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园林的成熟期，这时期的园林与诗、画互相融糅，形成独具特色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园林境界。

而亭堂记中所展现出来的古典园林建筑的美，表现出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艺术。

人们易于接受新的物质技术对生活体验的提升，但却难以接受观念和审美的创新，反观园林艺术、文化层面的革新似乎并未跟上技术革新的脚步，这使得传统的事物逐渐消退，更不说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宋朝基本国策与社会风貌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开明的一个朝代。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并登基成为宋朝第一代皇帝。

考虑到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朝廷陷入无限的内斗以至灭朝的前车之鉴，再加上宋朝初期武将势力的强大，他认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以文驭武”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优待文人士大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文人志士积极投身于治国理政之中，对民生之事持有高度的责任感。

在获得如此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之下，宋朝经济快速发展，科学与文化获得长足进步，民生稳定，各个领域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

日常生活方面，发达的经济促使各种茶馆、酒馆遍及市域，茶、酒如柴米油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宋代的文人在与客会谈时交游更是离不开这些日常饮品，并创作了众多以茶、酒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推动了茶文化和酒文化的发展。

除此之外，发达的船舶技术使得对外贸易更加开放，各种异国珍稀产品譬如丝绸、五金、糖、纺织品、玛瑙、香料等进入本土，其中朝廷主要靠征收香料的关税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再加上北宋的瓷器制造技术较前代有了众多的突破，酒器、香炉、茶具等一应俱全，成为了文人雅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道具。

宗教方面，朝廷对于佛教给予了诸多保护政策，使得僧、尼的数量稳步上升。寺主享有减免赋税和徭役的福利使得寺院寺庙大兴修建，这些寺院大多都拥有数亩田池和山林，环境优美，适宜长时间居住，因此在北宋时期深得文人雅士的青睐。

文人官宦在旅居和贬迁的过程中常常在寺庙中过夜，在这过程中他们与僧人诗酒风流、以文会友，而僧人则向文人士大夫宣传禅宗思想，使得文人的诗、画、园林作品多少会濡染佛门的禅趣。

道教则逐渐分化为两种趋势，其中一种是倾向于老庄思想、强调清净无为的哲理，被追求自我、高雅闲逸的隐居士大夫所赞赏。

学术方面，基于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恢复儒学、推崇两汉文章的传统，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进行有机结合，使传统儒学进入全新的阶段，完成了“古文运动”。

由于宋朝的文官大多平民出身，较难接触前代的礼乐经学，故只能通过苦读理解古人圣贤之道，并且在游学、悟读的过程中形成集多门学术于一身的优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宋朝文学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情景，诗、词、散文成就非凡，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山水园林主题的诗词作品。

政治方面，文官文治的背景之下，宋朝为众多文人志士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是“冗官冗职”的现象也较多。

以王安石为首提倡变法的“通变”派与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反对变法的“流俗”派斗争愈演愈烈，导致众多文人被卷入这场漩涡中，但也因为这场漩涡，失意的文人们被贬谪各地，从而有机会接触山水、广交知己，间接促进了宋代风景园林文学的发展。

激烈党争促使文人审美心理转变

北宋中后期，党争不仅加剧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分化，也造成了党同伐异的局面。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为官人稍有不慎言行之举，便会被异党之人抓住把柄，动辄被弹劾，贬官或流放。

坎坷的仕途让许多从政之人表现出欲有作为缺无能为力的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文人志士们欲平治天下的理想。

朋党之争的日趋激烈，加上宋人受到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新儒学思潮影响，更多文人志士选择身居官位而心境隐逸的方式来排遣政治中的不顺，这种方式也被称作为“吏隐”。

虽然士大夫对于这样的政治局面不满而抱有出世的思想，但真正达到身心俱隐之人往往又与清苦贫寒总是脱离不了关系。如果没有了国家提供的物质保障，那么隐逸之士一定会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中。

当一种现代风尚开始流行时，人们会因为受到这种风尚的影响慢慢地接受它，并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以表达自己紧跟时代潮流的主张，这个现象在古代也是如此。

