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船磨，是掖县（今莱州）虎头崖一带的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是给船上推磨，其实就是给粮店加工粮食。粮店的米面起初主要销给虎头崖的船家，久而久之便有了“推船磨”之说。

推船磨挣不了多少钱，但只赚不赔，只要吃得了苦，养家糊口还是绰绰有余的。

最早的一批推船磨户

推船磨的尽是我们坡子村的，而且大都是我们本家。此事说来话长。俺本家有一没出五服的长者，我称其“二伯父”。他年轻时，曾在大连生意行干过账房先生，三十几岁时因家境变故，辞职回了家。靠几亩薄地难以维持生计，便到虎头崖开了个米粮店，经营小杂粮以及牲口吃的草料，也卖贴饼子。

当时跑关东的风船，回程时多半满载玉米、高粱、大豆等。船靠岸后，卖不完的即降价处理。二伯父深谙生财之道，便凑资包圆儿买下。高粱卖给酒坊，大豆卖与油坊，玉米则全部推成玉米面，大部分连卖带赊给了从沂水迁来虎头崖的住家户，用于摊煎饼。后来生意越做越大，经营范围也扩至小麦粉，便将米面加工业务交给其亲侄任永恩负责。

二伯父为人谦和，又是贫穷出身，很有怜悯心，面粉除卖给当地人烤伙食和蒸饽饽外，也常赊给贫穷人家救急。

最大的客户便是海西大机轮和大风船。垦利、利津、沾化、广饶等海西一带属盐碱地，不长小麦，面粉稀缺，因而凡是小麦粉，不管好次，有多少要多少。随着销量的大幅增加，推磨户也发展到了六家，全是我们本家，这便是最早的一批推船磨户。

正当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二伯父头上：其在青岛鞋厂学徒的儿子交友不慎，吃喝嫖赌抽，败光了家产不说，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二伯父只得忍痛卖掉了虎头崖的米粮店和几亩地，从此一贫如洗。粮店易主，我村的推船磨自然也歇了业。

东宋村村北，有一片叫“北青”的山地，很早以前就有人在此开采滑石，将其碾成粉子面外销，故而此地亦称“粉子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来了钻探队，经勘探，发现地下蕴藏着大量的优质滑石，决定立即开采。各路人马云集，掖县滑石矿就此诞生。

矿上总共有百余人，当时东宋粮所和东大宋粮库没有成品粮，需要加工，上面便决定由我村推船磨的人家负责碾米推面。原粮由矿上派人用地排车从粮所拉到推磨户，约好日期，再将成品的米面拉回矿上。

按照国家规定，回收的米面比例和加工费是这样的：小麦每百斤回收毛重的81%即81斤面粉，这便是“81粉”的来历，加工费为2元（1953年以前为2万元［旧币］）；玉米回收毛重的95%，加工费为1.5元；大豆回收毛重的95%，加工费为1.8元；谷子回收毛重的71%，没有加工费，因谷子出糠多，以谷糠顶加工费。

那时，工人吃饭不定量，以细粮为主。推磨户都愿意加工小麦，加工费多不说，赚头儿也大；而推玉米和豆子，没什么赚头儿；碾谷子，矿上的炊事员嫌碎米多，谁碾谁赔米，只剩些碾糠。于是，负责这事儿的永恩大哥找到我母亲。

我母亲是压碾高手

我家的石磨是绝世利器

我母亲虽是大户人家出身，可没有半点儿娇气，心灵手巧又吃苦耐劳，1米7的身高，骨架也大，除缠了小脚以外，手头力气不亚于青壮男子。母亲话不多，有名的好脾气、好人缘。

那天，我和我哥正从外边往家里抬土填牲口棚，只听永恩大哥一口一个“二婶子”地叫着对母亲说：“都知道婶子碾的小米没有碎米，而且成色也好。您家又和碾屋只一墙之隔，您就受点儿累，接下碾米这一差事吧。”母亲点头应允了。

第一批300斤谷子送到了碾屋。母亲踩着凳子把碾米所需的工具，越过院墙递到了碾坊院里，只牵着我们家的关东驴去到碾屋。所谓关东驴，就是从东北贩卖进关的驴子，多数是驴驹子，成年的很少，个儿小毛长。

我们家的这头小母驴驹子，是1948年，我二舅领着我兄弟俩，去赶十哥庙的腊八山，花了73万元（旧币）买回来的。其时，小驴驹的奶毛还未退，像一个大绒球，比绵羊大不了多点儿。

从十哥庙牵着它回家，途经的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驴驹眼尖，挣掉头也不肯过河。没办法，我哥抱着它脖子，我抬着它两条后腿，硬是将它抬过了河。

