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无意中撞见偷鸡蛋的“贼”，不禁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

上世纪70年代初，道恕街小学东南临近南大街的地方，有一个致远街菜店。

菜店前后两个院子均由正房与厢房组成，南北两个大厅形成前后院，只前院一个东大门。两个大厅由过道相连，房顶很高，都是整根木头做梁。前南大厅与西厢房营业，改造间隔成调料、猪肉、菜、鱼四组柜台，东厢房是会计室，北大厅是大仓库。后院的东西两厢很小，一处领导办公室，一处财务仓库。厢房与北厅间隔的东夹道，利用院墙搭上石棉瓦，挖坑埋上两口泥缸，利用房墙安一块带活页的木板门，就是职工的公厕。

这个菜店的前身，是烟台开埠后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恤养院。紧邻恤养院南厅通往南大街，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低矮的小房一间挨一间，每间五六平方米，开门就是土炕无窗，解放前是有名的“四道湾”，是当时烟台街最低档的烟花柳巷，也是一些小商小贩光顾的地方，致远街菜店的个别老人就是那里的常客。解放后，妓院一夜之间被取缔，有的妓女从良，有的还住在那里自食其力过着清苦的生活。

由于恤养院的房子太老，周围环境和人员又复杂，我刚去致远街菜店做售货员时，充满了好奇。但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展时，这种好奇不能问，也没有人回答。

直到有一天，凭票供应的鸡蛋连续两个月核算亏损超标，工作组天天组织调料组单独开会，要求全体售货员查找原因。

连续几天班后会议，什么原因也没找出来。因为，从食品公司进货到回店验货，都是不同的两个人一起干，出售时也是一人收票、一人称秤，晚上点票、验库存都是班组长亲自把关，怎么会亏损超标呢？

大家的思想压力很大，特别是那些经历多次运动的公私合营小商贩们，生怕被扣上“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帽子。他们吃不好睡不好，散会了，也不肯走，走进后仓库悄悄议论着。

一天晚上开完会，我去后院上厕所，接着回大仓库骑自行车。黯淡的灯光下，我看到北面木窗的棂格上，有一只胖乎乎的黄色大家伙，尾巴毛茸茸的，比一只大狸猫还大，看上去足有五六斤重，地上则有一只小一点儿的，大概也有三四斤沉吧，它两只前爪好像捧着什么东西，在地上打着滚往前翻。

我正打开自行车锁，刚想走，被眼前这一情景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惊叫：“哎呀！这是什么？”这一喊不要紧，窗棂上的大家伙“噗通”一声跌在三合土的泥地上，瞬间不见了。地上那只也没了踪影，但留下了一只鸡蛋。

听到我的喊声，在仓库一角的调料组的戴姨、连姨和邹组长，立刻走到我面前，急问：“你刚才看到了什么？”我指着地上的鸡蛋，一五一十地描绘了刚才的情景。

只听邹组长大声说：“鸡蛋亏损的原因找到了！”戴姨问：“是不是骚水狼偷的？”“你要说黄大姐！”站在一旁的连姨纠正道（其实，“一打三反”期间，菜店内部是不允许这样称呼彼此的，要求不管年龄大小，一律称姓氏，岁数大的前面加“老”，岁数小的前面加“小”）。

于是，我跟着他们，趁着月色悄悄走到后院，大家屏住呼吸，仔细查看每一条水沟、每一个夹道。终于，在厕所后边的院墙边上发现了一堆鸡蛋壳，足有几十个！

两位阿姨双手合十，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不停地叫着“黄大姐、黄大姐……”，祷告起来。

这一幕，恰好被住在对面宿舍的党支部书记看见了，他走到我们面前，“这么晚了不回家，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发现了黄鼠狼偷鸡蛋！”我兴奋地告诉他。“那就抓住它！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两位姨怏怏地回到调料组拿了扫帚和铁撮，把鸡蛋壳搜集起来作为亏损证据，好向工作组汇报。

第二天，轮到我到豆腐坊拉豆腐，天不亮我就来到店里。刚进大门，就撞见戴姨、连姨这两位阿姨辈的同事，拿着蜡烛蹑手蹑脚地从后院走出来。

我刚想开口，戴姨就用食指挡在嘴边“嘘”了一声。我们悄悄打开调料组的门，三个人走进小仓库，我急切地问：“你们天不亮拿着蜡烛到后院干什么来？”连姨忐忑地嘱咐我：“你千万不要说啊！旧社会这里是外国人开的恤养院，养不活的孤儿就埋在后院。以前被卖到四道湾的妓女也逃过来不少。反正这后院住着黄大姐，都成精了！昨天，我和老戴还没祷告完，就被书记打断了。今天俺俩怕书记看见，4点就来了，悄悄地对黄大姐说好话，让她别再偷鸡蛋了，去下水道抓老鼠吧！”

“这不是迷信吗？”我半信半疑地问。戴姨脸色有点变：“千万别这样说！昨晚书记说的话，老黄生气了，半夜又偷了一大堆，鸡蛋壳还在那里——等都上班了，让大家看看，也让工作组看看。”

我拉回豆腐，与邹组长一起到后院墙的夹道里扫回鸡蛋壳，并向工作组长进行了汇报，总算得到了认可，向公司写出了亏损原因报告，全组同志都松了一口气。

说来也奇怪，从那以后，鸡蛋亏损还真没超标过，后夹道也再没发现鸡蛋壳。真是不可思议。

文 | 高守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