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为什么我就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呢？”

“生活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把它涂成红色，感觉心里面哗哗就明朗了。”

最近，读到这样一句令我大为震撼的话。浪漫，率真，通透。

但我万万没想到，它居然来自这样一个女人之手。

△李文丽的画

—

“她迈出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但在具体互动里，我还是充满了沮丧”，提到李文丽，艺术家静远这样回复了我。

李文丽是一位家政女工，1968年，出生在甘肃农村。她瘦高个儿，走路爱猫着腰，有个外号叫“猴儿”。初中一毕业李文丽很快结了婚，很快，有了三个孩子。37岁那年，丈夫出车祸，左小腿截肢，李文丽成了养家的人。

村后有座山，山很大。“走出山要多久？”小时候，背背篓去山里给牛割草时，李文丽总想这个问题。

“I don't do that.”艺术家静远说话时会夹杂几个英文单词。1979年，她出生在广西柳州，爸妈都是文革中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黄静远前后在加拿大、美国留学，学的是艺术。

一个来自西北农村的家政阿姨，一个是海归、艺术家，这本该没什么联系的两个女人，在北京相识了。

静远成了李文丽口中的“老师”，指导她写作和画画。静远觉得李文丽的画很有灵性，把她的画拿去艺术展上展览。

画画时，李文丽听不见别人说话。她左耳听力不好，是在老家时，被老公打的，耳膜穿孔。那时，她不知道这叫“家暴”。来了北京后，她知道了男人打女人是不对的，学会了一个词叫“男权”。

家政阿姨李文丽可以卖画为生，静远坚信。她帮李文丽算过，一张画卖100块钱，一个月在淘宝上接30单，就是3000块钱，完全可以在一个小城市活下去。静远邀请过李文丽来自己的老家柳州住，这样就不会有花钱的压力。按这样发展，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女性励志成长的故事范本。

但李文丽并没听静远的建议，她宁愿以家政女工的身份活着，有时，她想活成一个规范的农村妇女模样：打工存钱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带孩子。更多时候，她是纠结。

2020年11月，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了李文丽，今年5月，当我再次采访她时，李文丽已经离开了北京，去郑州带外孙。

“为什么有那么明显的，可以更自由的方式，她不去选？”静远不明白李文丽为什么总在做“糟糕的决定”。

五月郑州，正午燥热，太阳烤得人发困。在郊区的一个小区，见到李文丽时，她正跳舞。一条半身裙，一个蒲扇，旁边停着婴儿车，里面是她出生不久的外孙女。见我在玻璃门外偷拍，李文丽哈哈笑着一阵小跑过来，表情又有点不好意思，像个偷照镜子被发现的青春期女孩。

李文丽53岁了，脸上却常有一种小女孩的神情。她对人热情，爱笑。不是那种爽朗的笑，笑里总带点羞涩。她爱穿一条黄裙子，戴一顶小黄帽，帽子下辫两条小辫子。黄裙子是她北京的第一个雇主送她的，帽子是她花了3块8在拼多多上买的。李文丽爱鲜亮，内衣都是大红色的。

在甘肃老家种地时，李文丽对家里有多少亩地，麦子收成怎么样，收入多少，没一点儿概念，只知道跟着干。路上的野花、野草反而特别能引起她的关注。看见那些红的绿的，“心里就好的呀”。

三年级时，不知道从哪儿翻来了本《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李文丽惊喜竟有一个和自己一样“傻气”、“不正常”的女人。这遥远又稀有的共鸣，让她心里多了很多安慰。

微信聊过后，我和艺术家静远在北京皮村见了第一面——鼻梁上一副黑框眼镜。长发被随意抓成一团，绑在脑后。一件深紫无袖上衣，肩上烂了个洞。

“这些都太不重要了”。静远说。她平时不怎么买衣服，这件无袖上衣是6年前买的 ，80块。

静远没买房，和丈夫常年在北京城中村租房。城中村一拆，他们就得搬。十多年，搬过20多次家。今年，他们在皮村租了个单间，1200块一个月。

“40多岁了，又留过学，连房子都买不起”，父母曾拿没房羞辱女儿，但静远说自己从来不擅长想物质，她满眼看到的都是“审美风格”“权力框架”这些。

2018年，静远看到了家政工李文丽写的诗歌，把她拉进了“写母亲”的群。

“写母亲”是静远组织的一个写作项目，开始于2017年，每年出一本书。刚开始，参与讨论和写作的都是她的朋友。后来，她想走出同温层，“写母亲”群里就多了很多“普通人”。

“其实你不算普通人，我也不算普通人。因为我们都很有意识地去选择文化，选择自己的追求，我更加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类人。”

