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2月4日，立春。

2月18日，农历丁巳蛇年春节。

春节刚过，还在寒假期间，金玲决定一个人到县城去。这一年，金玲十三岁，正上初中。

天刚蒙蒙亮金玲就起来了，她要走十几里路从城南农村赶到县城。她对着镜子仔细地梳洗打扮一下，还特意在两只小辫儿上绑了两只蝴蝶花。小脸蛋上也多抹了一些香脂，看上去白里透红，水灵灵的像个水萝卜。

爹在堂屋睡，醒的也早，坐在炕上吸袋烟。听到动静，隔着窗户纸问：“妮儿，你干啥去？”

“爹，我到城里去看书，你别管我了。”金玲回道。

她娘走得早，在她六岁那年得病死了。这些年来，全靠着爹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而今已出落得像个大姑娘了。

她总喜欢坐在窗前，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刘海儿。看着镜子里这个脸蛋儿红扑扑的女孩儿，越看越羞涩。她开始有了心事，常常对着窗子上贴的剪纸发呆。剪纸都是她比着图画上的人物剪的，有张生与崔莺莺，有贾宝玉与林黛玉。

有时候，她也想娘，想得死去活来的。尽管她爹已经很努力了，可她身上的衣服还是比别的女孩儿的衣服破一点脏一点，这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可怜的没娘的孩子。

临出门了又折回来，在馍馍篮子里扯一张煎饼踹在怀里。

她走小路，一路吐着白烟，像个不停喘气的小火车，很快便来到一座小桥。金玲立在桥头朝着东方张望了一下，薄雾笼罩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薄雾深处，太阳刚吐出一线暖黄的光。

过去小桥，再走不远到县城南关，穿过南关街道就是老城门旧址。老城门早已不见，只是城门外的护城河还在，像一根破腰带系在小城瘦瘦的胯上，让小城不至于掉裤子露出瘦瘦的屁股。

几个早起的人，蓬头垢面的，提着各自的夜壶，“噸噸噸”往护城河里倒尿。几个早起买豆汁油条的人，蓬头垢面的，端着黑灰的铝锅，手指头上勾着草绳扎的草纸包的油条。倒夜壶的和买豆汁的打个照面，说一声“早”，就过去了。金玲这一路能闻着两种味儿，有倒胃口的，也有勾食欲的。

来到大十字街。此时，阳光刚刚好，从对面百货大楼的楼顶招牌上爬过来，照在新华书店门头上偌大的毛主席塑像上。伟人站姿，穿着军绿色的呢子大衣，戴着有红五星的呢子帽，挥舞着一只手臂，脸蛋儿也是红扑扑的。塑像旁边是红色刺目的一行字：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新华书店还没开门，隔着橱窗的木板缝隙，能看到一排木头镶玻璃的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排好长的拐弯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

金玲曾经跟一帮同学到县城新华书店买学习资料，第一次感受到知识的海洋是真的存在的。那一次，她流连忘返、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新华书店。从此在心里有了到新华书店看书的梦想。

橱窗上面墙上，贴有一些宣传画，比较醒目的是一只硕大的钢笔插向四个形象猥琐的小人头，笔杆上一行字：无产阶级专政。画面已经褪色，纸张也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当阳光从上面下来照到金玲脸上的时候，新华书店的大门打开了，是从里面打开的。开门的是一位大概五十岁左右的老伯，穿着白色的褂子，可能是书店的工作服吧。老伯身材较胖，粗腰粗脖子，把白褂子撑得鼓鼓的。

柜台里面有两个阿姨，也是白褂子，一个整理书籍，一个拿个鸡毛掸子四处扫。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什么昨晚的老公孩子，什么今早的豆汁油条。

金玲是书店里第一位顾客，进来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自由读书角。那会儿书店的书大部分在顾客够不到的书架上摆着，中间隔着柜台，主要是卖书，不是随便能翻阅的。可能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书店开辟了一个自由读书角，把一些过期的期刊、过气不好卖的书、残破的书摆在那里，可以随便翻阅。

陆陆续续进来不少人，买书的，看书的，像她这样的学生居多，大多是城里人，穿着打扮都比金玲这样的农村孩子鲜艳些。金玲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里，翻了一本又一本，如饥似渴。

当她眼前被一个黑影遮住光线的时候才抬起头，原来是那个开大门的老伯。老伯显得很关切的样子，问她：“妮儿，你不回家吃饭么？你不饿肚子么？”

