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九年知青岁月

李燕嫦 知青之窗

我是1970年从江门下乡到海南东红农场的，1979年回城，在海南当了9年知青。几十年前的知青生涯早已成为回忆，但“知青”是我们这一代人抹不去的梦，也是解不开的结。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几十年前那段难忘的知青生活至今刻骨铭心，魂牵梦萦，挥之不去，时时激荡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遇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

在1968年年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离开城市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文革”告一段落后我继续读书，1969年初中毕业，因没有上高中，我被居委列为下乡动员对象。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家里已有一个姐姐（68届高中毕业生）和一个哥哥（67届初中毕业生），于1968年10月分别下乡到开平沙塘公社和新会大鳌公社插队。按当时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我认为自己是可以留在城里工作的。但那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我被这股上山下乡的洪流推到了浪尖上。加上父亲是一个老工人、共产党员，母亲是居委会干部，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动员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当时居委的领导介绍：这次下乡是去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领工资过部队式集体生活，据说还可以穿着军装，一边劳动一边军训。我父母认为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总比下乡插队好。就这样，母亲帮我了报名，我踏上上山下乡之路，来到祖国的南大门──海南岛。

1970年8月25日，我与江门305名知青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踏上去海南的知青路，那年我不满17岁。我们接受众亲人和江门市有关领导、市民的欢送后，在江门码头乘船到广州转坐红卫轮前往海南。8月27日我们到达海口秀英港。当我们走下甲板踏上海南这片土地，就感到骄阳似火，脚下热浪袭人。放眼看去，码头陈旧破烂，码头工人个个都黝黑精瘦，内心不由自主地咯噔一下，似乎当头浇了盆无形的冷水，我们祖国的南大门并没有书本上所说的椰林树影，到处是美丽的热带风光。东红农场（当时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来了十几辆大货车接我们，人和行李装上车开出海口后，沿途黄土飞扬，看到的两旁景色，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大树、茅草、荒山，沿路也见不到有房屋，这与江门边远的郊区农村没有什么区别。望着沿路的景色，一丝莫名的担心和忧虑在我脑海里产生，不知未来的情景会如何，路该如何走下去。这时在车上也陆陆续续听到随行的女孩发出微微的哭泣声，而汽车依旧在马路上飞驰。

到达团部下车后，一栋栋平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条走廊，给人的感觉像部队军营，房前房后，路旁都种有芭蕉树、杨桃树和波罗蜜树，在团部办公室后面有湖水、山坡、防风林，潺潺的小溪绕场而过，小桥流水恬静怡人。房屋后面有个较大的水库，水库对面的山坡上有几排房屋，那是基建队和机运队所在地。放眼望去，整个团部被防风林环绕，防风林的木麻黄高大挺拔，台湾相思郁郁葱葱。当时自己感觉如置身于一个风景怡人的公园里，在路上的那点不安被眼前这怡人的景色抹去了。

我们来到东红农场（一师六团）后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学习班，由现役军人钱参谋长、罗参谋长给我们介绍东红农场的一些建场史。东红农场建场初期为原琼东垦殖所，1955年合并组成东安、东宁两场，1959年建为国营安宁农场，1967年易名为国营东红农场，1968年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东红农场主要以橡胶生产为主，建场初期以老红军、老场长罗绮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塑造了一代东红创业者的风采。我听了后为刚到的东红农场感到自豪，同时也对老红军、老场长罗绮同志从心底里产生了敬佩之情。

　在5队当割胶工

两天学习结束后，江门305名知青分别分配至28个生产队(连队)，我们共10个江门知青(4男6女)分配到5队(六团5连)。队长曾旭生和一名老工人(水伯)赶牛车来接我们，当时大家见到只有一部牛车，心中产生一丝丝的纳闷，问队长：“我们就坐这一辆牛车吗？”队长风趣地说：“牛车是给行李坐的，你们就跟着走路吧！”老工人和队长把我们的行李装上牛车后，叫我们跟着走，当时我们都不想跟着走，也不知道要走多远才到。队长是一名广东新兴人，他用熟悉的广东话跟我们说：“5队最靠近场部，从场部走20分钟左右就到达5队啦。”就这样，我们不太情愿地跟着牛车后面走，走着走着，大约20分钟我们就到达了5队。一踏入5队，队里的所有领导和工人排列两边欢迎我们，我们进入一个小会议室休息片刻后，队长及指导员等领导班子来接见我们，队长简单向我们介绍了队里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安排了我们的住宿。

