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的迷雾来看义和团——戴玄之先生的《义和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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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义和团是一个争议极大的组织。

毫不夸张的讲，义和团是当下网络风评极端“两极化”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之一。

大部分人提起义和团这个组织的时候，要么将其斥之为“愚民反智”的盗匪组织，要么将其吹捧为“爱国志士”。

持有这两种观念的网友，时常在网络上各种场合争辩不休，甚至互相攻击谩骂，线下约架。

然而大家吵的虽然凶，骂的虽然狠，但关于义和团这个组织的起源和变质的过程，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

如：义和团为什么自称“义和拳”？

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只怕网络上无论是挺义和团的网友，还是贬义和团的网友，都很少有人能够答的上来。

评价义和团的人，绝大多数都只有激烈的观点，却缺乏详实论点。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网上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大多片面而偏激，只能“碎片化”的描述义和团的某一次事件或某一个阶段的表现。

而且国外关于义和团的研究论述，因为宗教信仰和历史的原因，大多本身就难免会对义和团存有偏见。再加上他们对中国本土秘密会社并不熟悉，故而很难客观全面的对义和团这个组织，作出客观全面的论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研究中国秘密会社多年的戴玄之先生，所著的《义和团研究》，就显得格外弥足珍贵了。

在《义和团研究》中，戴玄之先生对当地官员们奏折，以及清政府所发的“上谕”，以及地方县志等可靠资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对比。

排除了宗教和历史的偏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尽量客观的还原了义和团形成的原因，以及崛起和变质的过程。

戴玄之先生在《义和团研究》中，精准的把义和团的源头，定位到了直鲁交界处的山东冠县，而起因则是屡次结案又屡次翻案，僵持不下近十年的，山东冠县的“梨园屯教案”。

这里所谓的“教案”，可不是指老师们为了方便教学写的授课方案文书。

而是指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的暴力冲突案件。

在清末时期，“教案”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词。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轰开大清的国门以后，因外国传教士的数量和地位也急剧上升。

可是在当时的群众心目中，对金发碧眼，奇服怪状的洋人本能的并无好感。

民间关于洋教士挖人心肝熬油点蜡烛探宝，取婴儿眼珠子点银子等传说盛行于世。

再加上传教士们为了吸引教徒，多有以金钱利益来诱惑收买人入教的。

因此早期传教士们的身边，多以地方地痞无赖等流氓无产者，为金钱利益假装入教者居多。

而传教士作为外来人员，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大多并不熟悉，一旦为地方无赖所蒙蔽，就再难分辨是非，只会一意维护自己的教众。

官府在处理“教案”的时候，通常都是“宁可把咱们百姓亏一亏，以了此事，而全大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当时各种无赖分子和投机者，甚至犯罪嫌疑人，为了托庇于洋教士，大量的混入教会之中。

这些无赖分子得到洋教士的庇护之后，在地方上更加胆大妄为，横行不法。

既然官府已经靠不住，人们只好自己想办法。

于是咸丰年间曾经下令督办的，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的地方乡团势力，开始成为对抗不法教民的主力。

而他们之所以自称“义和拳”，则是因为“义勇须禀三气，一正气，二义气，三和气”。

义和团的起因并不是出于“扶清”，也不是想“灭洋”，他们只是一群因为不肯改变自己的信仰，而被不法教民欺负的无法可施的良民百姓而已。

戴玄之先生在《义和团研究》中，最大限度的还原了义和团成型时期的真实情况，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揭示了洋教士们权力过大，在人生地不熟的中国被不法分子利用的现象。

洋教士们大多既不像很多义和团的拥趸者们说的那么卑劣不堪，也不像义和团的反对者们所说的那么神圣伟大。

他们本不该有那么大的特权，清政府的官员们更不该对他们那么放纵。

义和团“排洋”的主因，也不是为了“国家大义”，本身就是出于对自己宗教信仰的维护。

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十分稳定的国家，儒释道三教互相之间争端极少，而且它们都不与祖宗崇拜相冲突。

而天主教最让国人无法接受的，就是与祖宗崇拜相冲突。

因为天主教是“一神教”，在“除我以外别无他神”的教义之下，传教的同时，也必定会打击到本土宗教。

“梨园屯教案”中，就是因为教民们要拆毁本地的玉皇庙改建教堂，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双方一方要拆，一方要保，互相争执不下，互相仇视攻击竟而长达近十年。

