留念，心中不禁浮现诗人著名的诗句：“路漫漫宜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生活历程，难道不正是在不断的上下求索中前进的吗！

梦萦故园塔影湖光

2013年我又回到母校旧地重游。时值盛夏6月末，正是大学生毕业的日子，校园充满喜庆而又欢快的气氛。从巍峨的华表下的办公楼礼堂，到浓荫覆盖的中文系别致小院，到处是喜悦的青春笑脸。虽然隔了好几十年，但他们仍然是我的师弟师妹。他们正好完成大学的学业，如同48年前的我一样，即将离开依依不捨的校园，从这里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我是1960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当然对中文系特别有感情，我驻足在中文系别致的小院，思绪万千。那里小楼的屋檐下，拉起了一条横幅：“此去经年，俊得海岳气象风骨；间关万里，梦萦故园塔影湖光。”这是母校对即将毕业的师弟师妹的叮咛祝福，但扪心自问，这何尝不是对我们老一辈大学生的叮咛祝福呢！

我毕业在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毕业分配完全由组织安排，完全出乎意料，我被分配到保密性极强的国防科研单位，专业完全不对口，困难重重。可谓是“间关万里”，我经历了艰苦的基层锻炼，然后回到机关。文科大学生在这里并非英雄无用武之地，我的一技之长也得到发挥。我起草过政策研究的文件；为党委纪委起草过工作报告；撰写过推动工作展开的经验文章；最后以“处长”“研究员”职务退休。在我的身后，一直有母校的身影，那就是像大海一样的胸襟，像山川一样的风骨，同时不能忘记那“湖光塔影”的青春岁月，就像对母亲一样捧出赤子之心。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整过人，没有搞过打砸抢，没有为“四人帮”歌功颂德。在科研生产瘫痪时，我为干部工人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感到获益匪浅。这里得说一下：列宁的理论著作，在大学时，没有时间阅读，老师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读。但老师教会了我们学习方法，这终身受益，终身有用。《国家与革命》就是在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泛滥时，自学的。歪打正着，十分成功。在科研生产恢复正常后，我全力搞好本职工作。但在业余时间，不忘老本行，辛勤耕耘，用笔名为报刊写稿，我歌颂过“公而亡私勤奋工作复员转业到我单位的八路军老战士”；表扬过“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对科研人员努力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为促进科研生产添砖加瓦；我对《红学》也很感兴趣，十分钦佩刘心武先生的研究精神，但不同意他的观点，撰写了《质疑（秦学）》的评论文章，同他争论一番，登在《中国老年报》上；。。。几十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岁月匆匆，但感到十分充实。

“此去经年，间关万里”！难道不正是说的我吗？我没有虚度时光，我从年轻的师弟师妹的身上，看到48年前的自己，他们会比我干得更好，更出色！因为背后有关心他们的母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有山川一样的铮铮傲骨，欣逢盛世，洽逢其时，伟大的时代正等着他们去建功立业！

风雨32楼

2015年5月，我再次来到北大校园，听说32楼很快就要拆除，于是我在楼前前拍下这张照片，以此作为纪念。32楼是学校早期修建的学生宿舍之一，历经半个多世纪，即将拆除，因此心中充满依依不舍之情，难忘的往事一一在眼前浮现。

1960年8月我考入北大，一进校园，先期报到的北京籍同学帮助办理入学手续，搬运行李，住进了学生宿舍。东北籍的同学李福忠老大哥看我行李单薄，冬夜不能御寒，设法帮我买到了处理的棉被，真是解人之困，雪中送炭，令人感到分外温暖。

学期开始，老师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课余他们还来到32楼，辅导学生，著名教授冯钟芸老师来到宿舍解答疑难问题，她曾经收走我的课堂笔记，将记错的地方一一改正过来，然后交到我的手里，那种教书育人的拳拳之心，令人终身难忘。教文艺理论的陆颖华，刘煊老师曾经来到宿舍和同学们坐谈，他们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像春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寒假来临，同室的同学探亲回家了，我的父亲牟泽生正在北京邮电学院干部进修班学习，大年三十，他来宿舍看我，我从学生食堂买来年饭，我们一起吃了热气腾腾的羊肉馅饺子，非常可口，我们一起渡过了温暖的除夕之夜。

文革开始之后，出于对母校的关心，我又一次来到校园，竦立在32楼前，那里正经历过一场武斗，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听说一个学生因为别人说他出身富农，失掉选举权想不开，从32楼四层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我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

数十年之后我重游母校，曾经拆除的南墙，已重新修复，校园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我曾经居住过的32楼居然存在，重新恢复了它的风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32楼曾经是中文系的办公地点，直到搬到静园（五院），32楼又重新成为学生和研究生宿舍，室内，楼道，厕所重新经过装修，宿舍楼装有空调，洗衣机，时时供应热水，学校还给配有“楼长”“保洁员”，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得到很大的改善，超过了从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最近一次去校园，正赶上32楼即将拆除，即将被新建的更好的宿舍楼所代替，让人倍感欣慰。除旧布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看来，32楼学生宿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欣然谢幕。而那些温馨的情景将永远留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