5队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与其他队相比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住的不是茅房，睡的床是用两块木板架在长板凳上当床铺。听说其他连队还住在用茅草搭建的茅房，而睡的床铺比我们更简陋，都是用四根木桩架两块木板当床铺。我们宿舍里没有配椅子、书桌和衣柜，见到这样的住宿环境，我们没有太高兴也没有吵闹就安顿下来。

第二天，队长和指导员集中我们办学习班，队长介绍5队的基本情况，指导员与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老工人水伯和我们忆苦思甜上教育课。

5队邻近场部，交通方便，以割胶为主，水田占比例少，所以割胶是最主要的任务。但5队有个特点就是场部工作人员的家属（女工）比较多，男工比较少，老工人多，青年工人少。因此，苦工重活一样让女工做，妇女能顶半边天。5队虽然交通方便，但生活条件也是比较艰苦的，日常伙食等用品是自给自足。一天三顿能吃饱饭，但只有节日和大会战时每人才能分到两片肉，平时都吃缺油的青菜和咸萝卜干。

5队的割胶任务重，缺少割胶工，所以我们刚到5队没几天，队长就安排培训一批新胶工，人员从刚到的江门知青和汕头知青中挑选。我觉得这项工作挺新鲜，因为听老工人讲过，你们来海南农场如不割胶还不算到过，我真的好想见识一下。当我听到队长宣布学割胶的人员名单没有我时，我很不高兴就找队长曾旭生问缘由。他情真意切地说：“小李呀，割胶很辛苦的，你个子单薄，为了照顾你，队里安排你去托儿所。”当时一听差点把我给气哭了，我跟队长说：“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接受再教育的，而不是来享受的。割胶虽然辛苦，但我会尽努力学会、做好。”队长见我学割胶的决心已定，最后同意了我去学割胶。

学割胶是用台风吹断的橡胶树干来练习，我们集中训练了一个月。第一，要训练磨刀，刀磨得锋利割胶才有可能多拿胶水；二是要把胶刀拿稳拿轻松；三是开割线的落刀和收

刀要整齐，行刀要稳、准、轻，这样能减少对胶树的伤害，防止胶树长出的新皮有疙瘩。队长、辅导员和技术较好的老工人陈三都给我们上辅导课，由于我学割胶的决心大，加上认真学习和领会，10天后队长来检查新手们的树桩时，发现我割的树桩与众不同，便风趣地问我：“小李，你以前见过或学过割胶吗？”我听后有点紧张，我说没有，我以为队长认为我割得不好，不让我割。我回答队长时，队长看得出我紧张，他接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想说你学得比其他人都好，落刀整齐，行刀光滑，收刀成一线，而且你磨的胶刀很锋利，很少看见学习不到10天的新胶工，割胶的割面那么好。”我听了队长的话心里才踏实了。学割胶10天后，因割胶工人手不够，我被第一个选中上树位割胶了。我去了赖秀英工组，原来她们三个老工人要负责5个树位，有高产树、芽接树和植生树，每个树位开割率占九成，有1500棵树要割，每棵树的胶水有80cc到200cc。因她们工组有个割胶工生病，长期两人包5个树位是无法吃消的，所以急需我加入她们工组，这样，我正式成为一名割胶工。

