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组织“南昌城工部”在 解放前夕领导全城开展护城斗争

白洪昌编辑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诞辰

1947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当年6月，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拉开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整体战争格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此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加强并扩大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南昌的中共地下组织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各项工作，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南昌城市工作部（以下简称“南昌城工部”）由此应运而生，并在南昌掀起了一场护城斗争。

　国民党曾企图把南昌变成废城

据史料记载，随着1949年4月份解放军攻破长江天险直逼南昌，国民党伪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就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开展城防布置的同时，也作出国民党伪江西政府撤离逃跑的决定。提出“搬迁、转移、疏散，防止人员、材料、档案被解放军接管”的“应变”口号，企图在撤退前把南昌变成一座空城、废城。1949年4月下旬至5月8日，国民党江西政府所属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秘书处以及省属其他单位分四期向赣州撤离，第一期以疏散物资为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是最早逃跑的单位，并纵火烧毁了办公楼。接着，伪省政府各机关也仓皇撤逃，留在南昌的只有桂系部队夏威兵团。夏威兵团阴谋策划破坏城区的公用设施，炸毁电厂、仓库以及中正桥。同时对南昌的市商会进行敲诈勒索，强行征收“城防费”，变相抢劫当地商店内的物资。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空城、废城计划，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南昌组建了“南昌城工部”，并联合展开了一场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直到解放军接管南昌城。

南昌城工部秘密成立

《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一书是1989年10月由中共南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该书通过收录的30多篇史料再现了解放前南昌城工部的活动情况。据书中记载，1947年10月，中共党员李健以中共闽浙赣区委南昌特派员的秘密身份，孤身一人从上海来到南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李健在上海时隐蔽在邮局工作，进入南昌后，继续以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分拣信件职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据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专家庞振宇介绍，当时江西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李健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城市地下党组织，开展以学生运动为重点的民主运动，培养输送干部等工作。

当时由于南昌的中共地下组织所遭打击较为严重，因此李健捐出了他位于上海的私人住房的租金以及在邮局的工资收入的一半，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同时，他积极联络其他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组建了南昌城工部。

一、以国立中正大学为突破口

当时南昌的学生运动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发展非常蓬勃，其中以国立中正大学（以下简称“正大”）的学生运动最为典型。1946年年底，“正大”的8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美抗暴示威游行，掀起了江西群众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学校集结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青年学生，他们来自各地，是传播革命思想的桥梁，与社会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有利于工作的拓展。”立足于这种实际情况，南昌城工部决定以学生运动为突破口，以“正大”为阵地开展地下工作，支援解放战争。

李健通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结识了“正大”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两个地下党组织，共有党员约60名，“新中国第一位女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正大”党组织的联络下，南昌二中、心远中学等都纷纷成立了独立的党组织。

二、单发喜冒险巧运驳壳枪

单发喜是樟树人，他从“正大”毕业后，进入了正大中学任教，并加入了南昌城工部，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

1949年2月，南昌城工部搜集到一批短枪，李健随即派单发喜送四支枪至湘赣边工委。据了解，当时国民党组建了“戡乱工作队”，宣传“戡乱条例”，并在全省各个重要路口设置了检查哨卡。

当时的接头地点是在樟树市清江县安丰乡涂头村。单发喜先是谎称母亲病危向学校告假，一路绕过检查哨卡回到清江老家。到家后，他又以参加同学婚礼为由前往安丰乡涂头村。“为了躲过国民党哨卡，他只能入夜后乘着小木舟逆清江而上，然后再步行七八里乡间小路，才将驳壳枪顺利交接。”

三、领导多种报刊进行革命斗争

除了积极联络进步人士发展党员外，南昌城工部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办报办刊。据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金凤介绍，解放战争期间，南昌城工部领导了《中国新报》《人民的旗》《学生报》和《解放快报》等一系列革命进步报刊，在思想舆论上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打击。

其中，《中国新报》的负责人熊克励在1949年年初加入了南昌城工部领导下的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在南昌解放前夕，该报曾印发了《江西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敬告江西各界书》等文告宣言，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昌城工部领导下的《解放快报》，为了防止被国民党查封，该报采取不定期印刷发行。陈金凤告诉记者，南昌解放时，南昌城工部正是通过这份报纸责令国民党各单位保管好枪支弹药、档案和资产，等待人民政府的接收。