不知不觉，到中午吃饭时间了。那会儿书店中午并不关门，工作人员轮替吃饭休息。金玲环顾四周，静悄悄的，除了这位老伯和自己，再找不到人。

她本能地摸摸棉袄里的东西，摇摇头，说：“俺不回家，俺带着煎饼呢，俺要看一天书。”

在靠墙的一个角落有个木头的楼梯，是上二楼的。楼梯下面有一只煤火炉子，有铁皮的烟筒伸到外面，炉子上烧着一只水壶滋滋响，冒着热气。金玲从家带的煎饼，虽然在怀里揣着，也是凉的，她很想去炉子上烤烤，又拘谨地挪不动步。

“妮儿，你上来，你到楼上来，这儿有你想看的书。”这时，老伯在楼上亲切地唤她。

楼梯口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她的学校教室里也有这样一幅标语。

金玲长长的眼睫毛忽闪着对楼梯和楼上的好奇心，很想知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她的家里还没有通电灯，更不要说楼上了。她终于忍不住，沿着使人类进步的阶梯，来到二楼。

竟是另一番景象。没有书架，只是一堆一堆的书，有的用草绳扎着，有的装在纸箱子里，有的散落在地上。书堆得像一座山，快顶到天花板了。在书堆的一个角落，居然挤着有一张床。在这儿睡觉的人多幸福啊，天天都有看不完的书。金玲心想。

“这里有《XX》杂志吗？”她弱弱地问了一声。

“妮儿，先吃点东西，我这儿有点心饼干给你吃吧。”老伯打开一只鞋盒子，里面果然是一些点心饼干。

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金玲的小腿有点软绵绵的，差点摔倒。

她穿着过年才肯穿的红花的新棉袄，上边有两只扣子被扯掉了，怀里踹着还没吃的煎饼，也被揉烂了。好在棉裤腰上的蓝布腰带在慌忙中拽错了头儿，打了一个死结。

就是这个腰带死结让金玲的处女贞操幸运地延续保留了下来。

金玲走在回家的路上，怀里鼓鼓的，是老伯塞给她的书。

临出门时，那个老伯再次拽住她，非要给她一些书，说这是对她“少女青春的补偿”，还让她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时恰巧有个男青年进来了，她才趁机从新华书店脱身。那个男青年二十多岁的样子，戴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她听到男青年喊老伯“大表舅”。

她一边走一边想：两只扣子怎么给爹交代呢？走着走着，突然想起来，摸摸自己的脸，竟然没有哭。她很奇怪自己遇到这事儿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哭。

腊月里下的那场大雪还没融化完，麦田里还有零星的雪迹。金玲回头看了一眼，县城里的夕阳比早晨的阳光还要金黄，还要刺眼。

二

在金玲十四岁那年，爹再婚了。当年后妈就给她生了个小弟弟。

小弟弟三岁的时候，非常顽皮，一定要骑着姐姐在地上爬。一次不小心，弟弟从背上掉下来磕破了脑袋，后妈赶过来，抄起笤帚把她没头没脸地一通打。从此以后，她就成了后妈的出气筒，后妈总看她不顺眼。她稍一打扮就说她是个妖精，要么就是妖精生的。

金玲咬牙忍着，蒙着头在被窝里哭，轻易不告诉爹，怕爹跟着生气。这样忍了几年，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离家出走。中间爹找过她两次，没找到。金玲让同学给爹捎信说：再也不踏进家门半步。

她暂时跟着同学住，跟同学蹭吃。正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实在无心也无力再读下去，也没跟爹商量，自个做主辍学了。

后来她在县城一个国营饭店找了个后勤打杂的临时工，算是维持生计。可是，干了没多久，大厨师老是有意无意地往她身上蹭，调戏她，吓得她夺路而逃。

“这世上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想。

有一天，她不知不觉再次走进副食品公司门市。门市柜台里面有一堆一堆的各种点心、饼干、糖果，被一面镜子反照着，实在叫人馋得慌。她不止一次地走进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计划着，怎样在没钱的情况下吃到那些美食。她要趁着营业员阿姨离开解手的机会试一把。饥饿和嘴馋让她不甘心放过机会。

然而她运气不好，当场被抓。她被推出门，被捆绑在街头电线杆上示众。围观的群众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有群众鄙夷地往地上吐口水。她把眼睛一闭，牙关一咬，随便吧。

他正好打此路过，给副食品公司经理撂下一句话：“把这个女孩儿放了，她是我的人。”那个经理低头哈腰，二话不说给她松了绑。

他叫潘晓东，人们都叫他“潘冬子”，是小县城人尽皆知的人物。反正这么说吧，在县城里乃至全县，县长说话不好使了，他过去就是一句话。老百姓只要一听见“潘冬子”的名字，后脊梁骨发凉。