由于胶水在一定的温度下会凝固，因此割胶必须在夜里气温相对低一点时进行，割胶工人必须要在凌晨三四点起床工作。我们割胶工都知道，在橡胶树的树皮里，有大量能够制造胶乳的乳管，当树皮被割破后，便会溢流出来。流动的快慢和数量，与温度和空气湿度有密切的关系。清晨是热带地区一天中温度最低和湿度最大的时间，同时，橡胶树经过一夜休息，体内水分饱满，树叶的蒸腾水分也最少。因此这时割胶最好，产量也比较高，早上太阳出来胶水会减少，而且会干结，胶水易结块，影响产量。如果天气预报将有台风来临，就要提前进行大会战全面开割，就要在子夜一点起床割胶。割夜胶对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来说，最难过的就是要过瞌睡关，当你刚进入梦乡时，那个烂车轮筐就敲响（提醒胶工起床），朦胧中爬起来，半闭着眼睛三口并作两口吃了有些咸味的干饭早餐，就挑着胶桶，背上胶刀，戴着用电石作照明的胶灯，跟着老工人英姨她们赶去林段。胶灯还是老工人英姨教我点着的，五队的林段还算平整，但我们初来林段，对整个树位和林段不熟悉，加上是夜里行走，胶灯能照到的路不远，而第一次割胶又是割夜胶，难免弄出许多让自己尴尬的事来。

我们到了林段，工组长就说，我们今天3个人割5个树位，大约有1500棵树要割，英姨特别嘱咐我说:“这些都是高产树，每人先割一个树位，然后我再从东面割过去，和你们汇合割第二个树位。要一行一行地割不能漏割，如漏割了今天的胶水会减产的。我在隔一个林段去割，有什么情况可以马上叫我，我听了马上会过来。”但自个儿暗自叫苦：我的天呀，我怎么知道第一天挑灯夜割要割那么多树，而且又是高产树。既然任务下达了，我也不能退缩，硬着头皮也要完成，默默地祈求一切顺利。

我开始按组长的要求一行一行、一棵一棵去割，割胶进展比较顺利，我割完一部分树位回头看了一下，看到花白白的胶水流入胶杯，我内心好高兴。这样不断回头看会慢一些，老工人过了一阵会叫我，问我情况怎样，她还为我加油。后来我加快脚步不再回头看了。但这份喜悦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我大约割到200棵树的时候，一阵大风把我的胶灯吹熄了，我当时迷失了方向，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却不会点胶灯，只好摸黑向前面的一点点火光（有割胶工人的地方）走去。

那一点点的火光似乎离我越来越远，原来英姨她们越割离我越远，我叫她们也听不见，在那一大片胶林里，我的喊叫声如同雏鸟叫声一般微弱，有谁会听到呢。我只好摸黑继续前行，一不小心又碰到树上，碰得头冒金星也只能自己揉一揉继续前行，走了没多远又一不小心一脚踩到积肥坑里，整个人掉进去，又是一阵折腾后才爬上来。就在这时，我眼前有一盏灯光向我慢慢走近了，我大声叫，原来是老工人英姨割完一个树位后回头望我这边没有灯光，心里着急不知发生什么事，便过来看看，我把胶灯熄灭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帮我重新点好胶灯又继续去割胶。这是我第一次挑灯夜割，出了不少洋相，这样一来也影响工组割胶进度，计划上午9点割完的，结果9点半才割完。从此以后我认识到，胶树不但要割得好，割得快，把刀磨得锋利，同时也要学会使用胶灯。在夜里作业，胶灯是割胶工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要学会工组、班组内部的团结互助，才能顺利完成割胶任务。那段时间除了每天清晨要割胶外，下午还要继续接受训练。割胶工在东红农场来讲是技术工种，每个胶工是要经过考试上树位的。我们经过一个月的学习，还要考级上岗，队长、辅导员还有场部会派技术员进行监考。在考试前队长会先讲述考试要求，同时也教我们割胶的几个要领，拿刀稳，落刀准，行刀稳，收刀齐，按气候温度来划分要求割到黄皮、青皮或水皮等，割胶还不能伤树，检查考核会以伤树率高低来衡量你的技术，除了要考树桩，还要结合你实割的树位来考评。经过新胶工考核，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考上了一级胶工，还受到队长辅导员等人的表扬，他们也意想不到我会考上一级胶工。当时队长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原来不看好你割胶，现在看来你是割胶的料呀！”在一些人心目中，割胶是一件苦差事，但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喜欢割胶，自从割胶以后我从未请过假，即使要去学习都是半夜割胶，割到天亮才去学习。辅导员会经常到我的树位来观察我割胶，一是继续辅导，二是检查我是否会漏割，因为我割得快，他难免产生疑问。经过检查他发现我割的树位与其他青年新胶工割的不同，树位的树身和胶杯干净，开割面平整光滑，落刀、收刀整齐，伤树少，受到队领导和老胶工的一致好评。

