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他拍下一双眼睛，感动万千中国人，至今流传在课本上

1991年，中国美术馆二楼。

摄影行家们围成一团，仔细打量着眼前的黑白照片，隐约传来感慨和叹息的声音。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

“没有，从未见过，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拍摄的！”

现场的人们，脸上有着难以抹去的不可思议，在这张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纪实黑白照上，他们看见了太多复杂的情绪：希望、哀伤、纯洁……

在经过探讨之后，行家们一致认为，这张名为《大眼睛》的照片是无可替代的经典作品。

几个月后，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举起了一张名为《放羊的女孩》的照片，哽咽着讲述照片主人公的故事，捐款40万元，震惊观众。

彼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大眼睛》和《放眼的女孩》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作品。当众人为这两张照片感到震撼时，一个男人悄悄松了口气，他明白，自己这条路走对了。

男人名叫解海龙，是两张照片的拍摄者，一个“特立独行”的摄影师。

当同行都在拍摄社会美好一面，赞扬祖国的兴旺发展，他却把镜头转向偏远山区，直指人们未曾看到的落后和贫穷。

他是第一个将人文关怀融入摄影，并将其带上社会的摄影师；

用一张照片震撼整个中国，被誉为时代的标志，获捐152亿；

以一己之力推动希望工程的发展，让无数农村孩子改变命运；

他说：“真正的摄影，是带有人文关怀的味道。”

1951年，解海龙出生于河北衡水市西周庄，父亲在北京街道办工作，母亲是工厂的员工，一家人的生活谈不上富裕，但也能勉强过日子。

6岁之前，解海龙一直生活在河北老家，由姥姥抚养。

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个极度落后的村庄，学校的房子很破旧，窗户没有玻璃，全是纸糊的，教室里都是砖头，用木板往上面一放，就是课桌，整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兼顾着所有学生的教学。

每逢下课，他和其他孩子一样，跳着闹着，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混成一团。放学后躲在农田里，看着大人们在忙碌，偶尔也下去帮忙。

解海龙喜欢这种自然的气氛，村子里的一切就像空气，吸进他的肺里，融入骨子中，化为一股特殊的农村孩子味。

6岁那年，父母把他接到北京生活，因为没能达到上学的年龄，他被安排在一家私塾里读书，教书的老师是一位半身不遂的老先生，每天被工友背着到学校上课，很慈祥，像邻家的老爷爷。

1958年，解海龙正式读小学一年级，家里虽然不富裕，但父母对子女的学习却看得很重，每到交学费的时候都会先把钱包好，让他拿到学校给老师。

有一次，解海龙在去学校的途中因为贪玩，结果把学费弄丢了，母亲气得罚他在院子里跪了一整天，事后对他说：“让你罚跪那么久，是想让你明白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解海龙丢的两块五学费，是母亲好几天拼死拼活的工资，那是他第一次深刻认识到家里的不富裕和父母让自己上学的决心。

1968年，因为一场意外导致没能继续读书的解海龙，选择报名参军，在部队里，他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已经在部队待了三年没回家的他，感到枯燥和乏味，恰逢战友回家探亲，带回来了一台华山牌相机，成了他打发时间的唯一乐趣。

70年代，相机还属于“稀罕物”，很少有人会使用，在没有教学的情况下，每天晚上，解海龙就偷偷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研究相机的结构，很快，他就学会了换胶卷、摁快门。

退伍那天，父亲专程赶到车站接他，看着眼前苍老的男人，解海龙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才38岁，身材硬朗，仅仅过去3年，就变得苍老不已。

那一刻，解海龙突然萌生了买相机的想法，把父母一点一滴记录下来，但碍于价格，他始终没舍得下手。

之后十几年，解海龙选择在工厂上班，结婚生子，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出生不久，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他不仅涨了工资，而且单位一次性追补一年的工资差额，拿到了70多块钱。

