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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老汉》

作者：易 剑（湖北通城）

编辑：黎海滨（湖北日报）

憨老汉年满八十岁了，看见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就躲。这习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变。

憨老汉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目不识丁，为人憨厚。当然，他年轻时，也曾是个“戳破天不补”的顽皮帅小伙。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公社”的食堂也是越办越红火。小憨也随大流，吃饱喝足之后高喊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克己奉公”“红心向党”……

哪知好景不长，人民公社食堂的大锅饭很快由原来“三菜一汤”，逐渐演变成每人每顿半个红薯，最后是细糠、野菜、水照镜、观音土。大家吃不饱。身强体壮的小憨饿得前胸贴后背，有气无力，连眼角挤满的苍蝇都无力赶走。

夜深人静，小憨偷偷摸摸地来到公家的菜地里，摸了一把豆角往嘴里塞。第二天上工时，小憨特意嗽了几次口，还是被基干民兵查了出来。此事最终以罚300工分、向全大队写出公开检讨为代价，才算平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小憨偷豆角一案又提到议事日程。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小憨竟然被两个大盖帽送进了拘留所。

时光飞速流转。转眼就到了“改革开放”之初，这时的小憨已变成了老憨。老憨养了10来只鸡，种的萝卜又长又大，水汪汪的。为补贴家用，老憨挑起竹筐，一头装着鸡蛋，一头装着萝卜，从村里往镇里走，沿途叫卖。哪知半路上，老憨又被几个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强行拉进市场管理办公室，不仅被训斥，还得到了一个“无证经营沿途叫卖、没收赃物罚款20元”的处罚。

回家的路上，老憨垂头丧气，却越想越恨。他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跟穿制服、戴大檐帽的人打交道！

最近二十多年，憨老汉把心思用在种田种菜、养鸡养猪上。对外联络，则全部交由儿子儿媳出面办理。很快，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收入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儿媳养了300余头猪，鸡鸭羊数量均在千只以上。憨老汉整日在场子里帮着喂食、把水、打扫卫生。他很享受这种有事做、富足安乐的生活，每天眉头舒展，时不时地还哼上几句京剧“红灯记”选段。

前年闹“非洲猪瘟”，家里的养殖场里突然进来了一群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儿子、媳妇笑吟吟出门接待。而憨老汉却如临大敌，丢下手里的扫把就往后山跑——他不愿意与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打交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憨老汉远远地躲在树丛后面，竖起耳朵偷听那群大盖帽与儿子儿媳妇的对话：

“你好！我们是县畜牧防疫站的，特来你家宣传防疫知识的。遇到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没有训斥，没有罚款，更没有吃拿卡要……儿子儿媳妇与那几个大盖帽相谈甚欢。

憨老汉偷听了他们之间的一席话，忽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莫非，现在的大盖帽已经不是原来的大盖帽？憨老汉若有所思。

编辑点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穿制服、戴大盖帽的行政执法者唯有公安一家，在老百姓眼里公安机关就是“大盖帽”，代表的是政府形象，有着绝对权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各类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多，工商、交通、财税、城管、卫生及联防保安等各式“大盖帽”满天飞，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假冒警察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大盖帽”在群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和威望，也使公安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可以说，这就是憨老汉怕大盖帽的内在原因。

如今，通过党和国家一系列改革举措，全国上下加强党建、推进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一步步把失衡的权力关进笼子，社会环境越来越好，老百姓得以享受到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管理与服务。生活在这样的新时代中，憨老汉不再害怕大盖帽，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湖北作家易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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