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林：玄现的通知书 (纪实散文)

引子：48年以前的事，为何让人刻骨铭心.......如果当时是你，又当如何？

玄的通知书

(纪实散文)

作者：张之林

人生经历的事，大多都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但有的却又让人终生难忘，想起来就感慨万千、唏嘘不已，甚而后怕。

那是1973年秋天，全国农村还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

鲁西北平原，马颊河两岸，那大片大片的苍绿是快要成熟的“棒子”。在乐陵地界乐惠公路东侧，有一个傍马颊河南岸的村庄。村周围的棒子地里，不时地游动着三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一会儿在棒子地之间一庹多宽的小路上时隐时现，一会儿又淹没在茂密的棒子林里没了踪影，过了一个时辰，他们又会从另一块棒子林里突然钻了出来。他们行动近似诡秘，没有规律，在庄稼地里随机游游荡荡。他们在干什么？是些什么人？

只有当村的人清楚：他们是村里生产大队部的“眼睛”——是从各生产小队抽调的专门看守庄稼的年轻人。

当时是饥肠辘辘的年代，偷庄稼不是新鲜事，因而需要看守。

.那三个年轻人当中就有我。另两个人名叫轮儿、狗儿。

这是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三年。

1970年底，我于乐陵一中高中毕业，斯时全国竟无高考，全部哪里来哪里去，所以我就回到老家“修理地球”。直至1973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才恢复高考，也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唯一有高考的一年。其中要经过“群众推荐、组织批准、个人报名、参加考试”四道关。其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考试关。考试要经过两次：首先在公社里考，过关后再到县里考。我过了前三关，第四关---考完后就只剩下回家等待了。

世界上最漫长的是等待，尤其是有急切盼望的等待。在等待半月后，就已陆续打听到有同考者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而后将近一个月了，我尚迟迟未接到通知。由此，我的心开始打扑咚鼓，希望的火焰慢慢慢慢地熄灭。遇到有人问我考学情况怎么样了，我就自我解嘲地编了句歇后语回答：“芒种的麦子”，听者有的不解其义,我只好再无奈地挑明：“黄啦”。对于我的情况，多数乡里乡亲表示同情与安慰。但也不乏个别同龄人，特别是那个公社干部安排在我村暂且落户的泼辣的女儿任某英用顺口溜半开玩笑地当面开涮：“念书念了12年，知不道你爹化了多少钱，考了个独轮驾驶员，你爹心寒不心寒？”；在农村这个既存在着纯朴、憨厚又同时存在着野蛮与赤裸的地方，还就有以往别人伤口上撒盐为快事的人毫不掩饰地直冲过来：“我寻思你是灵芝草来，闹了半天是牦牛墩子（一种野草）”、“鸡窝里还能孵出凤凰来吗”……所有这些都无情地震动着我的耳膜，击打着我的心灵。我，默默地忍受着，顶多在黝黑的脸庞上嘴一咧一咧地作出一种“笑”的姿态回应。细心的人一定会观察到，那笑的样子一定十分的难看，比哭还难看。那感受就像不小心掉进满是屎水的粪坑里，受也得受，不受也得受，无可奈何。

和轮儿、狗儿看守庄稼就是在这期间的事儿。

当时是9月初。7日下午，在一块离村较近的棒子地里，叫轮儿的伙伴提议说：咱们上村里‘书房儿’（小学校）去玩儿会儿怎么样？提议虽违规，但对于年轻人来说，玩儿的事很容易统一，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学校，坐在了一个老师的办公室里唠嗑。因为我村是解放前共产党的老“七区”驻地，所以建国不久有幸成立了“完小”。我就是这个小学毕业的，但离开已经9年，其间没有回来过，对于这个后来的老师我并不认识。

与老师拉起话来，知老师姓李。当李老师问到我的名字时，似乎突然拨动了他记忆中的一根弦，紧接着问我：

“你上海有亲戚或啥人吗？”

“没有哇。”我答，感觉问话有点蹊跷。

“那怎么上海有人给你来了封信呢，已经来了十来天了，看看是不是给你的。”

说完李老师就去拿信。当时我也纳闷，如坠五里云雾中。当我从李老师手中接过信，看到信封下面“上海纺织工学院”几个字，我开始有所意识，是入学通知书吧？打开信封，抽出信瓤，果然看到了令人兴奋令人激动热切盼望梦寐以求的“入学通知书”几个字眼！

我报考的志愿是德州师范学校，所以头脑中不能敏锐地反映出上海来信意味着什么。

通知入学的日子是9月7～9日三天，而当天已是9月7日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多么重大多么要紧的信息啊，尤其是对于一个为此熬过了12年多寒窗且不得温饱的贫困农村的孩子来说，这样的信息将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有翻天覆地的作用并不算过分。而这样的信息竟然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的！这是它应该发生的方式吗？！可它就是这样发生的！当时只能靠信或电报传递信息的年代，邮递员可以不管是什么信件都随便丢给一个根本可以不负责任的学校！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该到学校里来玩吗？可是我们来了。反之，不到学校来我能得到这封信吗？！真是阴差阳错，阴差阳错却又歪打正着。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其它考虑，只是心咚咚地跳得比平时快，整个人都被非常激动的情绪占领着，甚至当天晚饭都没有食欲吃。

不管多少年，每当这事儿一浮出记忆的水面，我就有一种曾临深渊履薄冰的感觉。假如当年：假如大队不安排我看庄稼，假如轮儿不提议违规到学校去玩儿，假如遇不到正好持有信件的老师，假如老师不问起名字，假如老师忘了信上的名字，假如……，每个假如应该说都有不低的发生几率，其中一个假如成真，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后果可能是再多做几年“藤上的瓜”、“向阳花”，也可能是无限期地做“瓜”做“花”……。因为那个年代对人的行动有太多太精明的钳制，谁都不能够轻易脱离户口所在地，否则就像进入无边无际的大沙漠，干也能把人干死。幸好这些假如终究仅仅是假如而已。我心存感激，十分地感激，向谁表示这感激之情呢，只有向着苍天，向着冥冥中的”神灵”！如此而已。

在“修理地球”期间，我当过牛做过马（人拉农机具、石碾石磨），挨过“王母娘娘的大棒槌”（挖过漳卫新河），也曾“吃在地睡在洼，完不成任务不回家”、“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寻常的转机突然间出现，还是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出现的。庆幸乎？埋怨乎？还是庆幸夹杂着埋怨？一次次想来，终积淀成了只有的一种感悟：这种特殊的方式应是上天安排的，是上天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给我以特别的持久的心灵启示：

上天护佑好人。

所以得做个好人，永远做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