他拿着这笔钱，想给妻子买一块手表，或者给孩子买一件衣服，妻子没同意，丈夫平时就对自己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有余钱，她建议解海龙给自己买一件大衣，以备入冬可以穿。

想了许久，解海龙没有把那笔钱花在自己身上，他对妻子说：“要不买一台相机，每天都可以给你们娘俩拍照，一直拍到儿子结婚，很有纪念意义”，在得到爱人的同意后，解海龙花了85块5毛，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

他依稀记得那台相机是海鸥牌的。

拍照的问题解决了，但照片放大和冲洗的费用却成了难题，解海龙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再买一台放大机。放大机的价格虽然比相机便宜，但也没有便宜多少，一台需要50多块钱。

那时候他一个月的薪水才20多块钱，哪里敢“剁手”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耐不住心里痒痒，每天下班，解海龙就会到跑到卖放大机的柜台，过下眼福后又离开，长此以往，店员都认识他。

有一天，解海龙在路上闲逛，看见医院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一时好奇，他就跑过去问人家是怎么回事。旁边的人告诉他：“这是单位组织的义务献血，不但给面包、鸡蛋，而且还能休假三天，补助50块钱。”

听完路人的话，解海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放大机有着落了。

为了获得50块钱，他和献血的人商量，说自己替他献血，什么都不要，只要那笔补助。对方同意了，解海龙如愿以偿拿到钱，买了放大机。

人们常说“为爱而疯”，解海龙对摄影的痴迷，或许是这个词的最好诠释。

一台相机，一台放大机，简陋的摄影设备，却成为解海龙在繁忙工作中的快乐源泉。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因此而改变，甚至影响到整个时代。

80年代，全国掀起了摄影的热潮，无数人前仆后继，冲向这个领域，摄影协会随处可见。

在工作闲暇之余，解海龙经常出没于“北京广角协会”，拜刘加瑞为师，那时候，玩摄影的人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而刘加瑞作为当时有名的摄影师，他却更欢迎普通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

“用广泛的角度，记录人民的生活”，这是刘加瑞教给学生的话，其中也包括解海龙。

遵循老师的教导，解海龙拍摄了几组作品参加摄影比赛，拿了几个全国大奖。

一组叫《爱与乐》，是一个女孩在母亲的怀中吹泡泡，并且用手去抓。解海龙说这张照片代表了计划生育的良好发展；另外一组是《祖国的春天》，记录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长城饭店，寓意祖国的兴旺发展。

在解海龙看来，自己已经掌握了“诀窍”：想得奖，就拼命拍美好的事物。

长城饭店

靠着几次获奖，解海龙逐渐在圈子里有了名气，加上对摄影的热爱，使得他深受刘加瑞的器重，但在老师看来，解海龙其实不是一个优秀的摄影人，他的作品里没有属于自己灵魂。

有一次，解海龙又得奖了，他拿着奖杯去找老师报喜，但却遭到刘加瑞的训斥。

他问解海龙：“你不觉得你的作品有点浅吗，别人一眼就能透，为了得奖而拍摄，这算什么摄影师？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摄影的作用在于记录，在于传播，在于给人以感染和思考。”

多年的观念被一朝否定，解海龙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不出话。

回到家，他找来了刘加瑞推荐的摄影师作品，战火纷飞，外国最底层者的生活一幕幕映入他的眼帘，像海上的龙卷风，卷走所有的旧观念。

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解海龙拿着一堆报纸，将自己获得的那些奖杯全部包起来，塞到床底下。

他在告别，告别过去那个为获奖而拍摄，差点忘记初心的自己，但未来的路在哪，他还不确定。

1987年，解海龙前往广西采风，融水县寨怀村女教师戴红英走进了他的镜头，趁着戴红英给学生上课，他站在角落用相机拍摄了一张照片。下一秒，他就被赶了出来。

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不堪和贫穷暴露在别人面前，哪怕是早已习惯贫穷的人，他们也会害怕自己的贫穷会成为别人嘲笑的来源。

