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凭啥不能浪漫？

上映第8天，票房突破30亿。

这个国庆档，人人都在与长津湖战场上的15万战士同呼吸共命运。

《长津湖》看完已有数日。

最初震慑我的冲天炮火与战争大场面已经变得有些模糊，而一些温暖静默的细节在我的脑海里重新清晰起来——

载着第九兵团志愿军的火车，在夕阳下冒着滚滚白烟，呼啸穿过万里河山。

在黄河水的倒映下，闪烁着星河般璀璨的碎影。

如梦似幻，像是分不清天上星还是水中星的唐温如留下的千古名句，“满船清梦压星河”。

还是在这列奔驰的火车上，被老兵欺负的伍万里扬言要跳车。

车厢门一打开，巍峨蜿蜒的万里长城猛然映入眼帘。

即便经历再多烽烟战火，“山河千古在”。

嬉闹的战士们怔住了。

他们久久凝望着眼前的景象，自己要守护的是什么，此刻不言自明。

同样，还有开篇的伍千里回乡探亲。

刚打完仗的老兵，抱着长兄的骨灰，坐在渔家的小船上摇橹前行。

怀着深沉心事之际，“轻舟已过万重山”。

眼前，家乡越来越近，多年不见的小弟提前跟自己打了照面，奔跑着将好消息带回家中父母。

江南的水乡已到深秋，岸上枫林似火，到了晚上，家家户户的渔船上亮起了灯。

然，一家人团聚不到几小时，伍千里就被紧急召回，他伫立船头，望着对面的父母和弟弟越来越远。

再度分离的夜晚，“江枫渔火对愁眠”。

有人形容这几处山水画般的场景，美到失真。

这“失真”并非假，而是超越写实的极致浪漫与写意。

移步换景，句句成诗。

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这是战争电影里可以出现的画面。

这些戏份溢出的鲜明个人特色，看得观众嘴角上扬：

陈凯歌，不愧是你。

《长津湖》上映之前，曾有不少质疑直指这位名导。

在他们眼里，陈凯歌的个人风格与残酷硬核的战争片看上去格格不入，甚至盲目臆测他会“拖垮”电影。

但事实已经证明：

陈凯歌不但没有拖垮《长津湖》，反而成全了《长津湖》。

他的浪漫，让《长津湖》不仅是一个战争故事，更是一个中国故事。

诗意

陈凯歌的浪漫，浪漫在他随处可见的诗意。

这并非只是为了满足陈凯歌的个人趣味，诗意，以深入中国人骨血的方式，鲜活了家与国的概念。

家国情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它得以成立，关键就在大战前夕这平静和煦的短暂几分钟。

家是伍千里一家世代栖居的江南渔船，也是他画在草稿上尚未动工的新居蓝图。

国是火车呼啸而过的壮丽山河，也是沐浴在阳光下的天安门城楼。

诗意的家国被呈现出来，我们方知这群仁人志士的决心根植何处——

是他们具体的亲人、故土和房屋。

是战争到来之前的美好与安宁。

伍千里再次奔赴前线，父母只是流泪，一句话没说，他们再不舍但也深知“有国才有家”。

面对毛岸英的请战，毛主席同样选择放手让他前行，此时的最高领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伍千里对弟弟说：“我们把仗打完了，你就不用打。”

这是同一种家国理念，在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遥相呼应。

陈凯歌的人文戏看似远离战场，却为战场上发生的一切锚定了坐标、兜住了底。

这是诗意的强大之处。

无需过多情节，甚至不发一语，只一幅画面、一个场景就勾出我们内心共同的情怀与认同。

一击即中的写意能力，离不开陈凯歌深厚的文学素养。

从小，母亲就教他诵读《千家诗》——

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陈凯歌说：“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诗意的浪漫，是他在《黄土地》《孩子王》等早期作品里意境悠远的影像风格；

是他在《霸王别姬》《百花深处》里对着被时代碾碎的个体长歌当哭。

也是他在《白昼流星》里用神话寓言对航天与扶贫事业做出的优美比喻。

2017年的《妖猫传》，陈凯歌索性拍了一首诗——白居易的《长恨歌》。

花6年时间，建一座长安城。

又植树两万株，等风来等雨至，为这座城赋予呼吸。

最终，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以及作为盛世象征的杨玉环，在电影的幻术中复活。

为了贵妃，白龙痴守在历史的角落。

某种意义上，陈凯歌也是白龙，在创作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对传统美学的迷恋。

片中最深情的表白，莫过于他借贵妃之口对诗仙李太白说：

“大唐有你，才真的了不起。”

