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语电影史上，有两座始终难以跨越的高山。一个就是曾拿下金棕榈奖的《霸王别姬》，而另一个则当属张艺谋的《活着》。

这两部电影，不仅有着旗鼓相当的口碑，也有着很多相似的“配置”。

01和《霸王别姬》同“命”，不同运

首先，就是都改编自小说，还是同一个编剧。

在《活着》开拍之前，张艺谋一直都在寻求转机突破。

所以，张艺谋找到了余华。

又在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余华最难拍的短篇小说《活着》。

和《活着》相比，《霸王别姬》改编的略有些曲折。学院出身的陈凯歌，起初并未看上李碧华的原著《霸王别姬》。

后在制片人徐枫多次建议下，才着手改编和筹备。

这两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都少不了一个金牌编剧，那就是芦苇。华语电影的两座丰碑，皆出自他手。

其次，就是演员阵容，都有巩俐和葛优参演。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除了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对师哥和京剧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劲儿令人印象深刻外；

巩俐和葛优饰演的妓女菊仙，以及旧贵族袁四爷也同样让人记忆犹新。

而到了电影《活着》里，巩俐和葛优又奉献了一次殿堂级的演技，葛优更是凭借福贵这个角色，拿到了金棕榈的最佳男主。

最后，就是对时代的批判。

这两部电影，都有着史诗级的气势。

《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段小楼还有菊仙他们三人的爱恨纠葛，是同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的。

而在《活着》中，主角福贵一家的命运，也是和时代密不可分。

两部电影不仅将人物命运与时代纠缠在一起，还在展现小人物被历史车轮裹挟前行之余，又通过影片营造的种种悲欢离合，对历史环境进行了批判。

但在众多相同“配置”下，《活着》与《霸王别姬》又有着一个不同，那就是获得的国际电影大奖。

1993年的《霸王别姬》，可以说是华语电影的高光时刻。不仅一举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目前华语电影获得的唯一一个）。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以及摄影的多个提名。

这还不包括其他的国际电影奖项。

但反观《活着》，除了葛优拿下的金棕榈最佳男主，以及张艺谋的评审团大奖外，其他则寥寥无几。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在筹备电影《活着》时，想过用很多方式去呈现它。

纵观他过去作品不难发现，大胆的用色，以及夸张且充满爆发力的镜头语言都是张艺谋的主打风格。

像《红高粱》里那大片大片的“青纱帐”（高粱）以及九儿大红的花轿与嫁衣，二者形成极大反差。

在“我爷爷”颠轿时，随着颠轿上下摆动的镜头更是显得尤为生动。

而《菊豆》中，那色彩鲜艳的红、黄染布，与四四方方的深灰屋顶也是形成较大反差，这也是暗喻被封建礼教禁锢的欲望。

在这部电影里，最出色也最夸张的镜头，当属杨金山出殡时，菊豆和杨天青视线中的棺材仰拍镜头。

象征着封建礼教对他们的压制，并未随着杨金山的死去而消亡。

但到了电影《活着》，张艺谋却选择了用最朴素的电影语言，讲述最平凡人的生活。整部电影下来，不仅配色显得灰扑扑的，就连镜头看上去也“毫无特色”。

唯一算出彩的，就是电影中多次出现的福贵门前的长镜头。

这种转变，是张艺谋在挑战过去的自己，并试图告别古老中国的寓言；《活着》这部电影是他电影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1994年后，张艺谋便开始商业大片的创作。所以，《活着》他寄予了厚望。但这个成绩于他而言，算不上满分。

那么，和《霸王别姬》相比，电影《活着》到底输在哪？

02虽有对历史的批判，但未对人性进行挖掘

在余华的原著中，男主福贵一生悲苦。父母、妻子、儿女、女婿外孙，都因病和各种意外，一一离他而去。

到最后唯有一头老黄牛相伴。小说里，福贵的悲惨命运可以简单归咎于“命”。

像中国人常说的，正是因为命不好，所以才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但在《活着》电影里，张艺谋不仅将架空的人物，落实到了具体时代。还让主角福贵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

福贵人生的第一次负转折，是被龙二设套输光了家产，由众人口中的福贵少爷变成了福贵。

这是他自身原因，和时代无关。

但到了后面，福贵的命运就不被自己操控了。他就像是手里的拉线皮影，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赠予和剥夺。

第二次负转折，是被国军抓去了战场当壮丁。九死一生，几经波折才返回家。

第三次负转折，是儿子有庆的意外身亡。在小说里，有庆是被医生抽干血而死，这是人为造成的意外。

但到了电影里，有庆是在学校被区长开车撞倒的围墙，活活压死的。乍一看也是人祸，可仔细一看，却是历史环境。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浮夸的运动，有庆又怎么会缺觉困倒在学校围墙？而区长又怎么会缺觉疲劳驾驶？