戴红英给学生上课

解海龙表示理解，那张照片没有发表，成了他的藏品，儿时处在落后的农村，感到的是自然和谐，如今年近四旬，再看到这样的场景，只有心酸。

回到北京之后，有人找到解海龙，请他指点摄影。对方拿出了2000多张照片，大小不一，有的皱皱巴巴，有的曝光很差，有的构图有问题。

按照专业标准，这些照片其实都不合格，但解海龙还是耐心询问对方，这些照片代表什么意思。

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

对方说：“凤阳那边条件很困难，这些照片都是记录农民的辛苦，孩子们吃饭、上学的困难，我花了10年，拍下这些照片。”

在此之前，解海龙从未想过有人会在农村跟拍如此漫长的时间，这种行为简直比“富翁一时兴起当了十几年乞丐”还要来得离谱。

他被镇住了，从2000多张照片中选出100张，对那个人说：“我们要给你办展览！”

这100多张照片，成为了后来轰动一时的《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

这场展览，将人们的目光从大城市的繁华拉到偏远山区的贫穷，“北京以外还有其他城市，三环外的风景，才是真实的中国”。解海龙觉得自己找到了老师所说的“灵魂”，他迫不及待想要去追寻那种作品。

1989年，解海龙走在街头，突然看到一则宣达：“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块钱，帮我一少年。”

他有些不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宣传？询问之后才知道，那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公益活动，但这个活动做得并不好，送出去几十万封募捐信，结果才收到20万多元捐款。

看似庞大的金额，在数以万计的贫穷少年面前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公益活动最后只能遗憾收场。

看着眼前的一幕，解海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恍然间，像顿悟般将摄影和公益联系在一起。他想起了西周庄那所破旧的学校，想起那个半身不遂的教书先生，也想起了保留最后一丝尊严的戴红英。

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倘若能用摄影带动公益，帮助贫困青少年，又何止救了一命。

解海龙找到相关部门，成为“希望工程”的专职摄影师，同时也是唯一一名摄影师，他没有要一分钱，自掏腰包购买物品，准备踏上那条未知又充满希望的道路。

青基会被他的精神打动，拿出了5000块钱，这笔钱全部被解海龙拿去买了上等的胶卷。

有人说，行走在世间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另一种则是朝着目标艰难前行。

解海龙放弃原本唾手可得的金钱和荣誉，独自走进大山深处，他其实明白，这种行为可能会惹祸上身，被人批评为负能量和宣扬社会的阴暗面，尽管如此，他依旧义无反顾踏上这条路。

朋友劝他顾及“面子”，他愤怒地说：“面子？谁的面子，这帮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解决，以后就是到处抢到处偷，现在少盖学校，省下的钱将来就得盖监狱啊。”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曾经，解海龙为获奖而摄影，如今，只为希望而拍摄，那张圈满偏远山区的地图，涵盖了整个中国，谁也不知道他到哪了。

一台相机，一包胶卷，是解海龙的热爱，也是希望的载体。

一年多的时间，解海龙跑遍了太行山、大别山、云贵高原等诸多偏远地区，哪里贫穷，他就出现在哪里。

靠着一双脚，每天走上几十公里，有时候借宿老百姓家，有时候住两块钱的廉价旅馆，一顿饭花两毛钱，一毛钱买饼，一毛钱买汤。

这条漫长的摄影道路，连解海龙自己都忘记了有多远，他的体重越来越轻，相机里的照片越来越多，眼睛也越来越亮。

他看见学生每天走20多公里去上学；看见破旧不堪，危危欲倒的学校；看见孩子们拿着书本，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师讲课。

在这个过程中，解海龙遇到了一个叫苏明娟的小女孩，她握着笔，盯着黑板，那双眼睛特别大，特别亮，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夹杂着说不出的忧愁。