陈凯歌的诗意，常被解读为“叙事能力不足”。

然而，电影的艺术并不局限于讲故事。

它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且仍在不断被打破。

一旦你看懂了陈凯歌的浪漫和深意，你就能找到，他的诗意里藏着比叙事更丰富的东西。

1984年，整个中国正酝酿着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与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的主题高度不谋而合，成为改革开放的艺术信号——

摆脱土地对人的束缚，寻找未来中国新的发展方向。

于是，《黄土地》一经问世便石破天惊，成为第五代的崛起标志。

从此，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国际电影界绕不开的话题。是中国电影真正闯荡世界影坛和享誉世界影坛的开端。

“黄土地”本身就具有浓烈的隐喻色彩。

它既作为孕育生命的载体，宽广博大，生机勃勃；又代表着传统和束缚，见证漫长的贫瘠和无数奋力挣脱的灵魂。

这是一种“由快乐和痛苦混合而成的全部诗意”。

最终呈现于观众面前的，不止一个人的命运悲剧和情感纠葛，更是历史、文化积淀与时代精神碰撞出的思考。

当西方类型片的本土化变种，逐渐占据市场主流。

诗意，让陈凯歌的表达成为不可复制的独一份。

这也是我们能在《长津湖》里快速辨识他的原因所在。

少年气

陈凯歌的浪漫，浪漫在永不褪色的少年气。

少年伍万里，实则是《长津湖》的灵魂人物。

钢七连的其他战士体现英勇无畏，而他作为新兵蛋子的视角，才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战争的影响力。

起初，一副小混混模样的他要跟着哥哥去打仗。

这股热血，一半来自无知，一半来自想当英雄的虚荣。

火车上看到长城那一刻，是他第一次对军人职责有了模糊的概念。

直到上了战场，当伙伴在身边被炸飞，第一次目睹哥哥杀人，第一次自己杀人......

经过一次次血腥的洗礼，他才看清战争的残暴。

等到哥哥按下他指向重伤敌军的枪口时，神枪手谈子为告诫他“没有打不死的英雄”时，他才明白军人的荣誉是什么。

真正完成了从少年到战士的转身。

陈凯歌的电影，对少年总是情有独钟。

在他眼里，少年人根据本性判断事情，只问对错，不问功利，甚至不计生死。

正如《妖猫传》里，为了贵妃不顾一切的白龙。

因为守护大唐之美的天真执念，白龙从白鹤少年堕落为嗜血妖猫。

他的不变，他的陨落，反衬得权力的污秽和人性的薄凉。

陈凯歌说，他喜欢白龙的一无所有。

“因一无所有无所顾忌，因一无所有而敢于直言。”

‍他是无处不在的幻术、爱情和政治谎言里的唯一一点真。

20年前的《和你在一起》，陈凯歌则借一个少年天才的故事，思辨起了艺术与成功的关系。

在小提琴手刘小春面前摆着两条路——狂放不羁的江老师教他热爱音乐领悟艺术真谛，而德高望重的余教授教能带给他的，是借助音乐走向成功的人生道路。

含辛茹苦的父亲推着儿子走向后一条路，却与他渐行渐远。

故事结尾，刘小春跑向父亲，在川流不息的车站奏响了本要比赛的曲目。

他拉得忘乎所以，饱含热泪。

即使没有国际舞台的认可，选择真情的小春，也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至美时刻。

虽然陈凯歌在电影里亲自扮演了道貌岸然的余教授，但是少年小春才是他内心真正的投射，寄托了他对艺术的初心。

陈凯歌形容自己的少年时代，“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

直到被历史洪流卷入，他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开始发生改变。

上过电影的神坛、经过大众的误解，陈凯歌不再公开表露少年气，但那个少年仍在他的心中。

电影里每个纯真又热烈的少年人物，都是他对少年时代的公开怀恋。

少年有如一张纯白的纸，任何改变，都是时代和社会作用在他身上的痕迹。

伍万里的成长，就是战争对他身心的重塑。

这种重塑，或许有好的结果，但却是一个残忍的过程。

如果有可能，伍万里应该在家乡做个野孩子，只打水漂不用扔炸弹。

他原本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归宿。

人物观

陈凯歌的浪漫，也浪漫在他独一份的人物观。

谈及《长津湖》的创作时，陈凯歌总结道“写戏先写人”。

只有把人物写好，观众才能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在开往朝鲜的火车上，打打闹闹中，七连全体将士的人物形象无形间就立了起来。