回到家，母亲嫌驴驹太小，我便学说二舅的话：我们家只有8亩地，大个儿驴养不起，等驴驹长齐了口，论干活，给个大驴也不换。

果不其然，在母亲的精心饲养下，两年时间小驴驹长起来了，虽然还没齐口，个头也比当地驴小些，但草驴长了个叫驴架，行走“大过步”（牲口行走时，后蹄落在前蹄的脚窝上的为“跟步”，踩不到前蹄脚窝的为“不跟步”，这样的牲口走得慢，不能买，而“大过步”即超过前蹄脚窝，有如大骡子，走得特别快），推磨、压碾已不在话下。

那天碾谷，母亲请斜对门的英芝嫂子打下手。小驴一上套，便小跑起来，弄得在后面扫碾的都跟不上趟儿。

日近中午，卸了牲口，母亲抓了一小把米撒到碾屋外，锁上门，转身对一脸疑惑的英芝嫂子说：碾屋虽有门窗，但窗上已无封纸，麻雀可以轻松进出，飞到碾台上倒也吃不了多少小米，可扑棱到地上那浪费就大了。屋外撒上一把，麻雀有现成的吃，就不会钻窗洞进去随意糟蹋喽。

下午接着碾，不到黑天，300斤谷子全部碾完。碾好的小米装布袋，由永恩大哥拉走。碾糠装了两麻袋，给了英芝嫂子一麻袋，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碾糠喂鸡比麸皮好，鸡吃了下的蛋皮特红。从此以后，只要我兄弟俩不在家，都是英芝嫂子给母亲打下手，作为酬劳，除了碾糠，有时也给她一些小米。

次日下午，永恩大哥提着半袋子小米来到我们家，高兴地说道：“婶子果真名不虚传，今上午我把米送到滑石矿伙房。炊事员用手往袋子里一插，抄起一小把米看了一眼便说，米压得确实好，不光没碎米，糠吹得也干净。照此碾法，每百斤谷子，外付1元加工费。”

另外，永恩大哥还说母亲碾出了76%的米，便将多出的15斤小米和3元加工费一并交给了母亲。

母亲常常叮嘱英芝嫂子：不管牲口走得多快，人一定要跟在碾后用半新的扫炕笤帚（新的夹米，容易将米甩到碾外）内开外收不断地扫，不能让谷子或小米离开碾膛的大堆，不然的话，很难压净糠。而压的遍数多了，既费时，又容易把米压瘦了（米粒变小了），光泽也就没有了。

其次是上风车扇米。按常规，碾的头遍谷，糠多，下料的阀门（漏斗）开得大，风车摇得急，以强风而吹之。这样，因糠多，容易夹带半仁谷子（不实成的谷子）和米粒被风一同吹走。此时应将阀门压低，用小风或中风慢慢地吹，糠吹不净，下一遍再吹也无妨。

等到糠少米多时，再适当加大阀门和风力，因为米多量重，流淌下降的速度快，再大的风也不会把米吹走。最后一遍，把阀门略微压一下，用最大的风力，吹净粘在米粒上的米脂，米方显得光滑而亮润。

英芝嫂子记住了母亲的指导，很快也成了压碾高手。

推磨不光是要看拉磨的牲口走得快慢，石磨的好坏也是关键。我们家的石磨，是我二舅就家中废弃的一盘旧磨，现做了磨盘、磨床架子，一并用大车送到我们家的。

及至家中有了牲口，没有养牲口的街坊邻居都来借磨，次数多了，均发现此磨破头快（第一遍）、煞头也净（磨麸皮的时候次数），麸皮大而薄，起码少推一两遍。

石磨因为天天用，尤其是推小麦的大磨，一时不上心，堵了磨笼（装粮、麸皮的漏斗似水流子，下口小，紧对准磨眼），形成干研磨，极伤磨齿，几天就得重新錾一次。

錾磨者谓磨匠，都是掖东南柞村帮的。凡是为我们家錾过石磨的，都说此磨的石料出自柞村老坑，现已绝迹。这石磨质硬而不脆，色乌而油亮，不倒齿、不缺唇（磨之外口为“唇”），粗细粮皆可推，尤其是推小麦，出的面粉更白。

推磨户都争着加工小麦，玉米、豆子没人愿推。永恩大哥和母亲商量：“推玉米、豆子的数量也不多，您闲着没事儿，歇息着推。”

母亲暗想：推玉米总比拤草辫收入多，再说也不累，还能给牲口赚点儿磨渣儿当细料。于是便接下了这营生，我们家也就成了正式的推磨人家。

凌晨三点起身喂驴，四点准时套磨

永恩大哥第一次送来一百斤玉米。母亲说先推50斤，让矿上伙房看看用的罗粗细，行的话，再继续推。

送走永恩大哥，母亲便用在娘家时推玉米的方法，先把锅内的水烧得滚开，然后把玉米慢慢倒进锅里一搅拌，用笊篱捞到竹筛里，稍一沥水，马上套牲口上磨推。用铜丝罗底罗，这样下面儿痛快。