他将这一幕拍下来，那一刻，解海龙明白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如果只是拍那种拖着鼻涕、衣服破烂、惨兮兮的孩子，只会展现出民族的悲哀，什么都可以缺，但不能缺少希望，我的责任就是将这种希望传递给更多人。”

身虽非佛，但内心早已成佛。

解海龙拍下了“大眼睛”、“小光头”、“放眼的女孩”、“磨盘学校”……

他遇到了许多坚守在农村的老师，有的记得名字，有的只留下模糊的印象：

一个叫朱冬明的老师，在山区待了9年，住着破败不堪的房子，教着十几个学生，几把木柴，就是学费。

还有一个名叫何文广的老师，在山区教书30多年，为了找两名突然没来上课的学生，跌落悬崖，不幸去世，学生们带着家里最好的木料，给他做了一口棺材。

这些默默无闻的老师，他们和解海龙一样，是载体和桥梁，承载着希望。

1991年，回到北京的解海龙，来不及整理形象就跑到摄影馆，马不停蹄地冲洗照片。

馆长看到《大眼睛》，瞬间被震撼到，他掏出50块钱，喊着要捐款给苏明娟。

几天之后，北京摄影行业里开始流传着解海龙的事迹，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看他的作品，由此引发了文章开篇所写的那一幕。

“希望工程”找上门，希望能将苏明娟作为宣传照，解海龙同意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大眼睛”，无数人赶到“希望工程”门口想要捐款，短短一个月，善款就超过了一亿元。

靠着一张照片，解海龙把原本几乎关门的希望工程，彻底盘活。

他明白了老师所说的“灵魂”，也明白了摄影师的责任，时至今日，解海龙还在拍摄的道路上，只不过对象从贫困学生转变为农民工。

有人曾问过解海龙：“你为什么要拍这些苦涩的照片？”

解海龙说：“中国人容不得别人的生活比自己难，看到别人家过不去，就会想着拉一把，我就是个架桥的，把影像拿给其他人看，他们就会伸出援手。”

2006年，华辰秋季拍卖会上，《大眼睛》的限量拷贝以30.8万元成交，创下该专场的最高纪录，这笔钱，解海龙同样一分没拿，捐给需要的孩子。

据数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9月，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

如今但凡有摄影专业的大学，都会将解海龙作为一个案例去向学生们讲述，在如鲤鱼过江般的摄影行业中，他的作品始终独具特色：

没有鲜艳的颜色，没有华丽的风景，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画面，但每一张照片里都包含着一种名为“希望”的味道。

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人性善良的一面。

2007年，解海龙的作品《全校师生》被载入世界摄影史，《大眼睛》成了承载当时人们公益心和大爱的代表作，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开始复兴崛起。

有人说，是时代赋予了解海龙这个机会，他只不过是将原本已经发生的画面记录下来，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有人说，是解海龙赋予了这些作品灵魂，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推动“希望工程”的发展；

两种不同的声音，或许二者都有。

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解海龙而言，这样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最难的不是身体上的苦难，而是精神上的折磨，经常与阴暗、负能量打交道，稍有不慎就会堕入深渊。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

解海龙做到了，他在黑暗中一往无前，将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人，挽救无数青少年，多年过去，“大鼻涕”胡善辉成了一名军人，“小光头”张天义成了企业技术骨干，“大眼睛”苏明娟成了银行干部，更多的孩子因为希望工程改变了命运。

遥想1990年，刘加瑞进行第二次心脏手术的前一天，解海龙和朋友去看望他，50多岁的刘加瑞躺在病床上，对着解海龙说：“生死有命，如果这次我挺不过去，还有你们接手这项任务，我能走得踏实”。

老师话里的任务，解海龙一直想不明白，直到许多年后，他成了摄影行业赫赫有名的纪实摄影师，回想起那句话，他说：

“摄影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人是谁呢？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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