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下大妈到贵阳首富，“老干妈”陶华碧的传奇一生，太励志了

一、

1947年1月，春寒料峭，梅花绽放。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名小女孩降生了，父亲给她取名“陶春梅”，寓意：希望她能够像春天的梅花一样坚强、美丽。

这个女孩的降生，并没有让父亲太多的惊喜，家里已经有七个女儿了，父亲多么希望老八是个男娃。

况且，八个孩子，十口人，怎么养得起啊？

老父亲发愁了，他不知道眼前这个襁褓哭泣的女儿日后会成为贵州首富。

多年后，陶春梅把名字改成了陶华碧，她的故乡遵义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也被世界辣椒联盟授予“世界辣椒之都”的称号。辣椒与红色，都是遵义的特征，在红军长征时期，红军用辣椒下饭，那是长征路上的美味。

陶春梅的降生，或许天生就带着“红色”使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陶华碧七八岁时就已经开始给家里人做饭。为了能够填饱肚子，陶华碧经常变着法地吃东西，她和姐姐们一起上山采药材，便想着草药能不能吃，野菜能不能吃，怎样吃才更美味，经常捣鼓着弄些新鲜的吃法出来。无意中，她发现用山里的一些药材野菜配上辣椒酱，做成辣椒酱，蘸着馒头吃特别好吃，而且很适合上山采药时配干粮吃。

她把发现的食谱分享给姐姐们，爸爸妈妈也觉得这个老八手挺巧的。

不过，心灵手巧的老八却没有机会上小学，家里太穷了，连吃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送她读书啊，她在学校连一年学都没上到，斗大的字都不认识。

20岁以前，陶华碧的日子都是非常艰苦的，直到1967年，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他是一名206地质队的普查员，两位优秀的青年很快陷入爱河，并组建了家庭，陶华碧在收获爱情的同时，生活总算可以衣食无忧。那时，丈夫工作忙，经常一天到晚在外忙碌着，陶华碧则像很多家庭主妇一样在家打理着小家庭，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小日子过得温馨又从容。

怎奈，好久不长，生活再次让她陷入了苦难：结婚没几年，丈夫就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而且每天都要花费高额的医药费。

逢年过节时，有一些南下广州打工老乡回到村里，从他们的嘴里，广州是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从老乡兴奋的眼里，她似乎看到了救丈夫的希望：去广州打工赚钱吧，赚钱给丈夫治病。

二、

怎奈，陶华碧的坚强没能阻止丈夫病情的恶化，他还是走了，抛下了陶华碧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撒手而去，留下了这么多年治病欠下的高额债务。

不想被债务拖累，丈夫去世后，陶华碧的婆家主动跟她划清了界限，跟他们母子三人断绝了来往。

一夜之间，除了一身的债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陶华碧什么也没有了。

有人劝她：“你还这么年轻，带着孩子改嫁吧。”

“怎么能把债务带到别人家啊！”朴素的陶华碧拒绝了，她要靠自己的能力还债，并养活两个孩子。

为了生活，她像爷们儿一样扛过100多斤的黄泥巴，抡过20多斤重的铁锤，还摆过地摊卖过菜......只要能赚到钱，看到什么活儿，她就去做什么活儿，哪里需要用工，她就跟着大老爷们儿们一起过去。

有一句描写辣椒的诗句：“倾情不怕千刀碎；佐料尤调百味丰。”此时的陶华碧亦辣椒一般，正在经历人生的“千刀碎”。

最开始，她自己磨米豆腐卖，每天晚上磨豆腐到深更半夜，第二天早上又早早地挑着担子去集市卖。体重才90多斤的她每天扛着100多斤的担子来回奔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总算可以过下去了，陶华碧的身体却累出了很多毛病，肩周炎、关节炎、颈椎病......生活的重担如同刀子一般扎在她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痛。

1989年，陶华碧42岁，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手里慢慢有了些积蓄，陶华碧不想再挑着担子卖凉粉了，她四处捡来半截头砖头和一些油毛毡石棉瓦，在龙洞堡附近搭起了一间简陋的餐厅，仅仅能摆下两张小桌子，陶华碧给这家餐厅取名“实惠饭店”，主要卖凉粉和凉面。

从口感上来说，各家饭店粉和面本身的味道并没有太大差别，不同的是佐料。佐料好吃，凉粉凉面就好吃，顾客就会喜欢，饭店基本就活了。

而陶华碧的辣椒酱，熬制了将近40年，她把精心熬制的豆豉辣酱浇在凉粉凉面上，一面市就受到来往客人的喜爱。

三、

实惠饭店量大实惠，还免费送辣椒酱，口感非常好。

没过多久，“实惠饭店”的名声就在周围上学的学生和来往过路的货车司机中传开了。陶华碧心疼那些学生们，有困难的学生到店里吃饭，陶华碧总是会给他们加量或者干脆不收钱，因为实惠饭店的辣椒酱是免费的，有些学生为了省钱就直接拿着馒头到店里蹭辣椒酱吃，陶华碧也从不说他们。

陶华碧的这些举动让学生们很感动，有一天，其中一个学生吃完饭后突然喊了陶华碧一声“干妈”，其他学生也就跟着喊起来了，就这样，“干妈”的称号传开了。

为了能吸引顾客到店就餐，辣椒酱本来是作为赠品送给客人的。但随着生意越来越好，陶华碧发现辣椒酱不够用了，她夜里加班加点地调制，辣椒酱越做越多，凉粉和凉面的销量却并没有提上来。

