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党政军主动撤离烟台：烟市父老我不忘，稍待民主定凯归

1947年，我党政军主动撤离烟台

烟市父老我不忘 稍待民主定凯归

文 | 宋世民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集团悍然挑起全面内战。其后，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屡屡受挫。为扭转败局，翌年8月，蒋介石亲临青岛，指挥王耀武限期占领烟台、威海。以6个整编师组成的“胶东兵团”，在海、空军配合下，对胶东展开疯狂进攻。烟台市党政军领导遵照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决定暂时撤离烟台。

在重兵压境的危急时刻，驻烟台的中共党、政、军机关沉着应对，经过认真研究，制订出一套周密稳妥的行动计划，引导各部门需要撤退的人员，秩序井然地分批离开市区。1947年9月30日晚，撤退完毕。10月1日，国民党军队进占烟台。

话别

早在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以255000人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之际，中共烟台市委便针对当前形势，号召全市人民开展“反蒋支前”运动。至6月底统计，参加支前的群众约25450人次，各种车辆1450余辆，牲口300余头，帆船25只，运送军粮416万公斤，以及大批军火、柴草等。全市上下以实际行动保卫烟台、支援解放战争。

是年8月，当国民党军队侵入胶东腹地的时候，上级就做出撤离烟台市区的决定。为此，市委做了一个特别安排：从市主要领导同志到各系统负责人，都要到基层和群众话别，特别要征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施政两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的意见，待将来重返时予以匡正。

在市立中学一次教师集会上，一位教师谈到引起自己思想升华的两件事：一是反对美军登陆，二是杨禄奎事件。他说：“这两次斗争，我都曾怀疑能否取胜，事实教育了我，共产党是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是伟大的。从此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对光明前途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信心……”

市总工会会长路唐克到发电厂与群众话别时，并没有做什么慷慨陈辞，而是逐一询问留厂工人的生活安排和应变准备，并指导工人接下来如何开展斗争、如何保护自己避免无谓的牺牲。亲如家人的关切，令许多工人深受感动。一位老工人拉着路会长的手说：“你们就放心走吧，我们会把工厂保护得好好的，迎接你们胜利归来。”

姚仲明

任职不到一年的烟台市长姚仲明，先后分别邀请各界父老话别，虚心听取他们对施政的意见，逐一记录下来，又亲切安慰、鼓舞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度过即将来临的苦难日子。

会谈时，工商界人士特别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劳资合作、劳资两利等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两年来，促使烟台市新开办工厂和商店700多家，私人资本投入近10亿元（北海币），成为烟台发展的黄金时代，只是时间太短了。他们企盼城市早日重获解放，表示一定要把烟台建设得更加繁荣。

一位70岁的老教育家，自姚市长主政烟台后，知道姚也曾是一位教师，彼此结下深厚友谊。话别时，老人唏嘘不已，赋诗赠别，中有“含泪情深秋雨落，心心相印朔云飞”之句；姚市长和诗中答之以“烟市父老我不忘，稍待民主定凯归”，肝胆相照，感人至深。

不慌

在市里各级领导与市民话别的同时，各项撤退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对于事前没有预料到的突发情况，政府迅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赢得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烟台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兵荒马乱的政权更迭，市民饱受其苦。尽管这次撤退提前以各种形式向群众说明了情况，但人们据以往经验，预计到国民党军队占烟后会出现粮荒，纷纷抢购粮食。加上内地农村为防备敌人抢粮，实行坚壁清野，向烟台供粮大幅减少。如此一来，导致市场粮价陡然上涨，在撤退前几天就买不到粮了。

政府发现后，立即召开专门会议，一面采取措施，严禁粮店拒售和有钱人家过量购储，一面急电胶东区党委和胶东行政公署，紧急调运50万斤粮食进城，以平价供应无力购粮的贫苦居民，使每户人家一般都储有十天半月的口粮。

此举大受市民欢迎。有人感慨道：刘珍年离烟南下，韩复榘避日溃退，日寇战败逃跑，每一次都把城市抢掠一空，使人民陷入饥荒。共产党真是菩萨心肠，撤退前还为撤退后的居民生活做打算，真是旷古未闻……

为保证撤退期间烟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府和市总工会组织起七八百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公安人员维持治安。他们日夜巡逻在海港和市区的大街小巷，监视可疑分子，防止偷盗抢劫。就这样，在城市即将易手、人心难免浮动的日子里，市区却很平静，商店照常营业，工厂照样开工，夜晚依然电灯通明，甚至一家戏院还在演出。

是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飞机接连3次盘旋市区上空，对北马路公利市场周围轰炸扫射。市民曹业贤与其母亲和妹妹在遭遇空袭时，躲进会东街路西一家水果店内。一颗炸弹落下，将躲于店内的6名市民炸死，曹氏母女3人受伤，幸免于难。当时，北马路、瀛州街、大庙后街的房屋门窗玻璃几乎全部被震碎。

