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沦为慰安妇，被儿子记恨一生，这位百岁老人，用温柔感动世界

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是在苦难中绽放出来的。

2012年，导演郭柯萌生了拍摄纪录片《三十二》的想法，一次偶然，他看到了韦绍兰的故事，于是不远万里奔赴到广西桂林，想亲眼见老人一面。

在找到韦绍兰之前，郭柯曾无数次幻想过这位老人的模样和脾气，以及自己接下来可能面对的遭遇。毕竟他所要做的事情，无异于“揭人伤口”，极有可能会被臭骂一顿或者被赶出村子，为此，他用了许久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当真正面对这位92岁的老人时，郭柯发现自己所想的许多观念都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震悚。

偻伛的身躯，像背负着大山般的压力；充满皱纹的脸庞，宛如岁月刻下的痕迹；微微颤颤的模样，让人情不自禁想起她所经历的漫长岁月。

在与韦绍兰的第一次见面中，老人给郭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有了一丝沉重的担忧：自己的旧事重提，会不会让这位长辈陷入痛苦的回忆？

事实证明，郭柯多虑了，在得知他来此的目的后，韦绍兰没有发怒，而是显得很平静，饱经沧桑的双眼陷入了沉思，口中不断诉说着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带着女儿往山上跑，鬼子就在后面追，跑了很久，还是被追上了，背带被鬼子用刺刀划断，女儿掉在地上，我们母子两人一起被他们抓了回去。”

“很怕，明晃晃的刺刀就在眼前，每一次都怕得要死，哭都不敢哭，低着头。”

“那时候被关在屋子里，白天晚上都去你房间……”

屋子门口，年近百岁的韦绍兰不断说着自己的悲惨往事，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似乎口中的事情与自己无关，郭柯的内心却越发下沉，通过老人的话，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人生实苦，可问遍世间万般苦难，又有几个人能与韦绍兰的经历相比。

拍摄需要时间，在与韦绍兰相处的那段日子里，郭柯的言行举止慎之又慎，他有些害怕，怕自己的“无礼之举”冒犯了老人，也怕老人原本愈合的伤口会被揭开。

但事实证明，郭柯多虑了，韦绍兰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笑着的，丝毫没有因为往事而忧愁，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老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烟火。

“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闲暇之时，韦绍兰会坐在门口，对着远方的青山，慢慢地唱着这几句话。岁月的苦难剥啄脸庞，留下数不清的皱纹，她却如青山般平静且恒久，云淡风轻看遍世间变化。

韦绍兰说：“苦处难处，难到这一步就止了。”

伤口结疤化成抵御痛苦的铠甲，没有谁的坚强是与生俱来。

1944年的冬天，灾难来得如此猝不及防，24岁的韦绍兰带着女儿逃避日本士兵，不幸被抓走，在经历了3个月的惨痛折磨后，趁着给鬼子洗衣服的机会，她带着女儿逃出慰安所。

一路跌跌撞撞跑回家，韦绍兰来不及梳理肉体折磨带来的创伤，就遭遇了更加悲痛的内心煎熬。

看见妻子回来，丈夫罗讵贤怒目而视，喊着：“你还知道回来？你还晓得回来呀？”

在慰安所里被折磨了3个月，未曾流过眼泪的韦绍兰，听见丈夫的这句话，瞬间哭成了泪人，可就算这样，她依旧有口难言：“罪魁祸首是鬼子，可自己被糟蹋了，又有哪个男人看得起自己？”

身心的双重折磨让韦绍兰几乎崩溃，庆幸婆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一边安慰儿媳，一边劝解儿子：“不是她学坏了，是日本人抓着她。”

罗讵贤反驳不了这个事实，沉默不语，只顾着摇头叹息，从那以后，原本尚且关心妻子的他，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越发变得冷淡。