她发现旁边其他店的生意非常火爆，便去看看，竟然发现这些店里免费送的辣椒酱竟然是她做的！

“怪不得辣椒酱总是不够用，原来是被他们偷去了。”

发现这些事后，陶华碧决定关店思考几天。没想到，陶华碧一关店，其他饭店坐不住了，客人纷纷要求送辣椒酱。

“干脆你直接卖辣椒酱得了，我们愿意出钱买。”

实干的陶华碧并没有因为前期他们的“偷”而结下梁子，反而这些往昔的竞争对手成为她的第一批辣酱买家。

之后的日子里，陶华碧白天开饭店，晚上就在店里装玻璃瓶的豆豉辣酱，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早上六点多又开店营业，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1994年，贵阳修环城公路，往日偏僻的龙洞堡交通也渐渐繁忙起来，来实惠饭店吃饭的货车司机慢慢增多。

陶华碧也向过往的司机赠送自家的辣椒酱、香辣菜等，这些货车司机长途跋涉，饭量大，吃饭不定点，辣酱配馒头对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龙洞堡实惠饭店家的辣椒酱，也在这些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嘴里，越传越远，很多外地人开车很远过来，就图陶华碧家一口香香的辣椒酱。

三、

1994年，陶华碧47岁。

这一年，“实惠饭店”正式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陶华碧不卖凉粉了，辣椒酱成为店里的主营产品。

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南明区云关村村委会的两间房子，正式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用“老干妈”。

刚成立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工作坊，只有40个员工，全部的工艺都是手工制作，捣麻椒、切辣椒是非常累人的苦差事。

切辣椒把眼睛辣得不停地流泪，员工有怨言，不想切辣椒，陶华碧就亲自上阵，一手握一把菜刀，两把刀抡起来上下飞，一边抡一边说：“我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一点也不辣眼睛了，年轻娃娃吃点苦怕啥。”

作坊刚起步，量不大，但是又需要合适的玻璃瓶，没有几个玻璃厂愿意给陶华碧定制玻璃瓶。她找到贵阳第二玻璃厂，这是一家国企，陶华碧在这里开始了她卓有成效的“干妈式”商业谈判：

对方嫌她量少，不愿意给她定制。

陶华碧不死心，苦口婆心地对厂长说：“哪儿个娃儿一生下来就是一大个儿？都是慢慢长大地嘛，今天你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带着几分憨气，也带着几分韧劲儿，陶华碧跟厂长软磨硬泡几个小时，厂长最终无奈地答应她：“拗不过你这个老婆子，我可以给你生产，不过你得自己提篮子到厂里把瓶子拎回去，不然一切免谈。”

陶华碧心满意足地答应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风水轮流转，多少年后，很多国企纷纷倒闭，贵阳第二玻璃厂却靠着当初压根儿没看得上的陶华碧却日益发展壮大。

陶华碧也够仗义，当年第二玻璃厂帮了她，后来“老干妈”发展壮大后，多少玻璃厂想要降低价格跟陶华碧合作，但陶华碧始终没有削减第二玻璃厂的供货份额。现在的贵阳二玻4条生产线，3条都在为“老干妈”供货。

四、

做生意哪有不赊账的，但陶华碧从不赊账，她的理念是：“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

就拿买玻璃瓶为例，几十个瓶子时，她是现款结算，日销售额过千万时还是现款现货。

“老干妈”生意慢慢好转后，有一天，陶华碧打电话给贵阳二玻厂长：“要一万个瓶子，现款提货。”厂长都觉得吃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生意场上，哪有不赊账的？

但陶华碧就是这么“憨直”，她坚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才能让彼此更信任，生意才能长久。

她对供货商是这样，对客户也是同样的要求：带款提货，从不赊账，给多少钱，拿多少货，不允许欠账。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后来有人鼓励她融资上市，扩大“老干妈”生产规模时，陶华碧一口回绝了：“搞不懂这是什么鬼名堂，我只晓得炒辣椒，我只干我会的。”

开公司后，“老干妈”的经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创业最艰难时，贵阳市南明区委协调银行给她贷款，允许她先借钱创业，等有钱了再还上。

但当她走进区委大门，看到大楼里破烂的电梯门时，她坚决地改变了主意：“你看，政府也这么困难，电梯都这么烂了还没换，我们不借了。”

就这样，马上要到手的贷款，说啥也不要了。

五、

靠着这份执拗与扎实，陶华碧把“老干妈”卖到了全球150个国家，最高年销量达6亿瓶，尽管成了全球网红食品，老干妈的辣椒酱还是卖8块钱，几乎不受整体物价的影响。

虽然这些年同类竞争的产品越来越多，随着陶华碧的退休，两个儿子全权接管，“老干妈”出现了各种危机，但这丝毫不影响陶华碧作为“老干妈”是受国民尊敬的“女神”。

从被父母嫌弃的山里女娃，到贵州首富，陶华碧的起点并不高，但却靠着一股子执拗与“憨”劲儿结结实实地打造了属于自己的辣椒酱帝国。

华罗庚曾说：“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无论在任何领域，你钻研到底了，就无人可以替代了。

做辣椒酱如此，研究数学如此，任何职业都是如此。

与所有自认为起点低的悲观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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