除了杀人，流氓能干的事儿他都干过。可是真叫他杀人，他眼都不眨，他是没遇到杀人的情况。大家都不敢惹他，都敬着他，他也就没必要杀人了。

虽然没杀过人，但是被他打残的人不少。有一时残的，有终生残的。更可怕的是，他看上哪个女人了，当着女人老公的面干。那老公吓得直哆嗦，都不敢报案。曾经有段时间，县城各个家属院里，各家各户大门紧闭，甚至有姿色的女人家里晚上都不敢开灯。

公安局派出所对他来说跟姥姥家一样，想去就去，想走也能走。很多干警人背后跟他称兄道弟。

金玲虽然学会了偷东西，但是心里还是很单纯的女孩儿，非常感激这位素不相识、搭救自己于水火的大哥哥，当场就跪下了。这一跪，就认了一个干哥哥，“潘冬子”收了一个干妹妹。

成为“潘冬子”干妹妹的金玲，从此在小县城里成了吃香喝辣、顺风顺水的巾帼豪杰。从此跟着干哥哥披荆斩棘、噼里啪啦地开辟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她在县城小胡同里租了一间房子住。那是一个晒不到阳光的小胡同，每个出租屋里都有一个怀揣着不同梦想的人。在那里，她结识了一帮激情四射的男女青年朋友，在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新思潮刚刚萌动的年代，她的少女之心迫不及待地萌芽了。

跳舞、弹吉他、喝酒，她过上了那个年代时髦的纸醉金迷的浮华小日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就去偷。

严打那年她二十岁。她二十岁的青春韶华与喇叭裤、蛤蟆镜、刺青，与烫发头，与三五牌香烟吐出的烟圈，与手提双卡录音机播放的邓丽君的歌曲一起，成为小县城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也正是那一年，她因百货大楼盗窃案、电影院打架斗殴案、棉花站纵火案、国营饭店打砸案、抢夺夜班工人钱包案、逼迫少女卖淫案、聚众赌博跳舞淫乱案，等等，作为一个流氓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被逮捕了。

她所在的流氓团伙中，十几人被判了不同的刑期，她的干哥哥“潘冬子”和另一个主犯被枪毙。她被判了十二年六个月，还好，留下了一条命。

在监狱伏法期间，她不断地在思考叩问自己：如果书店老伯和饭店大厨师没有欺负她；如果后妈跟亲妈一样亲；如果当年读了那些书；如果没有认识“潘冬子”，金玲的人生或许应该是另一个情景。

仔细扒一扒“潘冬子”的人格，发现这种人也是有爱心的。他把人生仅有的一丝爱心深深地藏在了心里，一般人感受不到。只有金玲感受到了。干哥哥对她并没有异性之间的想法，而是跟亲哥哥一样，“潘冬子”再狠再硬，在金玲跟前，也能表现出人性中固有的那份“柔软”。在外人眼里，可能这是义气；对“潘冬子”自己，可能是一种内心的需要。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妹妹，单独而单纯地活在他的心里，他才能觉得自己的人生在做尽坏事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活着的意义。

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想到，他能被枪毙。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在时代潮流里，每个人都是一片落叶。

三

金玲在监狱里苦熬了十二年六个月，终于出狱。老爹和弟弟在监狱门外迎接她。老爹显老了，头发已经花白，脊背也开始驼了。父女两个对视了一会儿，金玲心里一阵儿酸，“噗通”跪下来，眼泪扑簌簌砸在地上，说：“爹，我又回来了！”。

爹把她抱起来，说：“妮儿！回来就好，咱回家去。”

弟弟也十八岁了，个头比金玲高出一头。弟弟说：“姐！我把你住的房间收拾好了，咱爹给你买了一张新床，席梦思的，我搬到学校去住。”

弟弟说：“咱妈在家等着你呢，要做一大桌子好菜。”

说着到了家里，果然后妈正在厨房里炒菜。后妈迎到门口，左右顾盼地看看金玲，张嘴想说话又咽回去了，两只手一个劲儿在围裙上搓。

“妈！”金玲很不意思地轻轻叫了一声。

后妈“哎”一声，停止搓手，开始抹眼泪。

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新的牙刷牙膏毛巾洗脸盆，一面新的椭圆形化妆镜，新床新被子新被褥新床单。一切都是新的。金玲照了照镜子，看着自己说：“从今以后，要过新的生活！”