天底下没有不漏风的墙，韦绍兰的遭遇很快就传遍了村子，在人们的偏见和嫌弃中，她只能抱着女儿相依为命。对于韦绍兰而言，女儿就是她活着的支撑点，在慰安所的时候，她就是靠对女儿的思念咬牙坚持下来的、

可天不遂人愿，从回到家的那天起，年幼的女儿就生起了病，浑身发烫，在缺乏医疗条件的情况下，韦绍兰只能紧紧抱着女儿，不停地流眼泪，期望能快点好起来。

心里的期望最终还是没能迎来期待，有一天，韦绍兰一如既往地抱着女儿，却发现女儿身体不再发烫，取而代之的是冰冷，那一刻，她失去了自己生命中的唯一慰籍。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沉浸在失去女儿悲痛中的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恰恰就是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鬼子。

命运没有可怜这个不幸的女子，在剥夺她人生幸福的唯一源泉后，又让她背负起不幸开出的果实。

面对无尽的打击，再乐观的心境也会绝望，再坚强的灵魂也会崩溃。

“没有哪个人比我更苦了！”在那个悲苦交加的年代，韦绍兰看遍世间苦难，却从未见过堪比自己身上的苦，她流着眼泪，感觉人生已经失去了希望。

如果可以活，谁又愿意奔向死亡，亦如溺水的人，拼命抓着那根救命稻草。

当一个人对人生陷入完全的绝望时，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自寻短见了。韦绍兰找到一瓶农药，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感受着身体逐渐出现的不适，她闭上双眼，等待生命的结束。

或许是农药过期的缘故，韦绍兰预想的结果没有到来，她疼得几度昏厥，最终被村民发现，及时抢救了回来。

其实村民都知道这个女人的不幸是鬼子造成的，韦绍兰只是个被命运戏弄的可怜人，这场求死的经历，似乎触动了他们内心的关怀，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对韦绍兰很上心，不给她寻短见的机会。

活着生不如死，想死却没有机会，韦绍兰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宛如行尸走肉，呆滞而空洞过着每一天。就在这时候，婆婆艰难地迈着步伐走到她的身边。

“别动不动就想死，留着这条命在这里好！”

韦绍兰听懂婆婆话里的意思，可人活着也得有个盼头，自己如今被丈夫冷落，唯一的女儿也没了，拿什么去支撑本就艰难不已的生活。

她看向婆婆，却发现对方的目光正盯着自己那微微隆起的肚子，婆婆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是谁的孩子，倘若日后无法生育，这个生命将成为她唯一的寄托。

韦绍兰听从了婆婆的话，只要有活下去的希望，没有人愿意去死。在那个年代，堕胎少之又少，她想走下去，也意味着要把孩子生下来，哪怕这个孩子带着仇人的血液，但终究是怀胎十月的骨肉，是无辜的生命。

韦绍兰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扼杀孩子的到来，同时也希望这个孩子能给予自己活下去的力量。

村头的山丘衔接着蜿蜒的小路，直达远方，韦绍兰站在山顶，抚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她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想起了结婚生子时的喜悦，更想起了被鬼子毁掉的幸福，回忆糅杂成一团，道不清，说不明。

命运是一场反复无常的戏，在它面前，人生脆弱不已，撕开了韦绍兰生命中最深处的沉重，也让她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哪怕这缕希望渺小而脆弱，但也总比暗无天日的绝望来得好。

生活有了希望，韦绍兰是坚强的，但她忘了，这希望本身就已经很脆弱。

十月怀胎，罗善学出生了，他的到来，成为韦绍兰的寄托，但也成为“万恶之源”，四周的人对他指指点点，说着伤人的话语，罗讵贤起初还出面解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本就不多的耐心也被磨光了。

在罗善学的记忆里，父亲从没把自己当成亲生孩子看待，尤其是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后，更是如此，一个锅同时煮着米饭和杂粮，罗善学只能吃杂粮，而弟弟妹妹则是吃着米饭。