1971年下半年，我割胶也快一年了，我除了割好自己的树位外，一遇到大会战，队长就会安排我去割芽接高产树。因为芽接树42厘米就要开割，树皮薄、胶水多，容易伤树，所以要安排有一定技术的胶工去割。70年代初期，正是大力发展橡胶事业的时候，割胶是生产队的主要任务，除了要抓产量，还要抓技术。一次场部组织割胶大检查，队长和辅导员推荐我的树位接受检查组检查，经过检查给出很高的评价。之后场部还组织各连队长、辅导员和胶工代表到我树位参观，让我介绍割胶经验，割胶示范等一系列活动。场部技术员还专门到我割的树位让我配合做试验，例如胶树每天产胶水从原来100cc如何提高到150cc等，让死皮树“复活”等活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产量。这样做，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但同时技术也不断提高，后来我也被评为全场割胶积极分子。我实现了曾经向队长许下的诺言，我挑战成功了。我多次被评为优秀青年，1972年1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参加场的知青代表大会，1974年被推荐参加广东省知青代表大会，1975年4月参加农垦局知青代表大会。在掌声和荣誉面前我没有骄傲，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这掌声和荣誉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也是连队培育以及老工人帮助的结果。

　在16队当副指导员

在东红农场5队当割胶工5年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我在摸爬滚打中逐步成长。1975年，我参加场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回来后，被农场调到黎明片16队（树德队）担任副指导员。接到通知时，我真的有点依依不舍。从离开家乡来到东红农场5队，才刚满17岁便开始我人生的第一次割胶挑战，在5队的领导和老工人的耐心教导与帮助下不断地成长。我对5队的一草一木已熟悉也有一定的感情，而现在要到一个陌生的新单位去重新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真的有点担心。但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首先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于是我接受了新的任务，来到了16队。

队里的领导和职工都很热情，队长兼指导员薛荣向我介绍了连队的情况及我的工作任务。16队与5队情况大不相同。16队离场部较远，从场部到16队有15公里，地处丘陵地带，四面环山，灌木丛生。16队是一个老连队，老工人比较多，男职工比女职工多，广州、江门、湛江知青原来有二十几人，但随着时间推移，有的调到场部，有的回城，我到任时只剩下15个知青。16队没有指导员，由队长兼任，有个副队长名叫陈绍灶，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队长抓好职工的思想工作，搞好队里的宣传教育和青年工作。16队有个别知青不安心在队工作，害怕割夜胶，故出现较多的请病假现象。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我虚心向连队老领导和老工人请教，与连队职工们打成一片，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刚开始，部分年职工对我仍有戒心，认为我是连队领导，与我走得近会与其他年职工产生隔阂，也可能会受到批评。我主动与年职工打成一片，做好“两同”：一是同劳动，他们割夜胶，我也带着胶灯到树位帮忙，他们种菜我也到菜地学习种菜，他们铲草积肥我也参加，二是同生活，吃饭时我和年职工们在一起同桌吃饭，空闲时到各年职工宿舍串门，从谈家常入手，了解和关心他们。经了解，16队的年职工不少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潜在的文化素质，我还在他们身上吸收到文化的营养。他们中个别人存在不安心的思想，经常用某种借口请病假缺勤，他们觉得自己读了10年书，满腹经纶却无法发挥。看到部分知青已调到场部当老师或在机关工作，或被推荐上学等，而自己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便不甘于在此劳动。这些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知青，我也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一边去安慰他们，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边为他们寻找更好的机遇。

比如，16队有一名职工子弟陈桂才，当兵3年在部队

入党，退伍后回来被安排在16队割胶，他有些怨气，认为自己响应党的号召去参军几年回来得不到重用，认为如果不去当兵，这几年可能发展的机会更多。他虽有想法，但工作还是努力干。我把他的思想情况在连队领导班子里汇报了，刚好场部有一个指标要安排年职工去机运队，我顺势推荐了他。把他推荐到机运队工作，也体现我们16队知人善用，以后动员青年参军入伍也有榜样。班子领导认为我的意见很中肯，接受我的意见，把陈桂才推荐到机运队工作。这事也教育了其他青年职工。