当吏隐成了文人的生活理想和自觉意识，它便会渗透到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使士宦中风景、官署等都与吏隐相互联系。

苏轼认为古代的君子，不一定非要做官，也不必一生都不做官。选择做官则会忘掉自己的本质，不做官则会忘掉自己的君主。这就好比吃饭，自己觉得吃得舒服就行了。

然而士人很难做到古人那样，为自己的忠义和节操而赴汤蹈火的。处于乡野故居中的人安于现状则很难外出做官，处于朝廷要位中的人嗜好利禄则容易同流合污。

因此很多人认为所说的这些人不是清高自傲，就是苟且偷安。而今张氏的先人为其子孙深谋远虑、考虑得周全，于是在汴、泗两河之间，车水马龙之要处修建了一个园林并建筑了居室，满足了日常中的宴游、住行所需。

让他们的子孙打开家门，走几步便可到朝堂上做官；关上家门，就如同置身山林之中的隐居之人一样。这对于修身养性，推行仁义保持节操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苏轼借这篇散文，说明了私家文人园林在北宋文人仕途中的重要作用，一座好的园林能够让文人们卸下身心包袱、放松自我、寻得本真，能够良好地调控“仕”与“隐”之间的平衡杠杆，不会因为狃于利或安于故而被世人指责嘲笑。

仕途的不顺让他们开始寻问内心，尝试从自然或人造山水之中求得自由超脱与快乐。再从客观因素看，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市民化特征的时代，完备的旅游配套如驿馆、旅馆、寺庙让文官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园林和风景。

北宋文官与风景园林的这种交集，使得他们成为了北宋游历者中的主力，他们可在外出、升迁或贬谪的途中游览美景，也可在官邸旁或购地自己营造美景，在这基础上，他们以这些自然或人为风景为对象创造出了众多文学作品留存下来。

宋朝散文主题日趋多元化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尤其是进入宋朝之后，各种前朝衍生出来的新体裁和新主题文学作品在这个时期发展更加迅速。这其中有文人志士被贬之后放纵内心，寄情山水的篇目；也有题壁自省，劝勉自己与世人发奋或警醒的事迹。

山水游记是指通篇以记叙描写自然景观为主，展现作者所到之处短暂停留之后的所观，所感的散文。所观，是指作者游览地点的景物，名胜以及乡土风情等；所感，是指由他所看见的事物引发的思考和感慨。

譬如欧阳修著有《醉翁亭记》，该篇实际描写的是滁州朝暮四时优美的自然景色和作者与民同游山林之间的乐趣，文中大量描写了作者所见之景，以及众人齐聚，曲水流觞，促膝畅饮的活动场景。

全文贯穿“乐”字，表达了为官者能够能够放下包袱与民同乐的情怀，也表明了作者借游山玩水之乐来排遣被贬谪居的苦闷。

可见，山水游记着重于描写所见自然景物和作者在游历过程中的切身体验，并由此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不同与山水游记，厅壁记则是一种刻写于官府大厅墙壁或者类似园院的石碑等小品构筑物上的记体散文，其内容多为言论吏治，或是对执政官员的一种告诫。

宋代厅壁记按创造主旨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储存文献，另一类用于保持劝诫。储存文献类的厅壁记主要记录了郡邑的环境气候、交通条件、风土人情以及制度沿袭史等。

总之，可以看出厅壁记不同于山水游记之处，在于它的主要功能为记录和劝诫，对人文事记的描写更多，主观的情感抒发和感慨较少。

山水游记和厅壁记各具特点，而亭台楼阁记作为后起的一种记体散文题材，吸取二者特点并有机结合，成为古典园林文学中的一个全新概念。

结语

根据宋朝当时社会的氛围，士大夫治国理政抱负强烈，但党派的政治斗争让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态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士人选择在仕途之余寻求消遣的方式，重新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解脱。

而这种方式主要以私家园林或自然山水作为载体，加之北宋文官生活条件宽裕，旅游基础设施齐全，因此描写自然山水园林主题的文章逐渐增多。

所以一个时代的发展，必然会影响这个时代下所有的人和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