罗讵贤的厌恶情绪蔓延到下一代人身上，弟弟从未把罗善学当哥哥看待，甚至叫嚣着要让人砍死他，清理门户。

12岁那年，在父亲和母亲的吵架中，罗善学听到自己的身世，他明白了自己为何在外会被人戳脊梁骨，被骂“日本仔”，明白了同龄人动不动就对自己拳打脚踢，恶语相向的原因。

“我被当成仇恨的发泄口！”罗善学不知所措，同时也倍感无力，他不止一次咆哮着质问韦绍兰：“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韦绍兰不知如何回答，她把孩子生下来当成自己活着的意义，但却从未想过那个身上带着“罪恶之血”的孩子，在面对这样的遭遇后，他的人生意义又在哪？

上完小学三年级后，罗善学就开始了一生的农民生活，砍柴、放牛、以及和母亲半吵半闹的相依为命。

1986年，罗讵贤因病卧床，被歧视了半辈子的罗善学，主动承担了照顾父亲的义务，同年，罗讵贤去世，罗善学嚎啕大哭，为他置办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并不怪父亲的偏见，反而感激罗讵贤的养育之恩。

罗善学真正憎恨的是那个素未谋面的“鬼子父亲”，对韦绍兰，他更多的是不解和埋怨。

为了缓解和儿子之间冲突，以及给予人生意义的寄托，韦绍兰开始不断找人给罗善学做媒，但姑娘家一听到他是日本人的儿子，立马关门拒绝，言语中夹杂着仇恨和不屑。

一次两次，就这样，做媒做到第六次，韦绍兰和罗善学都放弃了，从那天起，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韦绍兰和儿子过着平静而紧张的生活，她的眼神从愤怒到无奈，最后变成麻木和暗淡。

沧海桑田，当郭柯找到韦绍兰时，老人已经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罗善学也变成了七旬老人。

时间冲淡了韦绍兰心中的悲愤，她语重心长地说：“只要命长，穷就不讲了。”

罗善学赋予韦绍兰活着的意义，可命运似乎在不断轮回，找不到人生意义的罗善学，走上了母亲曾经的绝望，他说：“等我一个人了，我就喝农药去死！”

每次听到儿子说这句话，韦绍兰的眼中就会浮现厚厚的担忧，一如当初婆婆看自己的样子。

2013年，《三十二》正式上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关于慰安妇问题所引起的声讨也愈演愈烈。

在看到这部纪录片的那一刻，人们才意识到：战争遗留下来的不仅仅只有废墟，还有饱受伤痕的人。

作为国内已知的唯一公布自己儿子是中日混血儿的韦绍兰，同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她和罗善学成为了指证日本罪行的强有力证据。

面对铁证般的事实，一向对战争罪行采取遮掩方式的日方，也不得不承认韦绍兰受过的侵害，但恶性难改，他们随后又表示，个人无权起诉政府。

面对仇人的种种刁难，韦绍兰没有放弃，她联合了更多“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在国际援助组织的帮助下，起诉日本，但等来的又是无尽的推卸责任。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谁都知道日方的想法：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用不了几年，这些铁证般的老人，都会一一离开人世。

而事实证明，现实也的确在按照日方的计划所发展，短短4年的时间，当郭柯再一次进行拍摄时，《三十二》已经变成了《二十二》。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掩盖罪恶的丑陋嘴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韦绍兰老人直面悲痛的勇气和对世界的热爱。

在前往日本的飞机上，韦绍兰一路带着恐惧感，这是她在漫长岁月后第一次面对自己的仇人，但渐渐地，韦绍兰开始平静自己的内心，接受采访的时候，她铿锵有力地说：“要告他，不让他们威风！”

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说韦绍兰的的勇气让他佩服不已，一个九旬老人，敢于站出来揭发日军的暴行，到东京大阪控诉日方的罪行，这无异于一个勇士。

有人曾问韦绍兰恨不恨日本人，面对这个问题，老人回答：“我很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中国人、韩国人、以及日本人。”