　参加围海造田

1976年春，我从黎明片16队被借到东宁作业区参加三江围海造田突击队，担任司务长。当时我有些想不通，在黎明片的16队工作刚顺利开展，和干部职工初步建立了感情，现在又回到东宁片当围海造田突击队司务长，真的难倒我了，因为我从未接触过伙房炊事工作，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与磨炼。所以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艰苦工作的挑战，那年我才23岁。东红农场组织了几百人参加三江围海造田，分成4个队(以作业区为单位组成一个队)，人员都是从各队的青壮年中选出的。参加围海造田的人员住宿是借三江农村农民的房子、仓库等。住宿离工地较远，每天步行到工地要大半个小时，工人们都是起早摸黑，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吃过早餐赶去工地。我的工作是负责东宁片围海造田突击队上百人一日五餐的伙食安排。围海造田是个重体力活，把突击队的伙食搞好就为他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要想方设法落实好。

做好突击队司务长工作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以前我从未涉足过肉菜市场，如今却要担起上百人一日五餐的伙食安排，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想，关键还是充分发挥好炊事员的作用，要团结好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我到围海造田工地后，及时与三名炊事员见面，开了个小会，交代工作要求，听取他们意见。还把我们队每个月的物资供应和收支经费向他们公开，征求他们意见。我把整个队每月的财务收支和物资供应、使用情况制作成一个明细表，让大家心中有数。我们有面粉、油和肉的供应，为了让工人们的伙食不单一，我们用面粉多做些花式点心，我们的炊事员也很给力，为了让一日五餐的伙食不重复，又保证伙食费不超支，我们会先把一周的伙食安排提前公布。每天除了两个正餐外，早、午、夜三个餐食做得花式多多，有面条、肉包子、馒头、油条、油饼等。

我们突击队炊事员当中有个姓陈的军工，他曾在部队当过炊事员和上司，比较懂得如何做炊事工作，我虚心向他请教学习，调动他的积极性。他很配合我的工作，每天帮我去菜市场采购上百斤果蔬、肉以及油、盐、酱油等食品，采购完后回到厨房做饭菜，和其他炊事员一样起早摸黑。每天看到工人们吃到热饭和香喷喷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除了管好伙食外，还到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劳动，风里来雨里去，每天泡在海滩干活。另外我们这个连为了抢时间、赶任务，还由十几个青年组成青年突击小队。我们5队有的江门女知青年纪比我小，也参加围海造田突击小队，干起活来能与男生比高低。为了鼓舞士气，我安排食堂给突击队每天上午9点加一餐，并亲自送到工地，让他们补充体力。

在围海造中，我们队伙食跟得上，工人们干劲十足，完成任务突出，受到场领导和农垦局的好评。场指挥部宣传干事巫颂平问我：“好些队的伙食都超支了，而你们队的伙食不错都还有钱剩，你是怎样抓的呢？”我说：“关键是要做好计划，精打细算。”这次围海造田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培养了我在艰苦条件下工作的能力。

　在创业队当指导员

1977年6月，场里决定派我到创业队担任指导员。这个创业队位于黎明片17队前面小河对面的一个荒坡上。创业队的任务是开荒砍芭建新队。连队职工除了我任指导员，队长是四川军工唐文祥以外，其他职工都是东红农场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共有80多人。他们都是来自机关和各基层单位的干部子弟和职工子弟，年龄在17至19岁之间，也就是与我当年下乡的年纪差不多。我只不过经过几年农场的磨练便当了他们的领导，我真的有点为难。又要到一个新队去当“开荒牛”，我觉得有点老实人吃亏的感觉。但冷静一考虑，这是组织安排的，接下任务干起来再说吧。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学生集中培训锻炼后再安排到各生产队。创业队条件非常艰苦，居住的是茅房，房屋的地面也是泥地，床是双层铁架床，分为上铺、下铺。劳动强度大，每天要砍芭，挖树根，担泥筑田坝，而且整个工地连一棵可以遮挡太阳的小树都没有，每天要顶着炎炎的烈日去劳动。而这些学生又类似我刚到东红农场一样年纪小，从未参加过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们离家近，又担心管不好，担心他们经常偷偷跑回家，同时又向场长或科长爸爸告状，弄不好会影响我日后的回城路。但细想一下，自己初来下连队时领导和老工人是怎样关心和帮助自己，自己就怎样带好这些学生。