过去两年，静远一直在和家政工、流动女工和农家女打交道，教她们写作、绘画。她感兴趣的是在不断帮助、激发这些底层女性的过程中，最后能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语言”。“写母亲”第五季就记录了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和十多位女工的互动结果。

静远总在想：一个人是怎么失去了思考、独立和可能性的？获得后又会怎么样？

“往年都不到2万，去年（收入）实打实2万多，我已经很happy了”，静远笑了笑，她还没有社保。“写母亲”第一季印了200本，两年多才卖完。第五季印了800本，目前卖了不到200本。

对静远来说，改变他人——让一个人能站在命运面前,挑战自己的命运——是件令人振奋的事儿。“你给她东西，她能自己transform自己的生活，这看起来就很解气。”

甘肃，老家。老公不断地走过来、走过去地骂李文丽。

李文丽憋红了脸，她无处撒气，拿着菜刀在案板上一刀、一刀地剁下去。老公说李文丽要拿刀剁他。

几天后，他关上门，不让人进来，拿了一个碗口粗的棒子往李文丽脑袋上一打，李文丽就趴倒在地。“嗡”一下，什么都听不见了。

2005年，丈夫出了车祸。那一年，两个儿子上中学，女儿上小学。为了养家，李文丽去兰州黄河啤酒厂里干过活，去内蒙古、银川做过家政。为照顾快高考的儿子，还在老家县城开过蒸馍店。老公就是在蒸馍店里打的她。

“你是个废物，扔进垃圾桶里，都把垃圾桶臭了”，丈夫骂她。丈夫出事后，李文丽好像做什么都是错。

从地上爬起来，李文丽耳朵疼，脸也哭肿了，但还是把当天的馒头蒸了。一个月之后，身上还青一块、紫一块。许多年后，她才知道自己被打得耳膜穿孔了。

当村支书的叔叔把李文丽接回了娘家，母亲哭着让她离婚。

“我怎么能离婚呢？”外面闹得鸡飞狗跳，李文丽暗自立下自己的主意。“孩子小时，我都没离。现在一个孩子上大学了，一个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我怎么能离婚？”

在娘家过了几天，李文丽还是跟男人回去了。后来，李文丽听说了一个出现已久的传言：男人这么下死劲地打李文丽，要么是她把老公骂得太厉害了，把一个残疾人欺负得太狠了；要么就是她跟别的男人“有什么”，让她老公堵住了。

李文丽记得，夏天，麦子一熟，老家的天空就会飞来一种鸟，叫声是“炫黄炫锅”“炫黄炫锅”……李文丽不知道这鸟的名字，也从没看清它们的样子。但它们很自由，麦子一割完，就飞走了。

2017年，两个儿子大学毕业，都找到了工作，女儿也学了门手艺。李文丽觉得压力没这么大了，也想像那群叫不出名字的鸟一样，扑扑翅膀，去山外面看看。

她给县妇联拨了个电话。妇联给了她一个北京家政学校的地址。过了春节，李文丽穿上那件浅绿色120元买的最贵的呢子大衣，拉了个箱子，挎上包，坐了18个小时大巴车，从甘肃平凉崇信县的村里进了北京城。

“这么多灯，这么亮，多浪费。我们农村看电视都不开灯，黑得没办法了，才开”，站在雇主家24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李文丽抬头望着那盏灯泡比葡萄串还多的大顶灯，心中感慨“我们农村人确实还可怜的很。”

大顶灯是第二个雇主家的，李文丽那天像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次元。

怎么形容住家阿姨这份工作呢？不妨试想一下，和你老板一周6天一天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感受。而家政女工面对的可不止一个老板。

“这不像在单位上班了，我下班了，我走了，我不管了。住家阿姨没有下班时间”。

早上6点，李文丽起床，做饭；花5个小时搞卫生；出门遛孩子，做饭，再搞卫生。每天不到10点半，背沾不到床。

雇主要求高。宝宝在外面摸到点什么，要立刻用酒精棉擦。回到家，人车都要消毒，这包括婴儿车的轮子、玩具、所有衣服。还有人本身，出门回家必须洗澡。

“每天提心吊胆，没干过保姆的不会理解”。孩子父母一下班，李文丽的心更提起来了。跟孩子说的每一句话，干了什么，雇主都盯着。“阿姨”，一听到雇主这么喊起来，李文丽心里就知道“坏了”，又犯错误了。

有段时间，李文丽老做一个梦，自己吊在了一架飞机上，快掉下来了……医生说她精神压力太大了，给她开了药。那是给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吃的药。

