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赵氏孤儿》，主要改编自元代杂剧、戏曲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还借鉴了《列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以及明代徐元的《八义记》、《曲录》中的故事素材。

《赵氏孤儿》的故事原型最早出现于《左转》，在《史记》中也有较为丰富的描述，后经过京剧、秦腔、梆子、豫剧、昆曲、越剧等各类地方戏曲的不断改编完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日趋丰满。

这部作品成功的塑造出中国古代典型的义士形象和惊心动魄又感人至深的悲剧故事情节，这令其与《桃花扇》、《窦娥冤》、《长生殿》并列为我国古典戏剧四大悲剧。

《赵氏孤儿》还是第一部被引进法国戏剧舞台的作品，而到了现代，其故事内核也受到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台剧等表现形式的青睐。

京剧《赵氏孤儿》

虽未体现人性复杂，但主题明确

《赵氏孤儿》在1959年，由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复排，联合了谭富英、张君秋、裘盛荣等京剧名家，演出非常轰动，从此也使得《赵氏孤儿》成为了马派的代表作之一。

《赵氏孤儿》京剧剧照

这个故事讲的是，晋国的无道昏君——晋灵公，多次令屠岸贾刺杀忠心进谏的赵盾未遂，后被“赵穿攻灵公于桃园”。

晋灵公去世之后，赵氏辅佐晋成公继位，而后赵家地位稳固，晋国也日益兴盛。

但是，赵氏家族犯了一个好人常犯的错误——因一时心善而没有除掉屠岸贾。

相安无事数年之后，与晋灵公同样昏聩的晋景公继位了。

屠岸贾趁机屡进谗言，终于成功激怒晋灵公，将赵氏满门300余口全部诛杀。

只有庄姬刚刚生下的一名男婴，勉强逃过一劫，但是屠岸贾已经知道讯息，所以满城搜捕这个婴儿，想要斩草除根。

于是，赵朔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个舍弃了自己的性命，一个舍弃了自己婴孩和一生的名誉，救了赵氏唯一的根苗——赵武，而赵武也成功的被不知真相的屠岸贾收养为义子。

马连良先生改编的这版《赵氏孤儿》，因为有诸多名家的参与，促成了精彩的群像戏，其故事情节丰满，戏剧冲突强烈，作为大师晚年最后一部完整的改编作品，可谓强强联手，众星捧月，精彩非常。

马连良饰程婴

京剧的特点之一就是程式化，往往人物一出场，就能一眼辨忠奸，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京剧过于“脸谱化”。

俗话说“人心难测，海水难量”，人性当然是复杂的。

但是，京剧的表演方式和艺术特色，决定了它必须忽略支线矛盾和过于复杂的人物情感，只着重去刻画人物重点的核心特质。

京剧表演，重点在于唱、念、做、打等精湛优美的艺术展现，当然也要兼顾情结的丰富合理。

然而一出戏的完整表演大多是两三个小时，如果将大量篇幅放在展现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上，反而无法表达中心，观众也会看得一头雾水。