为了带好这班学生，我和唐队长商量，制定一系列措施和制度，除了选几个个子高大一点的放在食堂工作外，把其他学生分成几个班组，选好班组长，组织他们学习，灌输做好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在创业队，我既是他们的指导员，又是他们的大姐姐，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两周过后，他们个个和我这个指导员开始亲近，有心里话都愿意向我讲，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像管他们的指导员，而像他们上社会劳动学的老师。在开荒大会战的劳动中，他们每个人都很积极，比我想象中要好。例如，担泥，把推土机从山坡上推出的泥土担到低洼地筑坝，一天要完成90立方土，每人平均一天一立方土，这样一来每个人要担几十担甚至上百担泥土。为了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扬互助精神，我和队长商量，把他们分好班组，任务包到各班组，抓好安全和质量，保证完成任务可不受时间限制。起初唐队长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包到个人，而是包到班组，这样可以体现班组团结互助精神，这与割胶工组是一样的，割胶除了每个人包割一个树位外，剩下的也由3个人包完成，割得快就要多割，是讲究团结互助。因唐队长没有割过胶，他听我讲得有道理，同意我的做法。这样一来，我们一天任务按常规要8个小时完成，有些班组6个小时就完成，下午4点前就可以收工，有的还赶回场部父母那里吃饭、看电影。我们的做法得到学生们的认同，他们提早回到家里，父母还以为他们的孩子在偷懒、不开工跑回家，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在这些青年身上，我看不到娇气而看到充满干劲的活力。例如刘副场长的女儿刘雪梅，工人朱子光的女儿和苏应才等青年，他们朝气蓬勃，在大会战中一天一个人可担90担泥，自问一下自己也无法完成。

对他们除了抓好开荒劳动外，还要正确引导他们有机会继续读书服务社会，服务农场。所以在队里有个宣传栏，每周一期，由各个班组完成，还开展评比，看谁的宣传栏做得好而且内容丰富和突出，并多宣传好人好事，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此外还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各种业余文体活动，例如打篮球、拔河、诗歌比赛等，把创业队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场领导表扬。计划一年的任务，我们9个月便完成了。1978年3月，这几十个学生分配到各单位及机关工作，他们正式走向社会，成为东红农场新的接班人。若干年后，那些曾在创业队的学生向当年的“大姐姐”汇报了他们的工作，如苏应才在东宁胶厂任指导员，陈文进在25队任队长，陈平在场部机关办公室工作。朱丽叶在广东恩平大槐镇当镇长，还有的当人民教师等。看到他们的成长，我感觉如同自己的弟妹在成长一样，从心底里开心，与这批学生工相处不到一年但结下了不解的情。

　雷雨下的惊魂

197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还留在创业队任副指导员兼文书。那天放假，我作为留守值班干部留在队里，其他领导回17队，整个队只有我一人值班，另一名机运队的拖拉机手（揭阳男青年）值守。当时创业队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全部人员都住茅草房。三幢茅草房成品字形，每栋约有200平方米，其中一栋分隔开5间，办公室、仓库各占一间，另外3间是女生宿舍，每个宿舍可住4人，当时我就住在这幢茅草房。那天天气火热，太阳高挂，午饭后我习惯午睡片刻，刚进入梦乡，就被一阵大雷声加暴雨声惊醒，随着一股烧焦的味道扑鼻而来。我抬头向茅房顶望去，吓了一跳，办公室那间房着火了，浓烟滚滚，一团火向我这边扑来，当时也顾及不了那么多，把宿舍的衣物箱、棉被等东西往外扔，赶紧敲打紧急钟。这时拖拉机手跑出来说：“现在哪有人呀，都放假回家啦！”这时我才想起今天是假日，大家都回家去啦。我叫拖拉机手马上去17队报告，因为我们的队长和指导员家属都是住在17队，让他们通知人来救火。但拖拉机手却说外面打雷闪电又下雨不敢去，他这一说把我给气坏了，我说：“你还是男子汉吗？你不去我去。”就这样，我没有带雨具，全身湿透了也顾不上，一口气跑了500多米的路，还经过一条河和小桥来到了17队，敲响紧急钟声。