只有周六这天，李文丽可以休息。但你不离开雇主家就有活儿，你不能不做，你离开了雇主家，在北京又能去哪儿？

在这座城市，能进的地方都写着“消费”两个字。李文丽不舍得。她去肯德基，一坐一天。公园有免费的热水，也是个好去处。带上馒头咸菜，能坐到天黑。可一下雨、下雪、刮风，公园也呆不住了。

“什么时候周六能有一个地方，不用淋雨、受热、受冻就好了”，李文丽想。

“打工女性”， 李文丽在手机上搜索这几个字。“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介绍跳了出来。

鸿雁的活动中心在望京，一个地下室内，楼上就有几家家政公司，它是一个帮助家政女工的公益组织。创始人梅若特意把地址选在了望京，这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大型社区多，很多阿姨就在这些密集的楼群里工作。

“她们的生活是非常匮乏的”，梅若说，在乡村时，人们是有自己的房子、地、老乡的，但来到城市，家政工被分散到一个个雇主家，没有社区迎接这群人在生活、精神上的需求。没人把她们链接在一起，陪伴、支持。

第一次到鸿雁时，十几个姐妹正在里面唱歌。李文丽想唱，可不敢。一个人坐到最里面。

“你长得很好看，很年轻，要有自信。走路要挺起胸膛，不要弯着腰”，梅若个子娇小、戴着眼镜，也爱笑，她对李文丽说。李文丽不信。

李文丽身高1米72，打小比别人长得快。“丑女子来了，丑女子来了”， 一看到她过来，坐着胡谝的大人就起哄说。结婚之后，老公喊她“傻大个”，说她“不像个女人。”

那时李文丽也觉得女人高就等于丑。她自卑，故意含着胸，低着头，跟在别人后头走。于是又有了那个“猴子”的外号。

“我胳膊太长了，跳舞不好看”。李文丽说。

“你错了。个子高的，因为胳膊长长的，跳出来效果更好。胳膊有多长，你就甩多长。甩开了，才好看”，鸿雁的一位社工也劝李文丽。

听到这句话，李文丽心底突然燃起了股冲劲：她要攻克舞蹈。她把一个姐妹拉到公园，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跟在后面学。人家出左腿，她出右腿，人家是个右胳膊，她是左胳膊。怎么跳都别扭。回到雇主家，她就在卫生间里偷着练。

今年春天，我去鸿雁参加活动。李文丽表演了一个舞蹈，那是一个群舞。她长胳膊长腿，在人群里最显眼。她使劲地甩着绸扇，长发甩得全脸都是。

“你在想什么？”事后，我问她。

“我就是个大舞蹈家，我要跳出最美、最好的舞”，李文丽说。

△李文丽在跳舞

“有你的时候

感觉你很烦

让我乏困浑身难受

还让我脸色苍白心情不畅

在我和他相聚的时候

你不请自来

横梗在我俩中间

加深他对我的不满

平白无辜让我受委屈

……

在慌恐焦虑中

沉沉睡去

而你

却像个调皮的孩子

又偷偷的

在我身下

画一朵娇艳的桃花”

——《我的月经》

“我再也不想做以前那个我了”，李文丽喜欢做梦，又喜欢雨，到了北京，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梦雨”。以这个名字，发表了很多篇文章。

2019年，李文丽51岁。有三个月时间她没来月经。这是一种复杂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她觉得轻松，不用应付一月一次的流血了，但又有些失落，像一个老朋友长久地离开，自己也不再年轻。

4月的一天半夜，李文丽觉得自己好像尿床了，起来一看，床单上有一片特别鲜艳的红，像朵桃花。她的月经又来了。李文丽睡不着了，起来就写了上面这首诗。

写完，她发给了万华山，万华山是《新工人文学》的执行主编。这是皮村文学小组参与承办的一本刊物。

“特别好。下期一定要发”，文学小组一直男多女少，从没人写女性的身体经验。

“一个普通劳动女性开始认同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一种女性觉醒。而且这种觉醒都不是专家给她说的，是她从人之常情出发的书写，挺了不起的”，万华山说。

飞出那座大山后的这些个周六，被李文丽填得满满当当。

皮村是北京东边的一个城中村，靠近首都国际机场。每天都有飞机从皮村人的头顶上头飞过，这里大多都是外来务工者。皮村文学小组汇聚了爱好文艺的打工者，家政工范雨素、矿工陈年喜都成了名人。

2019年，李文丽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要多写”，刚进文学小组时，指导老师张慧瑜在课上对大家说。他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第一次在皮村听课，上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她皮肤白白的，在美国教书。老师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当地底层人士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讲了一些底层作家写作和生存的故事。

