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乡纪事｜杨源水：带着“迟梦”进县城 (纪实散文/上篇)

引子：一位老报人的昨天，为追逐梦想，几番风狂雨骤磨砺，踏着荆棘前行，迎着艰难拼搏，终于拥抱了本该属于他的彩虹。

带着“迟梦”进县城

(纪实散文/上篇)

作者：杨源水

1985年的8月16日，是我通过参加考试、接受考核被聘为国家干部后，带着“迟圆”梦想进县城（文化局）上班的日子。放下自己在“文革”前就已萌动的“混事‘早梦’”的不说，单就1975年擦肩而过、错失上大学的良机、本可实现的“脱产‘实梦’”而言，整整“迟到”了10个周年！

在那个“青春年华”的10年中，我在名为“文化站长”，实为“勤杂工”的岗位上苦苦挣扎。除接听电话、记“”代电（电话通知）”、下乡送通知、布置会场、服务各种“碰头会”的“公务”外，还要从事为主要领导打水、打扫卫生之类的“私务”。

10年中，我一直处于“服从”的状态之中，领导的话就是“圣旨”。再不对的指令，也是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辩解的资格。长此以久，使自已形成了缺乏自信、缺少主见、迷失自我的“心灵失真”性格。

10年中，我因“临时工”的身份，被势力小人看得低人一等。有的人，因我影响了他将办公用品据为已有的的图谋，便会在新来领导的面前说我的坏话。有的人，因为我没满足他自以为是的虚荣心，便会寻机旁敲侧击对我进行指责。甚至，连包括社直部门（供销社）才接班不多日子的大头孩子，也以“正式工”自据学着当官的口气，有意在我的姓氏前面，重重地加上一个“小”字。

10年中，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用自知有限掌握的方框字，苦思冥想地拼凑所谓的“诗句”和构思所谓的“小说”。而更多的时候则是，暗暗祈祷神灵保佑，让我尽早尽早摆脱“临时工”的境地、成就跳出农门、可自主驾驭个人命运的“梦想”。

其实，出门“混事”（当地人对外出工作的俗称），是我在“文革”前上小学时就朦胧着的梦想。当时，本族中的一个哥哥被保送到县里组织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后，全村人都对这位预备役“国家干部”，投以敬仰的目光。加之，因为我的父亲担任过很长时间的村支书，在家中能时常见到公社“脱产干部”受人敬重的缘故，“官本位”的思想，在我的脑海里就有些“根深蒂固”了。

当走过场的两年制高中面临结束时，看到村里年满18周岁的男青年就得轮班上河。并听上过河的人们说，凡是没有力气的人上河就得受气。早春、深秋时节出工时，体格弱的河工除了早晨得给同一个窝棚的工友端尿盆、倒尿桶之外，一日三餐还得为一个工班的人们打水、打饭。想到自己瘦弱、无力又不得不面对的河工年龄，跳出农门、逃避上河的本能意识，使实现“外出混事”的梦想变得愈加强烈了。

好在赶上填补了村民办教师空缺，接着又因推荐上大学意外受挫、引起公社主要领导关注，被选拔到公社担任了“民办公助”的文化站长。才使本来应该、而又可怕的“出河工”得以“缓刑”。这也正是我之所以能在公社忍辱负重、坚持1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县城之后的前6年，我在单位领导争斗、需要选边的“中间游泳”中过得很不舒心。正副职之间矛盾重重，基本上没有商量着一块干点实事的意识。从而使我本想以正式干部身份干一番事业的设想，被无情的人际（工作）环境化为了泡影。唯一可圈点的就是脱产、带资上了两年党校、为一个下属单位的好几十名不识字的职工充当文书，代写申请（自传）、填报了职称资料，并使之全部获得了相应的职称。同时还为困难时期被精减下放的几十位老职工，补办了享受定期补助的手续。当时我真想不通，在四个下属单位负责人当中，为什么会有三个不爱听局长的召呼，一个听召呼的，却在本单位又拿不起来。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单位无休止争斗中，耗费接近“不惑”的时光，远不如依照“人挪活”的古训挣脱出去，干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在好友们的关照下，我有幸参加了新闻工作人员的选拔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得以录取。在以“黑墨落到白纸上”的公平竞争中，我以：为自己“减支十岁”的“忘年（岁）”精神，开始了弥补十多年虚渡光阴的“追梦”征程。

盛夏，我在当年与老酒厂排污“超级蚊坛”（沲塘）一墙之隔、租住的土屋里拼命写稿。为防困倦，先是强制性为自己的胃肠内灌满发苦的茶水；为防蚊咬，我脚踩着用“敌敌畏”原液浸透的报纸驱赶“前赴后继”的敢死队员。后来，连自己都熏得喘不上气时，又采用塑料口袋将双脚装起来、穿厚布衣裤防咬坚持连续作战。

严冬，我在每天控制在6小块蜂窝煤总量、做完饭赶紧关闭、并为三间屋“供暖”屋子里穿着厚棉衣夜战。为避免开门带进冷风，每晚我都要提前为自己备好便桶，不管当晚可见工作成效的高低，反正得将强行为自己灌下的两暖茶苦水再排泄出来。(待续)

(来稿：秋实文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