我们的指导员黄进田和队长陈绍灶听到那么急促的钟声，急忙跑出来，看见我浑身湿透了便问：“那么大雨叫什么救火呀，你傻了吗？”我急忙简单汇报了宿舍火灾的情况，他们听完立刻动员一大帮人带上水桶，在桥头提水跑去救火。但当我们刚回到宿舍，那幢茅房已经烧通天，还发生了爆炸，我的天呀！雨下得多大，火就烧得有多大，经过大家合力救火，大火最终还是被熄灭了。后来查爆炸原因是因为物管员违规，没有把开荒用剩的雷管、炸药、导火线上交场部，私自存放在茅房仓库，火灾让宿舍温度升高引起了爆炸。那时农场设施落后，没有任何避雷针，打雷击中电话线引起火灾。过后清理现场时才发现，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我爸爸给我买的新上海手表，就停在火灾时的14时39分，还有我夹在书本中刚领到的工资39.5元，被烧得剩下中间夹住的四分之一。见到这场面真是惊魂未定又欲哭无泪！那时我作为连队的领导真是不敢哭，哭也没有用，只能强忍泪水，伤心地清点物资，做好善后安置。我们好多老工人和领导都问我同一个问题：“你在没有披任何雨具的情况下，冒着雷雨跑到17队去叫人救火，不怕死吗？男生都不敢去，你敢去？”我当时真的没有考虑这么多，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觉得要抓住灭火的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找人救火，报告情况是最重要的。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意外随时可能发生，但老天爷还是很眷顾我这个女孩。这件事让我受到惊吓，十几年过后无论在电影或电视上见到火烧镜头都很有感触，仍是惊魂未定。

难忘的知青岁月，让我饱尝了酸甜苦辣，给我留下了最深刻、最难忘的回忆。韶华易逝，记忆难泯，割胶挑战，做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围海造田担任突击队司务长，火烧茅房屋冒雷雨找救兵，都包含了酸甜苦辣，汇成了天涯海角一支难忘的歌！磨炼了我的意志，也练就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给我留下了一生中不可磨灭的烙印，成为我回城以后工作和生活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1979年回城以后，我被安排在市粮食局工作，先后担任过粮食系统幼儿园园长、纪检干事、人事股长、团委书记、酒店经理、粮所所长。我在工作中能刻苦耐劳，团结同事，得到领导重视和同事的认可，我把在海南东红农场学到的知识，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用于实际工作中。在农场9年的艰苦岁月，特别是在围海造田任突击队司务长、在创业队火海找救兵临危不惧的付出是问心无愧的。讲到收获，一,是在艰苦和危险的环境得到磨炼，也接受了考验，培养了自立，办事作风认真果断，自强不息的坚强信心，在实际工作中再苦再累也不畏惧，什么事情都努力做好。二是与农场干部职工和知青结下了一生难忘的情谊。

现在我虽然已退休，但仍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参加江门电视台《新闻共同睇》栏目并担任社区发言人，帮助一些有需要的群众，解决纠纷，继续发扬正能量。

　　作者简介：李燕嫦，女，1953年11月出生，共产党员。1970年8月从江门市初中毕业后，下乡海南琼海东红农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当了9年知青，当过割胶工人、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担任过连队副指导员兼文书等。1979年4月回城，在江门市粮食局先后担任幼儿园园长、局纪委干事、人事股股长、人秘办主任兼办公室支部书记、酒店经理、东区粮所副所长等。退休后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被江门电视台《新闻共同睇》栏目聘为社区发言人。

来源：粤海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