美国离自己很远，李文丽从没去过，也不关心，但她听得津津有味。第一堂课后，她成了文学小组的常客。

在这里，她的称呼不再是“阿姨”， 大家会叫她的名字——文丽。

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李文丽和静远第一次线下见面。

静远送给李文丽一本何伟的《江城》。那时，李文丽还没学画画，静远主要指导她写作。

“《我的月经》还不错，但里面也有升华，有那种感叹体，反正你能感觉到放了很多调料在里面”，静远说。

在北京，李文丽认识了好多“老师”，但对她来说，静远是最严厉的那一位。

“她肯写，也很坚持。她是有观察的，在她这个年纪很难得。比如，写她村里女人什么的，写得挺不错；她喜欢用信的方式写出来，我觉得这种风格也挺好”，静远觉得李文丽在写作上有过人之处，但也有一些通病。

“他的脸红扑扑，像小苹果”， 李文丽会使用一些教条化的修辞；对文采、结尾升华、道德高点有迷信；喜欢正能量。有时，会化妆自己的想法。

2020年2月，新冠疫情最肆虐时，鸿雁给家政工开了一个线上写作课，静远是指导老师。

李文丽写了一篇《写给我即将见面的姐妹们》的文章，里面说：“我们还能和亲人在一起，虽然有时候，嘁嘁吵吵闹点儿矛盾，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再怎么，我们都是一家人，牙和舌头有时还会咬一下呢”。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写，这个推论完全是道德的，万一家里有凶杀案呢？多少人作为一家人是很无奈的”，静远问她。

其实当疫情发生时，李文丽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想去死”。当时，她被困在老家，正为和家人无法融入而痛苦。

“你可以这样写啊，只要写你的真实想法就可以”。

“我自己在日记里这样写过，但觉得文章里这样写不合适”……

“这里面没有一种真实性”，静远不喜欢小心翼翼与满满的对家政姐妹“好好呆着”的道德规劝。最终，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变为了“我不怕疫情感染我，我怕的是丈夫对我的虐待”。李文丽写了回到老家，和家人的矛盾及农村封闭的文化对她的伤害。

对于家政工写作，外界会给予很多鼓励和肯定。但静远说，“大家会觉得这个群体缺乏自信，为了给他们自信，夸大了对他们的肯定”。

静远不愿这样，她说自己更愿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

“我说平等是指：我也不会把你高看，也不会把你低看。我把你当一个可能的创作者，有自己的主体性。我觉得不大对头的东西，一定要质问，告诉你”。

李文丽需要肯定，静远说话直接。有时，二人心里也难免疙疙瘩瘩。

今年春节返京，李文丽参加了一个征文比赛，拿了一等奖，评委给她打了90多分。

“我心里有些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分数”，她把文章发给静远看。

“我给你不及格”，静远看了后说。“这根本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不算一个记叙文，你把事情说明白就行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空洞的（表达）” ，聊到这篇文章，静远对我说。

“别的老师都说好，就你说不好”，李文丽心里不太舒服。当然，这话她不会直接对静远说。静远也知道，“梦雨喜欢通过忍和不说解决问题”。

去年春天，李文丽开始画画。她画自己的日常生活、她的婚姻、她在老家和做家政的见闻，还有在北京认识的人。静远认为李文丽在画画上更有灵性，开始指导她画画。当时，静远不在北京，有需要手把手的地方，让丈夫教李文丽。静远的丈夫是学美术的。

刚开始，李文丽不敢画，下笔都是一节一节拼在一起的短线条。

“你想画个圆，但不小心画成了方，也可以啊，这也是幅画”，静远的丈夫让李文丽一笔画下来，不要描。不到半天，李文丽就改掉了拼凑的短线，感觉也自由多了。

“这对她们是全新的，没有被污染过。与写作相比，她们在画画上的可能性是更大的”，静远教过很多女工画画。据她的经验，指导普通人画画，不需要教他什么。把所有材料给他，告诉他材料可以怎么用，让他瞎画。慢慢地，再告诉他哪幅画好，好的原因是什么就行了。

静远开始给李文丽买油画棒、彩铅，各种颜色的纸，鼓励她画。

“丑死了”，李文丽说。刚画时，她是用铅笔，画一些“卡通”式的人物。但静远却很喜欢李文丽的画。

李文丽擅长画肖像，她的处理很直接。受过学院派训练的人动笔时，会不自觉地考虑头发的体积、光线、衣服质感等等。李文丽则会跳过这些，直接聚焦在眼神的传神上。而且李文丽的画里有自己的表达。

我在郑州见到李文丽时，李文丽正在创作“家政女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系列，感觉是要对自己的家政工生活做一个总结和告别。