《搜孤救孤》

只有做出选择，着力去表现重点人物的重点特质，才能做到既有清晰完整的故事脉络，又有精彩唱段和艺术魅力。

所以，所谓的脸谱化和剧情简单，并不是京剧的缺点，而“复杂性”也从来都不是京剧艺术需要追求的方向。

电影是对原作品重新解构的再次创作

电影的表现形式，善于从不同维度，展现不同人物性格的复杂情感与矛盾心理，所以电影注定是大众艺术。

因为总有一个人物，总有一处细节，可以将你打动，或者引你思考。

2010年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就是典型的对原作主题进行解构后的再次创作。

不同于以往的相关作品，陈导的这部作品没有着重强调“忠义”和“复仇”，而是选择站在新的视角，更加深刻的展现了人性和情感的多样化与复杂性，并将主题定为“牺牲”。

在京剧版的《赵氏孤儿》中，“托孤复仇”是每个人物统一且坚定的选择，不曾有丝毫动摇。

庄姬

而在电影版的开篇，庄姬临死之前的遗愿是：

让孩子做个普通人，千万不要想着复仇。

这使得庄姬这个仅有几句台词的配角人物，瞬间拥有丰富的母性光辉和悲剧属性。

一边是无妄之灾血海深仇，一边是骨肉的一生平安。

在重压与危急的时刻，庄姬做出了更人性化的选择：

她选择遵从内心作为一个普通母亲的对孩子简单质朴的期待。

但是，此时这个简单的心愿已经是一种奢求，悲剧意味就更加浓厚。

电影《赵氏孤儿》

影片除了表现了程婴作为一个小人物内心的忠义之气外，还着力刻化了他在后期对于“复仇”的偏执。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

“想要战胜恶魔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恶魔。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亲眼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被杀戮的程婴，在一无所有的后半生，似乎纯粹是为了复仇而活，而暂时对仇恨一无所知的遗孤赵武也几乎成为了他的复仇工具。

赵武虽然替代程勃获得了活着的权利，但是却失去了一切生而为人的快乐。

与京剧中赵武果断的复仇相比，电影的处理也复杂得多。

赵武得知真相之后，并没有向程婴期盼的那样快意恩仇，举剑复仇，而是陷入了久久的迷茫和痛苦的挣扎。

得知真相之后，在“义子”赵武被困性命攸关之时，只因一声呼唤，屠岸贾仍旧本能的回身营救，所以，最终赵武也放弃了复仇。

电影《赵氏孤儿》

上一代的恩怨情仇，以程婴和屠岸贾的同归于尽画上了句号。

虽然电影的再创作会偏离原著的情感主题，但是通过新的解构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新主题，引领观众突破姓氏与血缘的历史限制，从新的角度思考了爱恨情仇的复杂成因。

这也是影视剧的时代属性。

“义”是古今中外戏剧舞台的永恒主题

与《赵氏孤儿》成熟期的“多人一境”不同，在京剧演绎初期，是以《八义图》的故事脉络进行的，用“一人一境”的形式，独立展现不同情境下，义士群体的道德精神和高尚情操。

八位义士中，有为救赵盾金殿打死藏獒的武士，有忠心不二威武不屈的侍女卜凤，有为了保忠臣触槐而死的刺客鉏麑，有放走程婴后为保密而自杀的禁卫军首领韩厥......不同身份的八个义士做了相同的选择——舍身取义，重诺轻生。

“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

有一句来自孟子的名言我们都听过：

“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伏尔泰

18世纪30年代左右，《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有法、英、德、奥等译本出现。

当《俄狄浦斯王》、《查伊尔》的作者，法国文学家伏尔泰看到《赵氏孤儿》的译本之后，创作灵感被触发，他将其改编为全新的剧目《中国孤儿》。

1755年，《中国孤儿》在枫丹白露宫上演，这部悲剧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也将刚刚在欧洲流行的“中国热”推向高潮。

《中国孤儿》的创作体现了伏尔泰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向往，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体现和印证了他自己的启蒙思想的美好和正确。

伏尔泰在书中写到：

“最有趣的故事，如果不描绘风俗，也是等于零的；而这种风俗的描绘，虽是艺术的最大秘诀之一，如果不引起人们的道德感，也还只是一种无谓的消遣。”

所以，他将故事背景改为宋末元初，也就是《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发生的年代。

这一设置的改编非常关键，伏尔泰认为，宋朝代表成熟的人类文明，而元朝代表比较野蛮的文化。于是，故事的爱恨情仇在文明与愚昧、正义与偏执、理性与野蛮等等更为激烈的冲突中拉开帷幕。

《赵氏孤儿》魏绛

其实，“复仇”与“道义”的抉择，包含着人性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古今中外各种题材的剧作家，自然都非常偏爱此类故事。

人性的光辉与不堪，会在这种大冲突中被压缩或放大，从而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情感与思想冲击，令观众不由自主的沉浸其中。

而千百年来，《赵氏孤儿》一直被人们乐此不疲的改编展演，除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还因于惨案之下的千古忠义。

中华文化中的“义”，便如同魏绛对程婴的唱词：“好比苍松翠柏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