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就“觉醒”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修学储能 五年多，不仅学问博大精深，更有了恩想上“辩证法思想”的深厚根基。由此而催生了他探索社会历史变化规律的认识时，注重社会“革命”思想的觉醒。

毛泽东读书可不是“死读书”，也不是读“死书”。一方面，他深受杨昌济“伦理学”思想和湘风“陆（九渊）王（守仁）学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他把《伦理学原理》与《四书集注》等宋明理学比较起来思考，贯通古今还要比较中西，集于自己融汇贯通的认识，认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而这“同”，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正逢当时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动中，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旧制度日渐崩溃，内乱外患迭起。这些社会背景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更是激烈迸发，跃跃欲试了。

一九一七年，他便提出“天地概唯有动而已”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说，历史从来都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争霸、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久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眼下的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就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期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看看这些思想认识，与后来提出的“打碎旧世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号召，正是一脉相承，并且是一以贯之！

青年毛泽东的求学，完全是为了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他以后的“从大乱求大治”的观点，正是这博学厚积的酝酿。

在“动”中求变、求新，这其中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就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迫和反抗。毛泽东很是赞同《伦理学原理》的作者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道“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因此而激情浪漫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把“差别”和“抵抗”这两个概念，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变”“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论已经觉悟到了“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他后来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阶级”论和《矛盾论》以及对中国式革命实践道路的探索与选择，也许正是孕育于此时。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他一生都在思考着、探索着、选择着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同时代的有志青年，大多是求学做学问、做学术，立言立身。而毛泽东求学，是为了探求革命真理，以革命的真理去探出社会革命成功的实际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他就能独辟新径、卓越而起的天赋异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