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院再深造 系统学习有收获

1976年9月的一天，接到上级通知，安排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政治学院报到，参加由总政治部组办的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辅导员培训班。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抗震救灾已经接近尾声，部队十月初也要全部返回营房，准备开展冬训。

过了国庆节，我来到位于北京的政治学院去报到，学院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全班共有四十多人，大都是总部军级机关和一些军事院校派来的，像我这样从野战基层来的只有几个人。有理论教员、宣传干部、政工干部，还有一名年龄最小的连队指导员。学员的年龄在二十多岁到五十岁之间，我当时三十五岁。大部分学员都有哲学基础和科班经历，我属于“门外汉”，没有受过系统学习教育，所以我心里想着，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做到“博学、谦学、爱学、用心学”，丰富和填补自己的空白。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四人帮”被粉碎的好消息，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都处在庆祝和欢乐之中，及时传达中央精神，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持续了一周时间。这一天，我的亲密战友谢现斌来学院看我，他当时是军委办公厅秘书，我们在一起忆往昔，谈天论地，好不痛快！他特意给我带来了《军委办公厅大批判文章选登之三》，标题为“高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英雄’，实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罪魁”（揭发批判“四人帮”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丑恶面目）的一份长篇揭批文章，具体题目是：他们是怎么吃的？他们是怎么住的？他们是怎么玩的？他们是怎样对待工作人员的？文章简白通俗，引用了三四十个具体事例，一百多个数据，撕破“四人帮”的伪装，实事求是地证明了是一帮野心家、阴谋家，是一帮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客，结党营私，阳奉阴违，吹吹拍拍，花天酒地，糜烂透顶，罪恶累累。谢现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发言稿，我看完后，真心佩服战友的文笔，更加震惊“四人帮”的真实面目。

毛主席说过：“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我们这期培训班在庆祝粉碎“四人帮”后，正式开课。课程内容安排来看，就是按照上面那段话安排的。学习班规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参阅的读本有：《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还有关于中国佛教思想和有关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讲座等。后又从理论上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揭发批判。通过这次专业性的哲学进修，把自己结合实际的零碎学习系统化了，可以说是学哲学的一次大的飞跃，夸张点说，叫做里程碑！

在校期间，我非常珍惜课堂教学。学院是藏龙卧虎之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对老师的讲课会精会神地听，不会错过每一句话，恨不得像录音机一样全部录下来，不懂得下课就问，从不马虎敷衍。我备有课堂记录本，听课中认真听记，课后重新整理，日后清晰可查并长期保存。一个本子正反两面全记满，一百多页，十万余字。一直保存至今，现在偶尔翻阅，仍然受益匪浅。

在整理记录中，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把书上写的和老师讲的，变成自己的语言来并表述。在学习《实践论》我有几点收获：一是在认识论上的五条界限，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认识是从物质到精神还是从精神到物质？认识是反复的还是一次完成的？真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前者是唯物的，后者是唯心的。二是怎样认识和掌握“社会实践”这一概念？我记录了八点体会：一是划清革命实践与庸俗活动（也可叫“实践”）的界限；二是弄清群众实践与个人实践的关系；三是弄清现在实践与历史实践的关系；四是弄清积极实践与消极实践的关系；五是弄清成功实践与失败实践的关系；六是划清革命实践与反革命“实践”的界限；七是阶级斗争实践与生产斗争实践的关系；八是学习活动与实践的关系。

我的学习兴趣浓厚，在现有的基础上，努力钻研，尽最大的学习能力去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界限和关系，不断认识发现哲学问题的深奥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