一幅画中，一个看不见脸的女人正拿着抹布，低头跪着擦地板，锃亮的地板上竟然印出蓝天白云的影子，与雇主家房顶高档顶灯的倒影。

那是雇主家请的小时工，话很少，一来就干活。玻璃、窗子、擦得特别亮，地板擦得什么都找得见。干完活，赶着去下一家。

那天，李文丽抱着雇主家的孩子，小时工正跪着擦地，地上映出了蓝天白云。

李文丽每次带雇主家的孩子出去，害怕人家摔了碰了磕了，眼像长在了孩子身上，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看看天空。

“我们的蓝天白云就在人家雇主锃亮的地板上面”。李文丽盘腿坐在女儿家客厅里的泡沫垫上谈这张画的灵感。外孙女踩在她腿上，啊啊的叫。那是个胖丫头，胳膊腿像藕段儿，一节一节的，才半岁都能穿一岁多小孩的衣服。

△李文丽的画

李文丽现在画画越来越讲究构图，看得出她在有意识地寻找黄金分割点，和制造画面的对称。

女儿家客厅的沙发上摊着几张白色的A4张、一盒画笔、一个文件盒，里面满满的都是她的画，还有静远送给她的那本《江城》。外孙女睡着了，李文丽就画画、看书。她劝1997年出生的女儿没事也看看书、画画，但女儿没兴趣，整天刷短视频。

初中毕业后，李文丽去一家地毯厂上班。隔三差五，总有男孩趴在窗户上，喊李文丽把脸转过来。

“唉，我请你看电影”， 下班了，男孩对她吹口哨，李文丽把脸用力扭到一边。

地毯厂隔壁是一家敬老院，院长是一个长相老实的小伙子。小伙儿的妈妈看上了李文丽，整天来送好吃的。当他托李文丽的一位初中同学来说媒，李文丽拒绝了。

李文丽最终选择正是她这位初中同学，回忆中那是一个很爱看书的男孩。字写得漂亮，作文也好。他和她一样都爱看小说，有时上课就在书桌里偷着看。毕业后，男孩去上了高中，从没去地毯厂骚扰过李文丽，这给李文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当男孩上门提亲时，她同意了。

“丑男人不要”，李文丽的爹妈不同意，爹看不上这个男人比李文丽矮。李文丽不听。她谈婚论嫁时，二姐正在闹离婚。姐夫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1米8高，小白脸，但三天两头把二姐打得跑回娘家。

看着姐姐坐在床上哭，李文丽在心里面想“我不要找那些陌生人，不要找那些好看的。长得丑不要紧，只要对我好就行”。

刚结婚时，男人也展露过温情。他高中毕业，看过四大名著，大仲马、小仲马的作品。他们会讨论一个文学人物到半夜，下午干完农活，还会一起去村里的小舞厅跳舞。

年轻时，在甘肃农村，女人怀孕最平常不过，不会专门给她们买好吃的。但李文丽的老公却经常带她去赶交流会。

有次吃羊肉泡馍，老公把碗里的肉都夹给了李文丽，坐在对面的老头看着他俩说，“现在的女人真不得了”。

什么时候，丈夫开始动手了？李文丽也记不清了。

年轻时，她常在村里路上看见男人打女人。有一个叫大梅的女人，长得很漂亮。被老公打倒在地，头上往外流血，昏死半天，都没人动。邻居都不敢管，女人睡了半天，最后自己回去了。

“李文丽在画画上的心思是很强的，如果沉下心来一年专门画画，绝对可以卖画为生，但她给自己在画画上的时间和自信是很少的”，静远说。

去年国庆节，静远在深圳有个艺术项目，想让李文丽也去。她希望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李文丽能想象一下不同的生活。

一提出，李文丽马上拒绝了。“她觉得不应该把钱花在她身上，她不会坐飞机，万一走丢了怎么办什么之类的”。

“好困难好困难……才说服她”，静远连续向我重复四遍“好困难”。

“在这类想改变的女性里，李文丽也属于特别纠结的人”。静远也教一位农家女画画，那个女人和李文丽差不多大，四川人，种藕为生 。“我怎么可能画得好”， 李文丽总在静远面前怀疑自己。但农家女想做就去做，一往无前。学画几个月，作品的数量和能量几乎到了可以开画展的水平。

“嘎嘣脆”，静远形容和四川女人说话的感觉。但李文丽不是这样。静远向我还原她和李文丽之间的一次对话。

“你还要纸吗？”

“那些纸都被我糟蹋完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我们之间这种关系，需要这么说吗？”静远不喜欢李文丽这种自贬的姿态。