指导员梅生，外表儒雅，说话一股上海腔，老婆孩子挂嘴边；余从戎私下喜欢捉弄人，有他的地方哪里就有热闹；番号第17的炮排排长雷睢生是连队里的老人，久经沙场的他，是照顾大家庭的“雷爸”；神枪手平河，唯一能引起他兴趣的似乎只有传言比他更厉害的前神枪手谈子为……

而从小和哥哥没有多少相处的伍万里，在七连的队伍里重新认识了他自小崇拜的人。

伍千里也得以一边履行军人职责的同时，一边履行哥哥的义务。

在战争的间隙，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会嬉笑打闹，会牵肠挂肚，会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

鲜明的个性和人情味，让他们免于沦为群体符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受伤也会喊疼，牺牲了也怕被独自留在异国他乡。

于是，每个生命的逝去，不是轻飘飘地人数减一，而是在我们心间刻上一道痕。

陈凯歌对人物一针见血的把握，又一针见血地讲给演员听，让钢七连的群像在一列火车上就得以快速建立。

于是长津湖战役有了精神的实体，从而避免成为空洞的口号。

陈凯歌对人物的理解有多精准到位？

看他在综艺里给演员讲戏，一目了然。

《演员请就位》的第一期，明道和陈若轩在《破冰行动》里的表演各有各的问题。

别人还在扣表演细节，陈凯歌一把抓住关键：

父与子的情感关系，才是这场戏最核心的东西。

反观陈若轩，面对父亲那句“记得给你妈还有我上香”，只给了一个瞪眼的反应，丝毫不见作为儿子的痛心不忍。

经陈凯歌一点拨，陈若轩第二次的表现便判若两人。

牛骏峰和郎月婷的《海洋天堂》，经陈凯歌调了一些戏份和场景后，观感的舒适度大大提升。

给牛骏峰增加的小细节——将姐姐撕掉的日历重新贴回窗户上，更是成为整个片段的高潮点。

一个智力障碍少年，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姐姐的拳拳苦心。

于是，感动也就发生了。

和其他大导的不同在于，陈凯歌向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物。

“我总是希望在我的电影中，能够塑造一两个形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的那样一种人。”

这种形象的巅峰，就是《霸王别姬》的程蝶衣。

为了成角儿，他从小经历了性别的错位。

男儿郎当自己是女娇娥，真虞姬爱上了假霸王。

风光过后，又经历了时代的错位。

被新社会遗弃，被亲人背叛。

为了应对这错位的扭曲感，他活在戏里，死在舞台上。

程蝶衣的死，是陈凯歌的改动。

原著中，李碧华让程蝶衣远走香港，继续苟延残喘。

但陈凯歌成全了程蝶衣从头至尾的荡气回肠。

这是陈凯歌的善意，也是他对人物的偏爱。

如果说陈凯歌偏爱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痴人，他人物的另一个主题，便是孤独。

《荆轲刺秦王》里，陈凯歌对秦始皇进行了颠覆性的想象与重构。

暴力、权力退为背景，相反，他描述嬴政被母亲、爱人、亲信唾弃的一生。

千古一帝、知名暴君，内心却是一个脆弱胆怯喜怒无常的小男孩。

伴随他终生的，只有被使命驱使的无尽孤独。

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癫狂与神经质的秦始皇。

电影初面世时一片挞伐声，陈凯歌同样遭遇了不被理解的孤独。

如今很多观众方才意识到：这样深挖具体个人的史诗电影，极具舞台感的现代化演绎，是多么超前的手法。

诗意、少年气、人物观，是陈凯歌的浪漫标志，成为他自我标识的作者性。

这份浪漫，让《长津湖》成为独一无二的战争片，从技术高度上升到人文高度。

将个人成长、兄弟情、战友情、家国情怀统一和串联到一起，层次绵密、况味无穷。

用交口称赞的人文戏，有力回击了那些事先预备的敌意和偏见。

这份浪漫，也让他的电影不受外界的期待限制，有时离观众近，有时离观众远。

但我不会说，离观众远的陈凯歌变了。

因为他的浪漫，永远是真性情，是真表达，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审美与思索。

有人get不到陈凯歌的诗意和浪漫，便斥其“假大空”、“不知所谓”。

而明明，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审美。

我想，这是因为一直以来电影都在被西方代表、被日韩代表，而中国故事应该怎么拍？

陈凯歌是少有的可以给出答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