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出来的往事

1950年，我在报社工作，晚间读夜校学俄文。在俄文班里，我结识了画友钟灵。他经常在下课后随我到报社，帮我画刊头，写美术字，这是他的拿手功夫。画完后，我们常去喝酒，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酒徒”，但好酒却不使气。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俩合作画漫画，多在他家。一开始，他除准备纸笔之外，又备酒水和菜肴。作画完成，我们立即移席摆酒谈心议事，待到微醺，舌头发硬，眼皮发沉，才收拾了去睡，这已成惯例了。现在我们都已年近古稀，而他酒瘾如故，但酒量却一年不如一年。

老伴陈今言去世的那年春节，钟灵和丁聪等友人共携酒菜，陪我共度佳节。钟灵才喝不到半斤，便烂醉如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仰卧，让他怀抱一张小板凳，放上几个酒瓶，然后列队在一旁垂首站立，请老友狄源​沧​拍了一张未亡人“遗体告别图”。想来真是心酸又可笑的往事。后来，我也曾彻夜失眠，因不愿常吃安眠药，便以酒浇心，趁微醺入睡，久而久之，养成睡前饮酒的习惯。现在我喝的是度数很低的黄酒，饮量也有限，取其利而避其弊，是合乎养生之道的。

1986年，我和钟灵为《邓拓诗文集》画封面，他画了个草稿赶来，两人商议改画加工，弄了一下午。那天晚饭后天已全黑，画是明天必须交稿的，时间紧迫，他却说： “喝两杯再动手。”我说： “喝得晕头转向，可画不好。”他说： “一分酒一分精神，没事！”我只好让他喝两杯，但他接着还要，硬是再添一杯。只见他喝着说着，就溜到地上，躺下了，鼾声阵阵。我无可奈何，叹了口气，把他扶到床上。这画，也只好自己动手。待到清晨两三点钟，他醒来，见灯光通明，忙爬起来抢过笔去。这时他已清醒，两人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按期交稿。

话说回来，被酒迷得如此之深者，究竟极为少见。酒能醉人，几杯下肚，酒力使人层层卸甲，得现真心。倘非有诈的鸿门宴，这样三杯两盏就能把人间隔阂化开，距离拉近，也未尝不好。想起我在天津​遇​韩羽，上海见张乐平，都是由杜康“介绍”​相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华君武是《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我是他属下组员，我们两人喜欢夜间跑到报社附近东华门大街旁的小吃摊上喝酒，无话不谈。后来组里人员增多，机构扩大，事情一忙，就再也没去了。再后来他调到美协，我们更少见面，但小吃摊上的旧情仍在。有时去他家，往事重提，他一定端上酒来，接着谈下去。

有一回，姜昆相邀到他家吃饭，进门一看，范曾和王景愚已在座。原来，那天有人送他一瓶法国白兰地，听说价值不菲，姜昆便招我们来共享，举行“开瓶大典”。那次，我们每人只喝了两三杯，酒味如何早已忘记，但接着酒兴赋诗联句，颇有国外沙龙的雅兴，如今一想起来，还油然为之神往。

在酒席上，中国有许多助兴的游戏。古时行酒令，是文人的习俗，没点旧学是行不来的。我们常见的是划拳、击鼓传花和碰球之类的谁都会的玩法，联句就难一些，但最流行的还是划拳。现在的饭馆，尤其是高级些的饭店都有明示：禁止划拳。因为划拳喧闹扰人，许多人又常闹得放浪形骸，令人生厌。​倘​在家里，或其他不扰人的场合，划拳是很有趣的，能使人乐而忘忧，倍增酒兴。但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硬灌人酒的，喝多少适度。

有一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寄了几本《杏花村酒歌》，集的是古今杏花诗章，其中有我的一句，当然不是诗，仅四个字： “大闻酒名。”那是我到杏花村酒厂参观时，厂党委书记亲自相迎，经介绍后，他笑对我说：“久闻大名。”我也笑对他说：“大闻酒名。”引众人一笑，这四个字就是这么说出来的。书记一高兴，赠我一大坛汾酒陈酿。

（作者：方成）

（余娟摘自《饮食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