当年从家到县城的那条小路上有一座小桥，桥头下面埋着她的秘密。这个秘密她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这个秘密包含着她的贞操。出狱后，她最先想着来到这里。她不想让秘密伴随一生，成为人生的累赘。

在桥头下面，她在草丛里扒啊扒，在土里刨啊刨，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只剩下这座小桥依然伫立在岁月的风尘里，没有被开发拆除，似乎在等待着金玲的再次光临。

那是一些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自然也有人生的指引。她都没有翻一下书页，她实在不敢去翻，用小手扒了个小坑，一股脑埋了。随着书，还埋了她的少女青春。

倚靠在桥头栏杆上，金玲呆呆地看着一去不复返的河水向东流去，脑子里一片茫然。我的青春呢？难道就这样被自己亲手埋葬了吗？我还能找回当年的青春和梦想吗？她问自己。

她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不知道应该回村里去做个老姑娘，陪着老爹和后妈慢慢到老；还是走过小桥到县城去，继续自己出租屋的生活。想起出租屋，她就有一股热血上涌，那里记录和见证了她的一段美好的青春岁月。而今，在那里还能找到几个当年流血街头的哥们儿吗？

可是，时代变了，喇叭裤和蛤蟆镜都被后来者鄙夷地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决绝于时代潮流的人，也一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这时，从桥那边走过来一帮青年男女。他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路欢声笑语而来。

“姐，你在这儿干吗？”

原来是弟弟放学了，回家过周末。弟弟在县城一所大学读大一。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小县城也有自己的大学了，发展势头超乎想象。

“姐，你哭什么？”

“姐，咱回家去。”

金玲点点头，被弟弟拉着手往家走。

“我想骑马！”金玲对弟弟说。

“好的，给你马，上来。”弟弟弯一下腰，拍拍肩膀。弟弟身材壮硕，虎背熊腰，一米八多的个头，真像一匹彪悍大马。

金玲忽地窜上去，搂住弟弟的脖子，两腿夹着弟弟的熊腰。

初夏的金色夕阳里，金玲骑着弟弟这匹骏马，奔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她闭着眼睛，任乡野的风吹得长发飘飘，吹得眼泪乱飞。

四

金玲被逮捕那年，县文化馆馆员刘志民正在单位开会，听取会议精神。会上传达了上级文件，通报了全国及本县“从严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情况。要求大家服从大势，认清形势，立足本职，在文化方面“一定要反映时代特征”。

刘志民是文化馆搞美术的，经常给一帮美术爱好者讲讲课，一起到郊外搞点写生，都是本职工作。刘志民后来回忆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跟女学生跳舞、搞篝火晚会啥的，不然就有可能成为被严打的对象。

他跟几个人在街头墙上画宣传画，提着颜料桶，拿着刷子。画面是一辆军用卡车，车厢里站着几个男女流氓，烫发头，穿着花衬衫，露着纹身，脖子上挂着十字架项链。这些流氓被武警押着，五花大绑，后背上插着牌子：流氓犯、杀人犯、强奸犯。

作画的间隙，真的就有几辆军车鸣笛而过，那是犯人被押着游街示众，其中就有金玲。金玲的牌子上写的是流氓犯。刘志民记得自己呆呆地站在街头，手里提着刷子，红色的颜料滴在了裤腿上。

除了美术，刘还喜欢文学创作，抽空写点豆腐块发表在县报上。我因为也是文学爱好者，参加过几次县文联的活动，与刘相识。

刘志民的美术作品我看过，主要是反映民俗的东西。比如村姑穿着蓝底白花的褂子，蓝色的裤子，两只辫子加刘海的发型，头上扎块大红的头巾。村姑立在有磨盘的村口，背景是有炊烟的草屋，残缺的长着仙人掌的土墙；地上散落着觅食的母鸡，卧着的土狗，等等。都是一些传统文化中定型的标签化的元素。在县级美术展上，刘志民的标签化的美术作品也拿过一等奖。

刘志民的豆腐块作品我也看过，主要是传统文化的东西。比如“二月二龙抬头”的来历；拥抱与握手的使用区别及礼仪规范；啊！春天来了，春姑娘在向我招手；大娘从鸡窝里捧出滚烫的鸡蛋，那是乡村滚烫的生活，那是农民滚烫的希望，等等。就不用评价了。

刘志民比我大十几岁，虽然谈不上长辈，可我一直把他当老师尊敬着。他很赏识我的文学习作，也很喜欢我的人。慢慢地，我们成了朋友。

刘的夫人在县剧团演老旦，我在他家见过一次，长相一般。后来再去他家几次，都没见过了。听别人说，他们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是“她跟团长有一腿”。