看似答非所问，实则已经清楚回答了问题，悲痛的遭遇没有让韦绍兰被仇恨冲昏头脑，她恨那些侵害自己的鬼子，却对除此之外的世界有着温柔的善意。

郭柯再次拜访韦绍兰，拍摄《二十二》时，这个每月仅有30元生活费，每顿都只能吃白菜的老人，一口气拿出100块钱包成红包，让郭柯自己“买糖吃”。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韦绍兰明白，郭柯的拍摄是在帮助她，自己应该报答对方。

命运和不幸曾让这个老人伤痕累累，但她却将满身伤痕化为坚固的铠甲，抵御悲痛，维持着内心深处的温柔和善良。

一如网友看完《二十二》后所说的那句经典评价：“让我进电影院的是她的仇恨，让我哭着走出电影院的是她的温柔。”

命运无情，将人生玩弄于鼓掌之中，世间有爱，让韦绍兰化悲痛为坚强和温柔。

不幸能蔓延至下一代，幸福也能延续。

对于韦绍兰而言，自己早已孑然一身，无欲无求，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罗善学，她害怕儿子重复一样的悲剧。

老人始终觉得自己亏欠罗善学，没有办法改变他那悲惨的命运，也没有能力给他更好的生活，甚至连媳妇都娶不到，如今自己已经年近百岁，时日无多，这样的愧疚感越发明显。

2018年，韦绍兰患上阑尾炎，做了手术，尽管身体恢复得很快，但她心里却隐约感觉到剩下的时间不多，毕竟自己已经98岁了。

望着在日本大发脾气，几次扬言要找到“鬼子父亲”，狠揍他一顿的儿子，老人不免有些担忧，她明白罗善学的这个愿望或许已经难以实现，害怕他自寻短见，因此不断嘱咐他：“再苦的命，也得给我咬牙活着。”

罗善学听完点点头，没有说话，眼睛里隐约闪着泪水。

2019年，99岁的韦绍兰走完她那坎坷艰难的一生，老人至死没见到仇人，也没能等来一句道歉，但她没有抱怨，而是带着欣慰和宽容离开人世，一如她经常说的那样：“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罗善学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世界真的就剩下自己一个，这个大半辈子在愤怒和隐忍中度过的男人，流下了眼泪。

他其实并不恨韦绍兰，反而在心里很关心母亲，心思细腻的他，早在韦绍兰时日无多的时候，就已经为其准备好后事，在屋子的最里面，放置着罗善学花800块钱买来的一口棺材。

这是罗善学购买过的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他认为这是自己对母亲最大的尊重。

在韦绍兰离世的这两年里，依然时不时有人找到罗善学，对他进行拍摄。面对纷至而来的人们，罗善学最初的那种愤怒和无助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如母亲那样的坚强和乐观。

韦绍兰的努力没有白费，数十年的熏陶，让这个原本内心只有仇恨的儿子，逐渐改变，开心地活在世间，鬼子强加在韦绍兰身上的不幸蔓延到罗善学，但韦绍兰身上的乐观同样延续在儿子身上。

世间万物一啄一饮，皆有定数。

余华说：“活着的意义本身就是活着，而不是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

不管是韦绍兰，还是罗善学，他们的前半生都将自己人生的意义寄托在某件事物上，前者为了孩子而活，后者为了等待一个道歉而活，这样的方式无可厚非，但往往也过得很痛苦。

在人生的下半场，韦绍兰和罗善学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所寄托的心愿倘若不能圆满，人生也并非没有意义，为活而活，享受这个世界带来的善意，这种活法，才是生命的真谛。

郭小川说：“生活就像一杯美酒，不经历三五次提炼，永远不会这般可口。”

哪怕是在最悲惨的时候，人生也能创造生命的意义。

不仅是韦绍兰和罗善学，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绝望和困难，但只要不放弃，敢于坚持，再大的苦难，也会被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