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胶》：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一个“雪崩式”中国家庭悲剧

1966年，文学评论家陈世骧先生给金庸先生写信，用“有情皆孽，无人不冤”评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中评价最高、最为独特的一部，金庸先生在“释名”中解释：“天龙八部”出自佛经，指八种各有其特个性和神通的神道怪物，小说虽与神道精怪无关，却是借用这个佛教名词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

朗朗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呱呱坠地来到世间，每个人都背负罪孽，每个人都不冤枉——这个“判词”过于冰冷暗黑，让人胆战心惊。最近重看滕华涛导演、六六编剧的《双面胶》，心里却不由自主冒出“有情皆孽，无人不冤”这八个字，仿佛被扼住喉咙。

《双面胶》是作家六六第一部被搬上小荧幕的小说。

虽然在六六的“影视履历表”里，《双面胶》的热度不如《蜗居》和《王贵与安娜》，但在被滕华涛拍成电视剧前，它已经火爆网络，话剧版也天天满场——在当时文学市场充斥着韩式浪漫、日式纯爱、欧美悬疑的风气下，它却以本土姿态火“出圈”，滕华涛导演偶然一瞥大为震惊，慧眼识珠将它拍成电视剧。

火有火的道理，火是一种偶然掩盖的必然。小说《双面胶》在网络上影响极大，剧集《双面胶》亦在万千观众心里扔下一颗惊雷：播出后反响热烈，婆媳关系、医患矛盾、家庭伦理、现代人压力......话题讨论度蹭蹭上涨，被无数观众奉为“经典婚姻教科书”。

看过《双面胶》的人普遍反映气短肝疼，已婚已育、正当儿媳的女性尤甚。六六幽默犀利的吐槽式金句，把“中国式婆媳关系”往最狠、最痛快了写，继《新时代结婚》之后，把“凤凰男”在全社会妖魔化印象的道路上猛推了一记。

《双面胶》其实应该叫做《上海两家人》，一个娇生惯养的上海女孩嫁给大男子观念深重的东北小伙，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外地媳妇嫁入偏宠小儿子的上海家庭，都是有悖于传统观念里“门当户对”的婚姻结合。

六六惯用密集的痛点，短短22集里，两家人轮番遭虐。但“低就式”婚姻越过越差，最终走向万劫不复、破镜难圆；而“高攀式”婚姻虽磨难重重，但家人关系却反而得以缓和修补，最终呈现向好景象。

一主一辅两条线穿插并行，最终汇入同一个主题：婚姻生活里，幸福的家庭大体都有忍和让的相似，不幸的家庭也各有冲与撞的不同。而无论冲撞还是忍让，都避不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命运苦难，在命运的戏谑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何人作孽？何人无辜？

深想这个问题，会发现，阶级关系和婆媳关系自古最为难解，当这“两大难”随着婚恋自由的开放越来越水乳交融，像一片无边沼泽，越挣扎陷得越深，满身泥泞，忘了自己本来的面貌——没有绝对强势者和绝对弱势者，没有政治正确和意识错误，这是道难解的社会问题，人人背负着罪孽寻求救赎。

《双面胶》一开头，冰消雪融，雪白粉嫩的上海囡囡胡丽娟是爱笑的，笑起来连粉红的牙龈都看得到。

公婆从东北大老远跑来投奔儿子，丽娟心情骤然转阴——这个楔子引出一个错嫁“凤凰男”的悲剧，虽然在六六插科打诨、伶俐诙谐的语言风格下，《双面胶》呈现出的是比较轻松活泼的观感，这种观感一方面为灰冷的残酷现实添了一抹亮色，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残酷感放得更大——以乐景写哀情，更见其哀。

《双面胶》时间跨度仅仅为一年多，但这个地球一公转、草木一枯荣的短短时间里，丽娟的家庭却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变化：公婆来了，矛盾产生→初胎流产，夫妻生隙→非法集资，搭进娘家→公公绝症，家底重创→再度怀孕，曙光乍现→集资被骗，山穷水尽→孩子出生，勉强维稳→保姆入家，再起矛盾→婆媳激化，无可挽回——这一年，灾难集中爆发如同“雪崩”，摧毁了所有人间美好。

看完这部沉闷压抑的现实题材剧作，观众很难不义愤填膺，恨不得替天行道、手刃“凤凰男”亚平和恶婆婆。《双面胶》播出之时，女权思想正在向社会大众普及渗透，故它一播出就引起剧烈反响，舆论上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婆婆 = 施害者，讨厌恶毒；媳妇 = 受害者，无辜可怜。

这种“正确”，随着国内女性地位不断上升、女权思想不断发展得以巩固加深。在《双面胶》的影响下，“孔雀女”和“凤凰男”的阶级歧视、东北和上海的地域歧视、北方和南方的地缘歧视，深入人心，俨然成了女性婚恋“避雷指南”。

但事实上，“政治正确”深入人心，但悲剧还是不断发生。不扩展到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的深层主题，我们只就《双面胶》来论事，里面没有绝对“光伟正”，按最近流行的“雪花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双面胶》里的“雪崩”悲剧，围绕丽娟家的每个角色都是一片“雪花”。

丽娟和亚平的结合是因为爱情，从小被捧在手心长大的丽娟不屑多事婆妈的上海男人，和东北来上海求学的亚平陷入热恋，不顾父母反对，执意嫁给亚平这个无钱无势的“下等货色（丽娟妈语）”。