地方官员屡次判决，屡次翻案，最后竟而被逼无奈到自掏腰包，另买土地建玉皇庙来解决“教案”。

但结果双方仍是不满，矛盾依然激化成了一场流血冲突。

义和团对于洋人的仇视，起点是宗教信仰问题。

他们仇视的只有洋人和教民，并没有侵犯滋扰良民的记载。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地方官员惧怕洋人，他们在与教民对抗中大多处于劣势，也没有余力滋扰良民。

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乃至变质，则跟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残杀“维新派”人士，清庭朝政中枢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控制。

然而各国列强却绝大多数偏袒支持光绪帝，维新党成员更是受到外国的庇护。

慈禧太后与洋人的矛盾激化，起心借助民间势力对抗洋人，遂于1898年11月5日谕令近畿直隶、山东、山西、奉天四省兴办团练，义和团自此成为官方承认的合法团体，声势急剧壮大。

但也正是从1898年开始，义和团被白莲教，八卦教等邪教渗透，更糟糕的是义和团组织结构极为松散，没有统一的领导，任何人只要头包红布或黄布就可以自称为“团民”。

此时的义和团成分复杂至极，直是五花八门，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而且义和团的目的也从最初的“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升级为“保清灭洋”。

由于人员成分复杂化，义和团的行为也升级为虐杀洋人和教民，并放火烧人房屋。

甚至列出如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者为“三毛子”，其余还有“四毛子”“五毛子”一直到“十毛子”。

凡冠以“毛子”之名者，皆必杀无赦。

平民百姓被诬为“毛子”而被杀者不计其数，而且当时的义和团杀人手段之残忍刻毒令人发指；包括活埋，活烹，肢解，烧磨等。

对女性“毛子”手段更是残忍变态，不堪入目！

慈禧太后因想借助义和团对抗洋人，对义和团在地方上的不法情事基本持纵容态度。

以至于义和团运动中杀的洋人极少，罹难者竟然绝大多数为中国百姓。

而慈禧太后仇恨洋人的原因，实是慈禧欲废光绪帝，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而列强出于自身利益，除俄国外皆不同意。

端王载漪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溥儁能够登基为帝，更是不惜伪造洋人照会，称洋人欲施加压力强逼慈禧还政于光绪帝，不许慈禧再干涉朝政。

慈禧为保自己的权力，置国家存亡，百姓生死于不顾，向十一国下宣战诏书，丧心病狂至此，可叹今日网络上竟有人为慈禧张目，称慈禧宣战十一国是“有血性”！

此种言论连“观点”都不能算，只是以自己的无知冒犯大众的三观！

义和团运动从最初的“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淳朴到连外出活动时的口粮花费都由自己准备。

然而发展壮大以后，竟然成为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残杀同胞，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的残忍暴徒。

这种令人瞠目的转变，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纵容和引导脱不开关系。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被权力和欲望所蒙蔽，利欲熏心之下不但自己丧心病狂，他们的私心还直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不健康发展，以至于义和团在盲目排外的极端情绪中，逐步酿成大祸。

戴玄之先生在《义和团研究》一书中说道：无论为官团、私团，慈禧等都视如神明，宠若骄子。与其说义和团是时代的产婴，不如说是中国数千年神权传统思想的麟儿。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便是宗教信仰的争端，而慈禧太后和顽固派之所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对抗洋人，绝非如影视剧中所言的拿他们当“炮灰”。而是对他们的“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真的存有希望，最少是持半信半疑的状态！

因为慈禧太后本人长期独自深居，对世界的了解全靠外人转达消息，她对世界的发展了解其实十分有限。

而且慈禧太后本人也并未受过系统性的传统教育，她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连正常的书写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更何况慈禧太后本就极为迷信神佛，喜听人称其为“老佛爷”，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然而慈禧太后更加丑陋无耻的是，宣战十一国之后，“八国联军”刚到北京城下时，她就急不可耐的逃窜出京了，而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因与列强的和约未订，她竟然吓的数次延缓回京日期，贪生怕死和对列强的恐惧可见一斑！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与其说是民众的愚昧无知，倒不如说是当时清庭朝政中枢集体丧心病狂和愚蠢自大。

正视历史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即使不能获得智慧，至少也能使自己免于无知。

总之，义和团的起源和发展极为复杂，绝非“伟大”或“可耻”就能简单概括的，其精神固有可嘉之处，但却也有值得警惕和批判的地方。

这中间的差别需要用我们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绝不可让别人牵动着我们的情绪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