后来因为生计我别了我的县城，跟刘志民也很少联系了。大约不联系有七、八年吧，有一天突然接了一个陌生电话，竟然是刘志民。

他在电话上郑重地告诉我：他要结婚了！他要焕发第二春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问他：“你准备好了吗？你们结婚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吗？”

人这辈子，能够焕发第二春的人有几个呢？不管有没有爱情，能不能够焕发第二春，总之这些幸运儿等于活了两次。这对我这样努力追求爱情的人来说，有点不公平。他刘志民一个县文化馆的小小馆员，形象又不潇洒倜傥，凭什么焕发第二春？凭什么活两次？

掐指一算，刘志民应该四十二岁了，马上人到中年了，我倒要看看是谁让他焕发第二春的，是谁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婚礼上，刘志民的脸被抹了很多鞋油和锅灰，几乎看不出真实面容，但是却遮不住他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劲儿，两只脸蛋都笑成鸭蛋了。他一只手提着酒瓶，另一只手揽着新娘子的腰。新娘子端着一只托盘，托盘上摆着两只拴着红头绳的高脚杯。

新娘子脸蛋上扑着浓浓的白里透红的粉黛，黑色的眼影，长长的眼睫毛，很妖的化妆。身材很好，穿着大红的旗袍，开叉很高，充分体现出身体的曲线，凸凹有致。旗袍开叉处露出雪白的一截大腿，很性感。

当新娘子给我敬酒的时候，通过那条不适宜的围巾，我突然看到了她脖子上的刺青，一朵蓝色的玫瑰花。这是个有来历的女人啊。

问邻座：“老刘的新夫人什么来头？干嘛的？”

邻座很惊讶：“这个你都不认识？潘冬子的干妹妹啊，白玫瑰，八十年代县城里叱咤风云的人物。”

“切，就是一个女流氓。”另一个低着头开玩笑似的小声补充。

我不知，是因为年龄赶不上趟，她在县城街头叱咤风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读初中的懵懂少年。

流氓不流氓吧，好歹刘志民娶了个小自己十岁还这么妖娆的女人，基本上也算焕发第二春了。

当时婚介时，刘志民的情况是：虽然年龄大点，但是体制内的人，有编制，有退休保障和医疗保障，以后吃喝不愁；还有单位分配的住房。除下年龄，男方这情况在小县城就是一个上等人。女方情况是：县城不大，就这些人，大家都知道的，就不用说透了，不过那都是历史潮流，都抹了。主要优势是年龄比较青春，长相也比较好看。最后双方两相权衡，自愿结合。

还有一个文艺的坊间说法。女方问：我是个女流氓，你不嫌弃吗？男方回答：我喜欢女流氓。女方又问：女流氓有什么好的？男方回答：女流氓会耍大刀。女方再问：女流氓耍大刀你不害怕啊？男方回答：吹了灯大家都是流氓。

有点幽默搞笑的对答，也显出一些无聊的人的无聊。不管怎么样吧，我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我有事离席早点，婚宴接下来的情况，是后来在酒桌上听朋友闲聊的。

那天婚宴上，新娘子敬酒时碰到一个人，新华书店退休的老吴，他作为新郎官刘志民的大表舅，坐在长辈席上。当老吴准备接喜酒的时候，新娘子停顿了一下，转身问新郎官这个人是谁？新郎官也不知道咋回事，答：是咱们大表舅。再问：他是不是在新华书店工作？新郎官答：是啊。老吴也笑着附和：窗口单位，接触的人多，都能混个脸儿熟。新娘子回头问老吴：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吴答：知道知道，打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你。新娘子把脸一沉，接着问：你只知道潘冬子的干妹妹，知道白玫瑰，你知道十三岁的她吗？把老吴问楞了。

新娘子不愧是做过流氓的人，真敢说敢为，也顾不得婚宴气氛了。她突然举起老吴一只胳膊，说：众位宾朋，大家都看看啊！他手腕上这个伤疤，是我咬的。

整个婚宴大厅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个曾经的流氓现在的新娘子深深震撼了，都不知道咋回事，都在努力展开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老吴实在没想到新娘子会是当年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儿，他只知道新娘子是潘冬子的干妹妹，一个曾经的女流氓。二十年过去了，变化太大了。

外甥刘志民的婚事，他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打光棍都不能找女流氓！”而今在婚宴上，在这么多亲朋好友面前，他的流氓嘴脸，在遮掩了二十年之后，终于暴露出来。