“她特别擅长写感谢信，还特别喜欢用‘愧疚之情’几个字”，静远认为创作不是感恩的方式，希望梦雨远离这样的写作习惯。

在北京，李文丽喜欢叫人“老师”。

“她觉得所有有学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老师，这肯定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老师等于没老师，比有老师还要惨。”静远不让李文丽这么喊。

“谁对我好，我就觉得谁就是我的老师”， 李文丽有自己的道理。

静远期望在李文丽身上看到改变，变化当然有，但很多时候，她的方法到李文丽那里总能触到一堵厚厚的墙。

“想提升写作水平，不能用手机写了，必须用电脑”。

“我电脑打字太慢了。”静远和丈夫帮李文丽在闲鱼上买过一台二手电脑，但李文丽几乎没用过。

在深圳走了4天，静远带李文丽见了很多艺术家，跟她讲了许多东西。静远以为李文丽回来后，会变，但她发现，并没有。

相处时间长了，她俩的不同也被放大，碰撞也多了。

“我不接受这样的礼物”，静远很生气。

“我送礼给你，还要你答应？”

静远有次无意间提起喜欢看电影。李文丽默默记下，特意绕过静远，找静远的丈夫要了地址，给她寄来瓜子等坚果。可静远心里的“喜欢看电影”指的是和人讨论电影、分析电影。她有洁癖，最讨厌谁看电影时吃零食；也不喜欢垃圾食品。

很多时候，李文丽不懂静远。静远也不懂李文丽。

“静远老师不喜欢我跳舞。”她俩都还主动和我谈到了跳舞分歧。

“我不是反对她跳舞，我是反对她用这种快速发泄的方式，来解决她的压抑。你每天都压抑自我，又去发泄，这两个已经达成很好的协议了，你这人生就没有什么创造力了”。静远希望李文丽把这些时间留给画画。

在北京，李文丽画画的时间都是偷来的。完成家政工的工作，快夜里11点了。李文丽进到自己的房间——一间只有一张床的卧室，没有桌子、椅子。从床下掏出一个盒子，里面都是笔。彩铅染出的颜色好看，但是得用水溶，太占用时间。

李文丽跪在地上，趴在床上，拿着油画棒次次次地画起来。一幅画画不完。第二天中午，等雇主家的孩子睡着了，李文丽再偷偷地跑回屋，染几下。

李文丽爱画画，但休息了，也总想到鸿雁和家政姐妹们呆一呆、跳跳舞。“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人，一个人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都明白。大家一开导，好像什么事都没了”。

李文丽是鸿雁的骨干，鸿雁对她也有期待。“鸿雁并不是想培养明星，或作家，它想要去培养一批骨干积极分子。当她们有这个条件以后，不能只是自己进步。应该去做组织工作，让更多的家政工人受惠”，梅若说。

“儿子的婚礼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们家里明明没有钱，为什么要浪费掉不该花的钱？”

“别人都那么办，我们不这么办，让人家看笑话。”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在乎别人的感受，而不在乎自己的感受。把这些不该花的钱存起来，不好吗？”

“你咋能这么想，人家孩子就结一次婚，必须得这样。你就听我的！”

今年，大儿子结婚前，李文丽和丈夫大吵了一架。

李文丽觉得和丈夫越来越说不着了。过节回家，她趴在桌子上画画，丈夫打开快手，把手机晃到她面前，“你看这个挺好”。李文丽没看。

“你回来了，爱搭不理的，你什么意思？”

“前10天回来，把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该干的事都干了。我就想干点我的事，不行吗？”李文丽一脸无奈地对我诉说。

丈夫常说“你是我的人”，也非得让她和自己一样爱好，李文丽现在不这么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你是你，我是我。”

从北京回到平凉，李文丽觉得和老家人格格不入。女人们关注的都是护肤品、衣服，或者问她在北京“见了啥，吃了啥没有？”

“那么大年纪，你还学这干啥，你要当官还要干什么？”听说李文丽在文学小组学习，还发表了文章，村里人问她，“是不是要火了，你火了，不要你老公了吧？”

“我就想在有生之年，把我内心的这些东西写出来、画出来，我就感到高兴，他们觉得这个没意义”，李文丽说起来就有些激动。

她干活，没自我，什么事都是雇主说了算；回到自己家里，也不由着自己。李文丽很困惑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一个自己落脚的地方。