丽娟任性而莽撞，除了爱情冲昏头脑，更深层的原因是瞧不起、想摆脱自己的小市民家庭——势力、纷杂、嘴脏，街头巷尾，蜚短流长——原生家庭是丽娟的疮疤，她竭力去摆脱，但当婚姻生活被接二连三的变故打乱，丽娟蓦然发现原生家庭的烙印在她身上一一显现。

丽娟用怀孕逼家里同意她和亚平结婚，还给了他们十三万付婚房首付，而亚平家里只出了两万。为了安抚父母，亚平还时时提及这两万对他们安家置业多么重要——这在丽娟心里是一个结，她常用这件事调笑亚平，和《万箭穿心》里悲情的李宝莉一样，丽娟心不坏却总爱恶语伤人，对老公和婆婆从不给面儿，语带讽刺揶揄，她心底根本看不起老公。

亚平一开始也是“爱妻号”丈夫，端茶送水，嘘寒问暖，分担家务，宠着娇嗲任性的妻。但在和丽娟的婚恋里，亚平始终是被动避责方，他跟着丽娟的主见走，乐于过被领导的小日子。

亚平父母的到来，传统浓重的大男子观念动摇了亚平的被动，父母要求他拿出男子尊严、摆正家庭地位，面对父母特别是母亲和丽娟之间的“夺权之战”，亚平还是被动，变成被“孝”和“情”来回拉扯的墙头草。

都市家庭剧诞生的初期是迎合收视主力——女性观众的，所以，多数情况下，男性是作为当代都市家庭剧隐性叙事视角存在的，他们存在的价值是使矛盾产生并顺利发展，婆媳斗得轰轰烈烈，而丈夫却被动旁观无作为——亚平、亚平爸爸和丽娟爸爸都是这样的设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激起广大女性观众的不满谴责。

另一对不兼容的矛盾体——丽娟妈妈和亚平妈妈，代表了完全两个世界的女性。

她们其实有共同点：作为母亲的角色，她们都护犊子，丽娟妈妈偏心丽娟，亚平妈妈偏心女儿冠华；作为婆婆角色，她们心里也都把儿媳当外人。《双面胶》聚焦丽娟和亚平妈的婆媳矛盾，并未过多描述丽娟妈和儿媳妇的状态，但从只言片语里，亦能感觉到丽娟妈对儿媳的排外。

很多观众认为亚平妈就是天生坏人，恶毒，心机重，教唆儿子，是毁了丽娟亚平婚姻的元凶。亚平妈确实是典型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帮凶”，女人为难女人的代表。她身上有被控数最多的婆婆之罪：偏心儿子，纵容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儿媳隐私，对女儿和儿媳严重“双标”。

但另一面，她勤快，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连儿媳的内衣裤都给洗；她省俭，怕弄坏了儿子家的好沙发，特意搭上毛巾被，被丽娟嫌弃难看，又熬夜缝了迎合儿媳审美的沙发套......这些北方传统观念里的妇女美德，到了上海这个现代前沿的大都市里，统统变成了过错。

但这些“过错”是否代表了个人品质的好坏？不同代际、不同生活环境和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生活观念差异，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于道德问题加以批判。

这些“雪花”，被世间情绑在一起。

丽娟对亚平的爱情，父母对子女的亲情，由情生忧生怖，情互相纠缠，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人间有了种种罪孽。

为了促成这场“雪崩”，六六“空降”了接连灾难，把小家矛盾上升到社会矛盾，让丽娟家的小打小闹演变成了人性考验。如果没有接踵而来的打击，丽娟和亚平的婚姻会像大多数人一样，烦琐而庸常，床头打架床尾和，绝不至于闹到信任全无、剑拔弩张。疾病、无良医生、高额医疗费、卷款逃跑的厂长——雪上加霜再加霜，试问多少家庭经得起这样的严酷？

小说里，亚平在积怨已久的爆发中，丧失理智打死了丽娟；电视剧里，导演出于不忍，才用了一个“光明”结尾——丽娟和亚平分居，得知婆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带着儿子到婆婆病榻前，了却老人心愿，生死和亲情化解一切婆媳恩怨。

对于结局改动，观众褒贬不一。有人觉得改得好，给人性留有余地，留有曙光和希望；有人觉得是败笔，应该尊重小说对人性黑暗的揭露，不应该改成温情式结局。前者倾向于罪孽得以救赎，后者倾向于罪孽不可超度。

柴静在《看见》里写道：“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而另一条线——丽娟的同事、上海外来媳妇蔡姐，虽然家里也连续遭遇打击，但她和丈夫、夫家的转变是明显的。蔡姐从不忿转为温和，婆婆从偏心转为体谅，丈夫从懦弱转为担当，小叔子从自私转为相助.....和丽娟一家相反，蔡姐一家经过了多年的磨合，矛盾得以循序释放，面对磨难，家人反而由“相杀”转为相守相爱。

丽娟一家的悲剧在于，夫妻还没磨合出信任理解，婆媳之道还未摸索出来，命运的灾难就排山倒海而来，每个人都自恃为受害者，钻进怨恨的牛角尖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互相揣度。

六六借蔡姐之口对丽娟说，男人就是 “双面胶”，把婆婆和媳妇两个原本不搭界的人粘连在一起。但其实，谁选择了不对等婚姻？谁该为婚姻之过买单？恐怕这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才是那个甩不掉的“双面胶”。

对于这个“雪崩式”的悲剧，如果把它当不婚不育宣传片或者媳妇智斗婆婆爽文看，而不思考它的现实意义，则会将家庭、婚姻、婆媳关系演变成充满硝烟的“战场”，导演“温情式”的结尾虽未能让所有观众满意，但起码给我们一种与这个世界和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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