第四次负转折，则是女儿凤霞的死，这同样也是因为时代造就的悲剧。

从这几次负转折，尤其是第三次和第四次。不难看出张艺谋对历史的严厉批判。

这点，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一样，通过审视电影人物的悲剧性，在对历史进行反思。

但张艺谋在反思历史时，却没能对人性进行挖掘。

整部电影下来，唯一能称得上坏人的龙二，实际坏得并不彻底。在福贵输光家产后，还能将自己从前的一箱子皮影赠予他谋生。

在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时，还能遇到善良的老兵照拂。又在解放后，遇到像牛镇长这样通情达理的好领导。

到了动荡年代，福贵也没有因少爷出身，而被邻里欺压。

相比《霸王别姬》中，不断被挖掘与放大的丑陋人性（从影片开篇，一直到结尾，对人性的审视与挖掘几乎没有停止过。以段小楼最后的背叛，为电影人性讽刺的高潮）

《活着》更多的还是呈现人性之美好。

张艺谋之所以这么做，本质上还是为了契合余华原著。福贵的生活这般不如意，虽与时代有些相关，但同别人却没关系，更多的还是命不好。

若是人性丑陋，多少还有些人为，这就弱化了“命”的作用。

但少了人性的挖掘，这部电影和《霸王别姬》相比，就显得苦难有余，而深刻不足。

03福贵与家珍俩人身上映射出来的只是民族韧性，对比《霸王别姬》的程蝶衣、菊仙等人，缺乏抗争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缺少人性的审视与批判外，同《霸王别姬》比，电影《活着》还缺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主角福贵和家珍缺乏抗争性，从他们身上我们只能看到一种民族的韧性。

就像萧红在她的作品《呼兰河传》中曾言，人们总是习惯逆来顺受，但生活却从没有顺过。

福贵从少爷变成城镇贫民后，尽管他秉承着不惹事，多顺从的人生态度，但命运却还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剥夺。

从输光家产，气死父亲，到母亲、儿子、女儿接连离世，换做寻常人不可能承受的生命之痛，福贵都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撑了下来。

对于命运，福贵就像一只埋头耕耘的老黄牛，苦难于他只是活下来需要迈过的坎，迈过了饭还是要吃，人还是要继续活着。

在电影里，福贵苦难缠身，但从未丧失过活着的希望。影片以一只皮影箱子，寄托了福贵的所有希望。

被国民党抓壮丁，即便枪林弹雨，福贵都要抓紧他的皮影箱子。有它，就有生的希望。

这箱子跟随着福贵在时代的洪流里颠簸，虽也险些支离破碎，但也熬到了新时代。成了福贵外孙“馒头”装小鸡的箱子，这是破碎家庭的新希望。

福贵身上显现出来的韧性，实际就是我们民族的韧性。几千年文化绵延不绝，也正是有这种韧性作支撑。

巩俐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多为妇女独立精神觉醒的代表。《红高粱》里的九儿，《菊豆》里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颂莲等。

另外还有陈凯歌《霸王别姬》里的菊仙，这些女性人物，无不充满了反叛与抗争精神，都显得极为鲜活和立体。

但在电影《活着》里，巩俐饰演的家珍却是一个极为传统的女性。她几乎有传统女性该有的所有美德，漂亮、贤惠、善良，很能吃苦耐劳。

对待丈夫，不论福贵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他肯好好过日子，家珍就死心塌地跟随。家珍身上也同样有股子韧劲，像野草一样顽强。

对于福贵与家珍这两个角色，葛优和巩俐都奉献了殿堂级的演技。

但对比他们在《霸王别姬》中饰演的袁四爷和菊仙，在人物特色以及深刻上，则要显得暗淡许多。

在《霸王别姬》里，葛优饰演的袁四爷虽然出场戏份并不多，但他对京剧的痴迷以及执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对霸王回营该走几步的坚持，以及在法庭上听到检察官说《牡丹亭》是淫词艳曲时的那番激烈反驳，还有就是在新时代被执行死刑时仍坦然走台步的傲骨。

而巩俐饰演的菊仙更不用多说。她虽是妓女，但她的那份敢爱敢恨的决然，就连男子汉的段小楼都比不得。

袁四爷和菊仙虽不是《霸王别姬》的主角，但他们呈现出来的人物张力和爆发力，要远胜过福贵与家珍。

更不用谈和主角程蝶衣相提并论了。

一部电影，从主角到配角，都是一些逆来顺受的寻常人。给他们加注再多的苦难，都会显得温情有余，悲悯不足。

只讲韧性，不谈抗争，是最大程度地在削弱电影的戏剧张力。

所以，《活着》会无缘金棕榈奖，无缘其他电影大奖，都是意料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