李文丽有一只眼睛看不清，一米多远外看人脸，就是一片白。在北京时，她被检查出左眼高度近视。50多岁了，李文丽知道了自己是个近视眼。

去年，李文丽被检查出宫颈息肉，有大拇指指头盖这么大。“五千多，不贵”，医生劝他在北京赶紧把手术做了。一听价钱，李文丽决定回老家做。

有段时间，李文丽头嗡嗡嗡地一直响，头疼、心里恶心。她忍着。有病，她不看医生，硬扛。她还经常脊背疼、耳朵疼。

“怕花钱，我不想把我挣的钱花了。我挣钱是为了我的孩子”。

李文丽一个月工资7000，除了话费、周末的车费、餐费，几乎没有其他开销。出门能坐公交车，不坐地铁，便宜。每月话费不超过80块。静远劝她找一个不住家的工作，但住家阿姨工资高，还能省下房租和伙食费，对她来说，划算。

大儿子结婚买房付首付，李文丽拿出了20万，这是她这些年打工的所有积蓄。亲戚还催她赶紧存钱给二儿子买房。

“这个没完的，儿子也有小孩，小孩子又要读书……这种思路她躺平不了”。静远不想李文丽再这样压榨自己，她希望李文丽能不受家庭经济牵绊，成为一个创作者。

“我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为什么我就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呢？”李文丽问。

“别的女人”指的是她老家的女人，她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做任务：结婚—生孩子—供孩子上学—给孩子赚钱买房—看孙子……在没来北京之前，李文丽也是她们的一员。

大儿子结婚时，李文丽发了条朋友圈。“现在你如愿以偿了，儿子结婚了，有外孙了，连升了两届，人生已经到达巅峰了”，有人这样评论。

“我的人生已经到达巅峰？”李文丽看着我反问。

“我不觉得。把孩子的婚姻当任务去完成，对孩子不公平”，李文丽开始质疑这些任务的合理性。“儿子只要开心，怎么样都行，不结婚也可以”。

“你当妈的一点不操心”，但回到老家，亲戚朋友一逼一催，李文丽心里“哇”地就跟着慌了。她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是有问题，是不是这妈当得不称职。

完成那些任务，已经不能给李文丽带来快乐。相反，她的烦恼越来越多。老公不理解她的烦，“现在我也不打你，不骂你，钱由你花，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谁把你咋啦？”

李文丽自己知道这烦恼的来源：如果我不出来，糊里糊涂的，肯定没有这么多的烦心事；就是因为我出来了，懂得了好多了，会反思了，感觉烦恼更多了，人越来越不开心了。

李文丽跟着我聊起《平原上的娜拉》，那篇文章的主角刘小样是一个一心想走出家乡，寻找自我的农村女人。李文丽说自己也是刘小样，之前觉得外面世界的很大，一心想走出来。

“但走出来了又怎样呢？还不是得照样回去？”

2020年12月12日，北京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夜晚忽然变得很亮。我们在798艺术中心见到了李文丽朋友王思维，她在读博，一位1989年出生的女孩。

王思维和李文丽是在“写母亲”的群里认识的。我们一起去吃饭，饭桌上，王思维和老公——也是一名博士，学电影的，他们一直在讨论关于“身份政治”的话题。李文丽不说话，坐得笔直，夹菜只夹面前那一道。李文丽告诉我，她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很爱听。

那晚的北京很冷，但大家脚步轻快，心情很好，可能是初雪的原因。回到雇主家，李文丽画了一幅画，画里她和王思维，一个蓝袄，一个红袄，在雪中搀扶前行。

王思维觉得，在李文丽身上时不时能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那也是一位被传统、家庭束缚很深的女性。王思维曾试图改造过自己的母亲。

她买过一个本子给她妈妈，希望她能写下一些东西，但妈妈没写。“她就只是喜欢跟我不停地倾诉，当我是她的垃圾桶，不停的倒，不停的倒”。王思维还找朋友的妈妈跟妈妈做网友，但妈妈也很拒绝。

王思维是河北人，也是从农村走向城市，她懂农村，觉得与同年龄的农村女性相比，李文丽已经走出去很多步了。“她身上其实有种自己意识不到的勇敢”。

“你有没有想过离婚？”有次微信聊天，王思维问梦语。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无法解脱了”，李文丽说。

“其实你可以”，王思维没有接着往下说。

王思维说自己曾对母亲使用一些粗暴方法，“我太想帮她摆脱掉那些让她怕，束缚她的东西” ，但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刻，都没成功。

“那个东西不是我能够强行帮她剥离出来的”，在她看来，李文丽的纠结不是个人问题，而一个社会问题。

李文丽把村里被打的大梅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是谁让她们有家不能回》，故事的结局是大梅离开了家暴她的男人，全村里都骂大梅，说“大梅跟人跑了”。多年后，大梅回到老家，儿子儿媳都不认她。大梅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我觉得她在写到这些女人最后的命运时，其实隐藏着自己非常深的恐惧，让她不敢离开这一切”，王思维说。