只推了三遍，不到晌午，便推完了。因推的遍数少，玉米面没有玉米脐的黑点，成色金黄。母亲称了一下，光玉米面就近50斤，渣子4斤，等于涨了四斤秤。

永恩大哥将玉米面送到矿上伙房。炊事员上手一捻，感觉很细，知道是碾米户推的，赞不绝口。自此以后，母亲便按此办法，一个人不急不躁地推着磨。

我们家的关东驴也逐渐成年，进入气力最盛时期，而我家的石磨又薄而轻，所以，不管是玉米还是豆子，一天推一百斤，还两头不落黑。这让养大个儿驴拉厚石磨的人家羡慕不已。

转瞬间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为了方便公职人员，东宋粮所便增加了出售成品粮的业务，麦面、小米加工全包给了我们村的推船磨户。当时粮所还有外销项目，以加工小麦面粉为主，数量大、时间紧，推磨户难以承受，永恩大哥又找了几户外族人家，也加入了进来。

母亲除了碾小米、推玉米外，有时也会帮忙推麦面。永恩大哥时不时地将驴大车直接赶到我家门口，卸下一二百斤小麦。一麻袋小麦重一百斤，母亲能用胳膊从大门外挟到屋里，可见劲头儿不是一般的大。

母亲干活不光是细致，还特有门道。就拿捞小麦来说，不光要把沙石弄净，漂在水面上的浮小麦（带糠的秕小麦），更要撇得一粒不剩，不然麦糠多了，推出的麦面发黄。

另外，捞好的小麦不能一下子晒干，须在晒到八成干时，装袋并扎紧袋口，起码捂个三四天。上磨推之前，还要在清晨出太阳前，先去掉外皮湿气，这样能使麦子外皮艮而不碎，如此不仅推出来的麸皮薄，而且面也既净又白。

别人家推小麦，一般得五至六遍，为了多出面，麸皮研到极碎，造成面粉发黑。而母亲的做法却与众不同：推头遍下来的破麦粒，用大罗使劲儿摇，这样头等面能达到60-65%，余下的再推三遍，轻轻松松便能推出81斤净面。

剩下的麸皮装袋扎紧口，三五天后，不必再推了，只用大罗多罗一会儿，罗下来的面仅次于头遍粉，最少也有三四斤。等下次推麦子时适当加上些，一点麸皮也没有，纯是面粉，自然面就白。

母亲常半开玩笑地说：“养麸子比养儿子得济快。”

冬季夜长昼短，母亲听到座钟敲三下，即起身喂上驴，凌晨四点准时套磨。我和我哥也起来打下手。

母亲负责摇大罗，因我们家的罗柜较长，距两头的碰杠远，撞力大，母亲前推后拉，用力均匀，罗柜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在静谧的早晨听起来是那么的清脆、有力。

1953年，国家号召成立生产互助组，我们这些推磨户成了一个组，互相帮衬，一团和气，胜似一家亲。

1955年初级社成立，我们村分成了两个社，前街叫永信社、后街叫永进社，十几户推磨户都划归永信社。推磨所得的加工费，一半交给集体，社里则给每户推磨人家按整劳力标准每天记10个工分。虽然现金少了一半，但是到年底凭工分可参加分粮，余者还能开资、兑现。

转过年成立了高级社，全村合一，社长换了，政策也变了：加工费全部上交集体，而10分工分却维持不变。这下推磨户不干了，联合起来罢了工。后经乡里出面调解，加工费依旧全部上交，只给推磨的驴子增加了5个工分。

胳膊拧不过大腿，永恩大哥一上火得了肝腹水，五十多岁便去世了，其子女发誓永不再推磨。

余下的推磨人家，也多不往好草上赶，开始消极怠工，宁肯少挣工分，再也不起早拉黑，后来更是打起了赚面的主意，面粉越推越黑。结果，东宋粮所因经营的面粉质量差而停了业，虎头崖粮库的业务也转交给了埠后村一大户人家，仅剩下滑石矿还维系着业务关系。

但由于粗粮的比重加大了，推小麦的人家没有小麦可推，便停了好几户。而推玉米和碾小米，仍由母亲负责，虽然没有加工费了，可还是能赚些小米。

1957年，我兄服了兵役，第二年我被青岛纺织机械厂招为学徒，小妹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外读书，父亲尚未退休，只有母亲一人在家，不温不火地推着磨。及至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母亲又改推食堂的粮食，虽受了不少的累、吃了不少的苦，却没饿着肚子。

随着104型大柴油机的出现，村村有了机磨，推船磨被取而代之，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了。

文 | 任家骥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烟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