“真是丢人，这个老流氓也实在可恨，新娘子没把酒泼到他那张老脸上么？”我问。

“没有，新娘子很大度，照常给他敬了两杯酒。”朋友说。

“毕竟潘冬子的干妹妹不是吃干饭的，能把控局面。”另一个朋友说。

“后来什么情况？怎么收场？”我问。

“过了两天就投河自杀了！你想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以后还怎么见人，还能做人吗？”朋友说。

“报应！二十年一轮回。”另一个朋友说。

还真是的。不过，出了人命，这事儿总归叫人唏嘘。

五

近日在县城街头无意间遇见刘志民。他非常热情，一定要我到他家吃个饭，还说写了一篇小说，让我给参考参考。他是到小学校接孩子的，是他跟金玲生的小姑娘，刚刚上一年级。

谦让不过，随了他。我跟他一起接了孩子回家去，路过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些熟食。志民说：“不用买，家里都有，你嫂子厨艺可好了。”

小女孩长得实在可爱，灵动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白白的皮肤，从她身上能看出她妈妈的影子。

刘志民家一直住着文化馆家属院，一个带小院的三间小平房。“嫂子好！”我进门打个招呼。

“来啦！随便坐啊，”她笑着回复。转身对刘志民说：“有客人也不提前说，让我有个准备，去买点菜啊。”

刘志民说：“都买好了，亲爱的！你不用麻烦了。”

他一个要跨入中年的人，当着客人的面称呼媳妇“亲爱的”，可见夫妻感情还比较好，叫人羡慕。

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的画，画的是一棵枯死的垂柳树，抽出了几支鲜绿的新枝，间杂着几只黑色的燕子。柳树底下是一头站姿的老牛，在低头吃地上的小草，牛背上停着一只小鸟。画面上的题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是这么写的：枯树发新枝，老牛吃嫩草，志民遇金玲，余生当合好。

这画有意思，我笑了。刘志民解释说：“我们馆长老曹画的，老曹是个美术家，就是这人爱开玩笑。”

我笑着说：“这不正好符合你们情况吗？”

刘志民有点害羞地浅浅一笑，说：“是是，我跟金玲都不在意，装裱了一下挂这儿了。”

金玲一边收拾菜一边搭腔：“俺家老刘就是脸皮厚点，跟老城墙有一比。”

小姑娘跑过来跪在沙发上，指着画上的牛背上的小鸟，清脆地说：“这只小鸟儿是我，这头牛是爸爸，我给爸爸挠痒痒。”

吃饭的时候，他让媳妇坐到主座上，自己坐偏座。金玲可能觉得有客人在，不合适，也是要体现一下男人的权威吧，坚持把主座让给了刘志民。我能看得出，平时，刘志民是坐偏座的。这并不代表男人受到女人压迫，在家没有地位，反而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的体现。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拉家常，拉各自的工作和爱好。金玲不喝酒，自己吃，兼顾着女儿吃。不经意间，我看到金玲脖子处一块浅显的伤疤，像个唇痕，这才想起来，那一朵曾经多么风光、充满青春的蓝色的玫瑰花不见了。她这是宁可要一个难看的伤疤也要与过去的时光告别吗？

喝酒、品诗、写文章，乃文人雅事。我说把你的大作拿过来助助酒兴吧，刘志民于是拿了稿子，写有一大本子信纸。

刘志民不好意思地笑：“是媳妇写的，不是我写的。”

“啊！”我有点惊讶，没想到金玲也会写小说。

题目是《一个女流氓的前世今生》，署名：白金玲。我大概翻看了一下，字体是正楷体，字迹工整灵秀，间或透出匕首的锋芒。内容主要是写一个女流氓的成长史，含有对那个年代的反思。

我说：“题目有点不雅，是否可以改一下，就叫做《蜕变》吧。”

这时，金玲过来打招呼，说去送孩子上学，她去上班。还说这是她胡写的，跟写日记那样，哪里像小说啊，“你千万不要笑话嫂子就好了”。一番客气。

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男人了，气氛相对自由轻松些。

我放开了限制，问他：“你媳妇当流氓到底是咋回事？你一点都不在意吗？”

刘志民扬起手掌在空中一挥，“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去看待历史的东西。人都是在变化的，没有谁一辈子都是流氓；把流氓的标签给一个人贴一辈子是不公平的，是对这个人的伤害。”

我笑着说：“是是，你应该在馆里当个书记啥的，不能老当馆员。”

“啥也不说了，来，走一个。”