四、借敌人邮局散发革命传单

南昌城工部是中共地下组织，虽然它办了许多报刊进行反蒋斗争，但由于当时国民党的严厉封锁，革命传单的散发却是个难题。据了解，解放前夕，一份名为《解放军入城约法三章》的传单需散发至各大商店、工厂等地，一份一份递送肯定是行不通的，那要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李健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利用邮局将传单寄到相关人员手中。原来，当时南昌活跃着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他们有一种专用信封，印有“基督教青年会”字样，因为是外国教会的信件，所以国民党盘查并没有那么严格。

“李健刚到南昌就是在邮局担任分拣员，他很熟悉邮局的业务，同时也在邮局发展了一些地下党员。”，传单放到印有‘基督教青年会’字样的信封中，对“基督教青年会”国民党本来就会降低防备，加上邮局地下党员的掩护，便顺利地通过国民党邮局散发出去了。

五、粉碎国民党“废城”计划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已是势如破竹，即将兵临城下。以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为首的国民党人提出“搬迁、转移、疏散，防止人员、材料、档案被解放军接管”的“应变”口号，企图在撤退前进行全面破坏，将南昌变为一座“废城”。

当年5月中旬，桂系夏威兵团来到江西广播电台，强令设备和职工南撤。电台工程师兼工务课长曹自明以机器陈旧不便拆卸，且没有运输工具为由，将夏威兵团支走。待夏威兵团走后，曹自明立即向南昌城工部汇报。5月18日，南昌城工部派遣4名豫章中学的学生，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来到电台接受了已由电台技术人员拆卸包装好了的一台新的3千瓦广播发射机，并趁着夜色转移到南昌市五纬路20号隐蔽起

来。

　（1.）　工人组成护厂纠察队保护水电厂

　　位于南昌市下正街的南昌市水电厂，是南昌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急于搬迁和破坏的对象。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多次派便衣警察潜入南昌水电厂，寻找机会进行破坏。工人们知道这一阴谋后，坚决表示“誓与水电厂共存亡”。5月中旬，该厂30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纠察队，与进厂暂住的1000多名家属，在工厂周围架起铁丝网，在水泵旁边深挖壕沟。为加强厂内各部门的联系，及时互通情报，工人们在各要害岗位安装了内部电话。5月19日，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企图抢走水电厂的一辆中型卡车，工人们为了保护卡车，立即把卡车上的一些重要部件拆卸后隐藏起来。20日，国民党当局派两名特务窜进水电厂，想伺机动手炸毁供水间和发电房。由于护厂纠察队在水电厂各进出口、沿江边、机器房、储煤库等处昼夜巡查，严密监视，致使特务始终不敢贸然下手。这时，中共南昌城工部派所属党员到水电厂指导工人护厂，民盟地方组织也派民盟成员及部分学生来水电厂与工人一道巡逻。然而国民党军队仍未放弃破坏计划，在溃退时曾炮轰水电厂。在紧急关头，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直到南昌解放，水电厂机器设备基本完好。

　　（2.）电信局职工密藏电信器材

　　南昌电信局旧址位于南昌市邮政路，同样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急于搬迁和破坏的对象。南昌电信局报务员、中共地下党员袁永明在接到中共南昌城工部关于保护南昌电信局的指示后，立即和电信局职工刘国凤一道，发动职工成立护局队。护局队组织电信局各部门职工背着局长邓荣惠，秘密拆下电信器材保护起来，机务段倪欲生召集载波室技术人员，把三路载波增音机、三路载波终端机拆下后隐藏起来。无线电发射台的徐德祥、庄严则把主要发射管锁藏起来，并日夜坚守岗位，保护发射台的安全。1949年5月19日，局长邓荣惠强令全局职工撤向潮王洲，袁永明及全体职工表示坚决不撤，并用沙包将电信局前门封闭，在后门架设高压电网，这让撤离计划被迫放弃。就这样，全体电信职工日夜坚守岗位，直至南昌解放。与此同时，盐务、邮政、银行等部门职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完好地保存了大批机器设备和物资器材。

　　（3.）各学校开展护校斗争

　　南昌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南昌市各学校组织所谓的“应变会”，随时准备搬迁。中共南昌城工部指示各学校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将计就计，发动和依靠师生员工保护学校。1949年4月28日，正大、正医、工专、二中、心远、女中等12所学校代表集会，研究护校办法。接着，中共正大第一、第二支部党员以“应变会”名义接管学校大批图书、贵重仪器和重要档案，控制学校的发电房及电话、校车等。中共南昌城工部写信要求正医部分教授站出来暂时负责学校行政工作。工专师生抢修学校围墙，全面清点学校财产；正医、二中、心远、女中等学校的师生员工，在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的领导和带领下，组成武装巡逻队，日夜守护学校，直至解放后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