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了新一轮“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众多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
《旧唐书·魏徵传》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世间情仇、善恶是非,以及历史的是非曲直。通过回看过去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提升我们自身的防范意识。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世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与此同时,各种价值观、生活习俗不断碰撞,使得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些都为西方发动新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提供了土壤。
所谓“颜色革命”,就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目标国家的社会矛盾,发动“街头政治”,在目标国家制造政治危机,从而颠覆目标国家的合法政权。因为它们往往以某种颜色作为旗帜,故称为“颜色革命”。
代表有: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的“玫瑰色革命”;2004年11 月,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这些国家最后都建立了“亲美”政权。
顾名思义,“街头政治”就是:目标国家成千上万的群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甚至冲击政府的部门。
具体的形式包括:张贴标语、发传单、游行集会、占领广场,以及围困政府机关等。这些方式看似属于公民的合法权利,实际上它们往往冲破了法律的限制。本质上是属于一种政权颠覆行为。它会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街头政治”爆发的地区,往往是目标国家的政治中心,即首都。政府面对这些”合法”的权利诉求,往往会小心谨慎地对待,以防止造成国家的巨大动荡,以及国际声誉的下滑。这就给了“街头政治”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空间。
自格鲁吉亚发生人类首次“街头政治”以来,“街头政治”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进行国际政治斗争、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正是在“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垮台的。
内因:经济衰退、贫富分化扩大,以及腐败泛滥,埋下“革命”的种子。
我们以第一个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格鲁吉亚为例。
1991年4月,格鲁吉亚独立。之后,它进行了政体改革,推行美国的三权分立,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并未走上梦想中的富强之路。
独立后,格鲁吉亚的总统叫谢瓦尔德纳泽。据统计,在他执政期间,1.5%的人掌握着全国60%以上的财富,贫富分化巨大。1994年,格鲁吉亚的GDP相比1990年下降了72%,2002年格鲁吉亚90%以上的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
2003年11月,时任司法部长的萨卡什维利,组建了反对党集团,利用议会选举舞弊的风波,发起抗议活动。最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谢瓦尔德纳泽引咎辞职,流亡国外。
由于萨卡什维利和他的支持者,进行公开活动时,手里都拿着一朵玫瑰花。因此,格鲁吉亚的这次政权变更,被称为“玫瑰革命”。
时至今日,格鲁吉亚依然有一半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年均最低收入仅160多美元。“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路在何方?
再如,独立后的乌克兰,连续10年GDP都是负增长,从1992年到1999年,GDP下滑了75%,70%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
2004年11月,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夺得了国家最高权力。
由于当时尤先科等在公开场合时,都佩戴橙色标志,如围巾、领带、袖章等,故称之为“橙色革命”。
截至2020年末,乌克兰仍然有170亿美元的外债。
无论是乌克兰、格鲁吉亚,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都离不开它们自身经济的下滑。
我们再来乌克兰等发生“颜色革命”之前的腐败问题:
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当选总统后,任人唯亲,导致高层腐败非常严重。航空、石油、天然气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全都掌握在阿卡耶夫家族的手中。而贫困人口达到总人口的38%,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每月的平均工资仅为30~40美元。国家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统治集团及其亲信手里,而广大平民的生存则异常艰难。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民怨四起,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革命一触即发。
因此,这些国家的腐败问题也为西方推行“颜色革命”提供了条件。
外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政权,推行“民主化”改造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对它们进行“民主化”改造。目的是建立“亲美”政权。由此,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改造成为了“颜色革命”的催化剂。
古人告诉我们“物必自腐,而后虫生”。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是生活的教师。”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颜色革命”的发生,根本在于它们根深蒂固的自身问题。而西方的“推波助澜”成为了“颜色革命”的催化剂,加速了政体的变化。
正如薛澜在《危机管理》中所说的:“颜色革命”是“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积聚激化后的结果。”
(1)利用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喉舌”,对社会舆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是西方国家宣传自己价值观念的重要工具。在“颜色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媒体一方面夸大目标国家的社会问题,扰乱民心,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制造思想动荡。另一方面,又极力宣传反对派的主张,将反对派领袖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同时,它们大力宣扬美国的“民主”观念。
(2)扶植反对派政治精英作为代理人
对美国而言,街头政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代理人是否可靠。美国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很多,最主要的是:必须完全“亲美”。如美国对谢瓦尔德纳泽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除了“亲美”,还与俄罗斯保持联系。
(3)进行经济援助和渗透
美国选定代理人后,便以援助为筹码,帮助他们进行政治活动,建立“亲美”政权,兜售美国的价值观念。如在乌克兰大选中,美国就利用乌克兰的经济问题,告诫选民“选择尤先科便能告别贫困”。
当然还有操纵目标国家的选举等方式。
中国现代作家廖沫沙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
回望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的惨痛历史,我们应该看到“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如何预防“颜色革命”的发生,最主要的是不断完善我们自身。包括: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增强爱国主义教育,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培养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和自豪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国家利益,巩固民族团结等。
参考史料:
刘明《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
徐海燕《试论独联体各国的“颜色革命”》
薛澜《危机管理》
王海燕《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分析》等
页面更新:202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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