爷们儿遇到一起，就是喝酒。再遇到事儿，这酒喝起来就没完。我们两个直喝到下午四点多，你看我东倒西歪，我看你晕头巴脑，也不知道谁醉了。

最后是以刘志民的痛哭流涕收的场。

回到家里，我蒙头睡了三天。起来，想起与刘志民的酒会，想起我们酒后各自的失态，感觉这人生怎么那么有滋味儿呢。

我给刘志民说：“哥们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别看我现在人模人样，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我他妈想当流氓！”

刘志民说：“怎么？当流氓有好处啊？”

我说：“当然，流氓天天喝酒吃肉，到哪儿还没人敢惹，你说好不好？”

刘志民趴在桌子上，举着一个大拇指，说：“好！好！”

我说：“不光这个，当男流氓还有好处，可以放开人性的枷锁，抛开礼义廉耻的束缚，在街上随便调戏良家妇女，充分燃烧自己膨胀的激情，发泄过剩的荷尔蒙。遇到看不顺眼的，想骂就能骂，想打架就打一架，就是这么爽！”

刘志民抬起头，努力睁开眼睛看着我，语无伦次地说：“你要是这么一说，我也想当流氓，当流氓有好处啊！”

“可是你不够格，我也不够格，我们都缺乏胆气，我们都是胆小的鼠辈，只会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吃着一天三顿饭，碌碌无为、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我说。

“说实在话，我并不反对流氓，我反对的是流氓行为。不管她以前是不是流氓，只要她现在不再耍流氓，我就娶她为妻，嘿嘿。”刘志民端起酒杯，“来，再走一个，为了我们碌碌无为、浑浑噩噩的一生。”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从人性角度分析，我觉得人骨子里都有那么一点流氓性，那是人性中最原始的自由冲动元素。不过呢，人都是社会属性的人，人都要脱离了原始人的野蛮色彩文明发展，从文明走向文明，从人性的胜利走向人类的胜利。每一个违背人的文明发展的行为，都是耍流氓，都必须接受道德的批判和法律的制裁。”

酒鬼就是这样子的，一边沉浸于喝酒吃肉的世俗生活，一边高谈阔论着人生的形而上学。一边燃烧着流氓心理，一边展现着道貌岸然。一旦离开了酒，酒话就会失血过多，死在酒醒后的记忆里。

我突然想起那天刘志民告诉我一个秘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酒醉状态，我也没当回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打电话过去求证，“你那天说的，你新婚之夜的事儿，是真的吗？”

“真的！我能在这方面说瞎话吗？这不也是喝酒了，一激动就突噜嘴了，要在平时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些个人私密。”刘志民一本正经地在那头说。真是够哥们儿。

那天刘志民告诉我：他的流氓媳妇、三十三岁的金玲，居然还是个女儿身。

说完大哭。

我自觉喝酒太多，有些失态了，不知该怎样收场，过去抱了抱他，辞别而去。

刘志民告诉我：他和媳妇早就有过一次碰面，那是在金玲十三岁那年，他去新华书店找大表舅老吴，刚一进门，一个小姑娘慌里慌张从里面跑出来，差点撞上。他怎么也没想到，二十年后，那个小姑娘成了他的新娘。

婚后，金玲跟他说：她在相亲那天就看着这个人面熟，好像前世就见过似的。后来还是大表舅老吴的出现，才让历史的泥潭得以澄清，还原了历史真相。也是得亏了大表舅老吴，让历史的断章有序地联系在一起。

她说：那天蓝布腰带系得太紧，打了个死结，大表舅老吴在二楼找不到剪刀，无奈到楼下去找，她趁此喘息之机下了楼。或许是良心突然发现，也或许是担心事情败露惹上牢狱之灾，大表舅老吴像换了个人似的，对楼上踉跄而下的小姑娘金玲重现怜惜之心。他抓起一些书籍硬往金玲怀里塞，一定要她带走，似乎这样就能够弥补对一个少女青春的摧残，就能够堵上小姑娘的口。恰在此时，她未来的丈夫刘志民进来了。

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那种姻缘巧合吧，是命运安排这个男人来保护她脱离泥潭。也叫做，前世修来的两情想通、心灵感应，关键时刻天降神兵、护花使者。

我在想：一根打成死结的蓝布腰带，一把放错了位置的剪刀，让一个小姑娘保全了贞操，看上去似乎就是人生中不经意间的一个偶然。然而，哲学课本又告诉我们：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个必然应该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最终胜利。