情绪可能是更复杂的，不止恐惧。回到家，再看到丈夫，那个曾经打他的男人。头发白了，少了，个子更矮了，“看着老的很”。当他把那半截假腿拿掉，腿两边磨出血时，李文丽心里更难受了，“挺可怜的”。

在郑州的最后一天，见到李文丽，她穿了那件黄裙子，带了那顶小黄帽。见到我时，她戴着耳机听歌，脸上有一种少见的疏离。

来郑州前，李文丽踌躇满志，“我要把自己的外孙带得和雇主家的孩子一样好”。但来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

“生这一个就不要生了”，李文丽对女儿说。

“现在我就想着有个姑娘也好，但是没个儿子……”女儿说。李文丽发现97年出生女儿的观念竟然比自己这个68年的还要保守。初中没毕业，李文丽的女儿就不愿意上学了。结婚前，开了家理发店。

到了郑州，李文丽发现自己在北京学的那些育儿理念失灵了，女儿根本不听。她看不惯女儿玩手机、熬夜、吃垃圾食品。觉得女儿不该这么早结婚，要先经营起自己的事业。

“偷偷跟你说句话，我心里难受。是不是怪我出去打工，把她从小丢在家里，养成了坏习惯，我是罪魁祸首”，李文丽哭了。

来带外孙前，李文丽老公、婆婆，老家人都反对。“你怎么这么自私，你妈还要赚钱给你哥买房呢，你让她给你带孩子”，孩子的叔骂女儿。李文丽只是心疼女儿。

妈妈、女儿、媳妇、儿媳妇……李文丽想把每一个身份都做到符合标准，甚至超标。同时，她也想做自己。

有时李文丽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我就感觉这个地方疼”，她指了指头，“我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为什么脑子里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生活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她重复了两遍。心情不好时，李文丽就画画。她喜欢用鲜艳的色彩，“把它涂成红色，感觉心里面哗哗就明朗了”。

李文丽喜欢看余秀华的诗，默默看完，不点赞，也不评论。她也会写情诗，一个人在公交车上时，都会写“想你啊”之类的，但其实想的是谁，她也不知道。

“不管多大年纪，我敢肯定每一个爱写诗、爱唱、爱跳，喜欢花草、日月星辰、云朵或者学画的人，心里面肯定都会有那些浪漫。我应该不是坏人”，李文丽把脸转向了窗外。

我们在郑州的一家咖啡店里坐着，小黄帽下，李文丽的表情变化得像川剧变脸一样快。她告诉我，她要改个新名字，叫“梦语”。梦语，梦中语，意指自己说的话都是梦话。

“她们看我这个人挺老实的，挺稳重的，其实我心里面花花肠子多着呢”，说这话，文丽脸上有些得意，但这股得意很快就黯淡了下去，“但只是想一想，想一想，心里也舒服”。李文丽的这些诗都写在手机上，她怕写在纸上，被人看了去。

李文丽画了很多张“想象中的自己”，有在草坪上躺着的、去跳舞的……都是年轻的形象。

△春天到了，在雇主家干活的李文丽，想象自己在外面跳舞

还在北京时，有一天，李文丽洗完澡，看镜子里自己的身体。

“人人都说我身材好，但没人看见。我要把它画出来”，她想拍张照片。结果水雾一下子把镜子淹了，只能看见半截了。凭想象，她画了一张自己——一个年轻的女孩穿着一件红色内衣站在浴室里，身上搭着一条浴巾，眼神坦荡地望向前方。

在我离开郑州的第三天，收到了李文丽的微信：她又回来北京了。几天后，在一个书展上，李文丽和静远见面了，她们有大半年没见了。静远展出了她画的《家政女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系列。

“没有天天拼命挣钱就挺好；她也没有放弃画画，自己一直在提高。她有这种开放性，还在不断变”， 书展之后，我又和静远聊了一次，她说自己对李文丽又有了期待。

李文丽和人在城中村合租了间房子，一个人300块。房间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她的画。这次回来，她想找一个不住家，周末能休息的工作。这种工作少，只能慢慢找，没工作时，她每天就在房间画画。

有时她还是会想起老家的夏天，麦子一熟，天空就会飞来那种鸟，叫声是“炫黄炫锅”“炫黄炫锅”。现在，老家的山上已经不种庄稼了，都是树，村里人死了，会埋在上面。那群鸟不知道去哪了。它们是已经飞到了山的那一边？还是被困在了某处？

一天，丈夫打来电话，他妹妹得了癌症，子宫内膜癌，没有钱。李文丽打了2万块钱过去。

“农民过的这日子有多可怜，我在这不挣钱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你说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从哪里拿钱”，李文丽又开始焦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