敌机前后3次空袭，共造成6人死亡、23人受伤，但由于有工人纠察队抢救伤员、维持秩序，并没有引起很大恐慌。

市委在动员撤退时，还强调指出，这是一次暂时的撤离，烟台是属于烟台人民的，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不能惊动市民迁徙逃难。市委领导在一次干部会上特意讲述《三国演义》中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说刘备虽博得了爱民如子的美名，却也使无数百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我们不学刘备，不是抛弃人民，而是要对人民负责。普通百姓留下，不会有多大危险，而离家背井跟随我们，倒要多受痛苦。

经过努力说服、劝阻，很多人表示服从大局。而各系统、单位也都积极妥当地处置好应变工作。

职责所系

为了把这次我党政军主动撤离烟台市区行动的真实情况留给后人，烟台日报社特意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记者，详细记录撤退细节，尽职尽责站好最后一班岗。

报社搬迁，对时任烟台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于大申来说，早已经习以为常。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大众报》报社为安全出报，经常转移，据战后统计，日本投降前的8年间，报社先后迁徙、进驻过150多个村庄。但这次在烟台转移与之前不同，作为一社之长，他与党委其他成员不仅肩负在政权更迭之际持续出报的任务，还必须尽力维护全社人员安全。

他们首先派人将病弱和怀孕的女同志，护送到远离烟台的山区农村隐蔽，约定日后联络方式，以便急需时重点照顾。

接下来，选定了家住烟台的谢丁与谈培章二人，要求他俩在市委、政府其他部门撤离期间，留守市区，负责完成这次撤退的报道任务。

随后，于大申又将记者纪兆璞派去随军采访，报道阻击进犯烟台之敌的战斗。两年前，纪兆璞曾作为《大众报》记者，跟随部队经历过解放烟台的激烈战斗，写出了《红旗插上烟台山》等长篇通讯。《烟台日报》创刊后，组织决定让他留在烟台报社工作。这时，见又有机会去采访烟台保卫战，小纪格外兴奋，立即整备行装，奔赴烟台外围我军阻击前线。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几位临危受命的青年记者果然不辱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采写了《忍痛暂别重聚不远》、《终生难忘的阻击战》等通讯报道，为烟台人民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对于撤退物资方案，市领导明确宣布，我们暂时撤离，不能置十几万市民生活于不顾，应该让城市能够继续进行维持居民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要运走的，仅限于可能被敌人用于战争的重要物资，可能遭敌人破坏的重要设备和暂时用不着的机器，以及农村一向依赖城市供应的部分商品。

人民政府三令五申，绝不允许乱拆乱运，说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说“留给敌人一片空城”。因为把城市搬空了，固然会给敌人造成一定困难，但对于广大居民却是更大的灾难。

这项任务由市总工会监督执行，哪些物资要搬走、哪些机器要拆运，都认真听取了各行各业工会会员的意见。

对于那些可能遭到敌人破坏、必须搬走的物资，烟台市运输工会组织了近千名精壮工人，组成支前运输大队，到前线服务。

最后一刻

这次需要搬运大量物资，在人力、车辆方面都有很大困难。好在广大群众理解撤退的意义，拥护撤退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繁重的搬运工作中来。

缺乏车辆，就连夜打造地板车；壮劳力数量不足，就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在通往农村的大道上，每天都可见一队队运输大军川流不息，井然有序。海员和码头工人还组织了海上运输……

就这样，当敌军尚受阻于胶东腹地时，市区的物资撤退工作已顺利完成。市区大街小巷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烟台日报》每天仍按时与读者见面，许多市民翻阅报纸时，感觉人民政府就在身边。其实，报社印刷厂早已转移到农村，在撤出前最后3天，编辑部门只留下谭克、谢丁、谈培章3人。他们的任务是在市区就近联系印刷厂，印刷出版最后几期报纸。

这时，敌人已进至福山一带。情势万分危急。他们搬到靠近上夼的一处民房，每天都把背包打好，准备随时行动。

他们在市区找了几家印刷厂，发现都难承印报纸。谢丁的父亲得知这个情况，冒着日后被敌人追究的危险，主动联系公大印刷所，用平时印账、仿单之类小件的老式平版机，赶在半夜停电前，抢印出刊有市委、市府《告全市人民书》的《烟台日报》。

《烟台日报》

1947年9月30日傍晚，发电厂停止送电了。一批批工人纠察队荷枪实弹走出工厂，拥向集合地点，将市委、市府的《告全市人民书》以及各团体的告别书，在各处散发张贴。

市民们擎着灯笼、亮着手电筒，聚集一起，仔仔细细地读；戏院里的观众接到政府告别书，戏也不看了，一时间争相传阅。

人们坚信告别书中的肺腑之言：中国共产党人十余年来，就与烟台人民一起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坚持与敌进行斗争，尤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近两年，经过了同甘共苦的日子，我们已经鱼水不分。共产党永远不会离开烟台人民！

西郊、南郊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又逐渐由激烈而变得稀疏。我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开始撤出战斗。奉命在市区内坚持工作到最后时刻的须撤离人员，接到了出发通知。烟台日报社的3位同志，在完成“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任务后，在苍茫夜色中，背上背包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