抛开偶然因素，再看金玲。一个从激情四射的街头走过来的女流氓，居然能够坚守住人性中最原始的那份纯洁，这样的坚守得有多么艰难，又是多么难能可贵。

对刘志民来说，人生总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惊喜，在你要经过的路上，等着你。然后，把惊喜揉进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里，和爱一起慢慢变老。

六

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正当职业，这个职业就是他（她）的定位。这个人每天坐在自己的定位上，喝喝茶，看看报，织织毛衣，一天就过去了。这一天他（她）是安安静静的，整个世界都是安安静静的，跟昨天一样，似乎这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感觉不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昨天跟前天也是一样。

前天，张馆长给金玲说：“下了班别急着回家，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昨天，张馆长也是这么说的。

金玲只顾低头织毛衣，后来逼急了说：“你要是叫我写书，早不写了；叫我读书，已经没兴趣了；叫我耍流氓，对不起！我已经不做流氓很多年了。”

张馆长被金玲这么一呛，没作声，悻悻地走了，大块头在走廊里走得像个推土机。或许他并不懂一个“老流氓”的风韵。

单位上班这些日子，她从侧面看得出，张馆长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就算有要紧事，也不至于像消防队那样要紧，像公安局那样紧迫。只不过是个县图书馆。

而天底下，最不要紧的就是看书。

这年，刘志民除了绘画艺术，还搞点领导艺术，做了县文化馆书记，也应了我当初的推断。刘志民的文化馆书记定位，其实就是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务，平时除了看看文件、学学精神，就是写写公文材料。工作间隙，还总不忘喝一大碗中药汤。到这个岁数的人，不是喝养生保健茶，就是喝中药汤，身体都不大好。他的中药汤弄得办公室里满满都是中药味儿，馆里人都避免去他办公室，太呛人，他倒也落得清净。

人一旦清净下来就爱胡思乱想。他就想：媳妇金玲原在图书馆织织毛衣就好了，怎么近日就受到领导器重，就加了薪水？早听说县图书馆张馆长是个贪财好色之徒，本来要提拔县处级的干部人选，就因为不良嗜好，因为自我约束能力差，近日被组织协调到了这个与书为伍的寡淡之地。

下班的时点下起了大雨，天也黑压压的，就像夜晚提前到来了。金玲看到同事一个个都被丈夫或者男朋友开车接走了，自己倒真成了没娘的孩子。她又没带雨具，于是给丈夫打电话，他开着自家捷达小轿车呢。刘志民电话里说：“等一下吧，亲爱的！我在开家长会。”每天开车接送女儿上下学是刘志民的主要任务。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天真的黑了，雨也小了。刘志民心里埋怨老师讲话啰嗦，缺乏讲话水平，一点小事儿竟然翻来覆去地讲了近两个小时。一路摁喇叭赶到图书馆，看到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刘志民知道那是张馆长办公室，心里咯噔一下。

他留了个心眼，悄悄摸过去，听得打闹声越来越近。他突然血往上涌，血脉喷张，只一脚便踹开了门。透过眼镜片，就看到两瓣肥大而雪白的屁股摆在桌面上，格外刺眼。那是人高马大的张馆长，正趴在金玲身体上。金玲的上衣零碎不堪，裤子被褪到了脚脖子处。

刘志民回身就发现了墙角的1211灭火器，抄起来就砸。他闭上眼睛砸，砸的动作似乎都是下意识地，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下面的金玲被拽起来的时候，脸上满满的血，不过不是她的，是上面的人的血流到了她的脸上。刘志民面对的是一片红色的世界，眼镜片上也溅满了血。

法庭上，当法官的锤子落下来的时候，金玲还在不断地向法官重复着一句话：“他可是个文人，在家里都是我杀鸡的，他就连杀鸡都是不敢啊！”

她的声音在法庭高大的建筑里回荡，可是有什么用呢，法官已经退席下班了，只有那一袭庄重的法衣穿在高大的椅子靠背上。并且不久，她的声音就被淹没于街头巷尾的流言洪水。

——“流氓终归还是流氓。粘上血，碰到亡。”

金玲在一天早上梳头的时候，发现白发又添了一层。看窗外，一夜秋风，又吹落一地的树叶和花瓣儿。她想起与刘志民的美好生活，就想哭。

今天是探监的日子，她特意把自己收拾得像她十三岁的模样，在两根小辫上扎了两朵蝴蝶花；脸上涂着香脂，白里透红，像个水灵灵的水萝卜。她就是要刘志民从自己身上看到活着的希望。

隔着厚厚的玻璃，穿过玻璃的孔洞，她对刘志民说：“我等你，亲爱的！我还要与你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