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军 ▏望城轶事（连载二）

作者/沙军

（二）

1958年的冬天，几场大雪纷至而来，厚厚地覆盖在望城刚入眠的土地上，未融化的白雪铺掩着学校里正在建设的屋顶瓦房，操场上的冰渣也生出一层层冻土。始于学校初建时期，拔地而起的办公楼、教学楼、学员楼，群群落落的砖瓦房、工棚房把这片荒芜的望城岗点燃得十分鲜活。

散散升起的炉烟，让寒冷的冬天不再那么肃穆，操场上昂然雄起的番号声，把寂僻的望城渲染得火热沸腾。军队进入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教学改革，学校逐步地走向欣欣向荣。正值岁末年尾，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到学校视察，在毗邻南昌市郊的解放军175医院里，我来到了这个世上。

听大人说，组建南昌步校时，望城是一片荒山野岭，多有野兽出没，群禽栖息。因邻于省会，交通便利，且丘陵地貌绵延起伏，广袤无垠与山地相连。因此成为步兵教学、训练、演习的理想之地。

步校由第三文化师范学校、总高级步兵学校、军事师范学校等单位组成。

初期还搭建了不少泥瓦棚，筑铺了几条沙土路，无论是工作或生活等设施都十分简陋。

上世纪50年代，调入校内的教职员工，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学校西头，原国民党中正大学遗留下来的旧教室。虽经改造，但依然冬不挡风、墙不避音。天逢下雨，雨水滴漏在屋内泥土地上，难以落脚。学校的生活用水也是用水车到赣江里取之而来，分到每家每户。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学校完成了基本建设。

我记事起在进入东门的北坡上，还有许多错落有序、泥土垒起的棚屋。也就是在那个时间里，步校在这片荒芜的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幼儿园，西与幼儿园隔着一条小坡沟，挥手即望的地方，还盖起了两栋两层的红砖楼。

楼层设计是上世纪50年代军队营房的标配，即每层隔着楼内中间一条走廊，两边对称的是一间间居室，住着十几户人家。其中每层还有一个大家共用的厨房和一个洗漱间和卫生间。

几十年的战争废墟，百业待兴，全国跃进的时代里，两座拔地而起的楼房在当地已经是十分醒目的建筑了。我上幼儿园后我们家就住进了前面第一幢的楼房内，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都把这座房子称为小红楼。

居住在小红楼东头的大部分是训练部的教员、家属、小孩，我们家住在第一层，相邻是和爸爸同为战术系的崔锦章叔叔和孙廷亮叔叔家。

每家每户约有一到两个房间，陈设都很简单，除了一两个大木箱装着全家人的家当外，剩下1张大木床、1张桌子、几把椅子，都是公家配用的。我们家里有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造型像个小屋子。每天晚饭后，周围邻居小朋友都围在收音机旁，听着“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少儿节目。

小红楼里最热闹的地方是楼内唯有的公共场所，厨房和走廊。

厨房在靠北面的一间大屋子里摆着家家户户的灶台和水龙头，于是每家每户的油盐酱醋米面都放在各自的灶台上。少许人家灶上是用煤，大部分人家灶上还是用的柴禾。就像个公共食堂，虽是各家其顾，但却人来人往相邻为安。还有你搭把手我添点柴，在家帮帮不在家的，他家大人照顾我家孩子，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

大人上下班顺道拾点柴，家属小孩时不时在楼房的后山上捡干柴、拾松果、扒松枝伴着拉拉家常、讲讲故事、做做游戏，十分简单的日子把时光涂抹得极其欢快和火热。

虽说那年月物资十分匮乏，日子都过得比较紧巴，有的家庭托儿带女一大串，收入全靠一个大人，但在这座大厨房里，却鲜有发生过缺斤少两的事情。

走廊上就像故事会，天下大小事情，都能从走廊的七嘴八舌中传遍每户家庭。尤其是每日出操和上下班时间，大人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脚步匆匆地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在走廊里进进出出。日长月久，孩子们看着大人的身影，听着那军号声，都知道什么时候是该上班，什么时间是要开饭了。

走廊里也是个寒暑表，冬天里下大雪，人们吆喝着把晒在屋外的柴禾搬进屋里，拿出扫帚铁铲到楼外打扫积雪。夏天里蚊子多，人们把收割的野草晒干后，洒上六六粉在楼前屋后烧熏驱赶蚊虫。下雨了楼上楼下此起彼伏地传来“收衣服喽”的呐喊声。下班了，门里屋外到处都有“回家吃饭”的吆喝声。沿着走廊里的各家各户平时几乎都是敞着门，我们常常东跑西串在小朋友家玩耍，好像从来也没有过顾虑。

南昌的天气冬寒夏暑。每到入冬时，大人带着孩子，都要到楼房的后山上捡拾许多柴禾，储放在楼道里备用过冬。隆冬季节，屋子里尤其寒冷，冻得手脚麻木，于是家家生着炭火盆在室内取暖。火盆上罩着一个竹编的大笼子，用来烤干衣物。到了晚上，妈妈会用玻璃瓶子装上热水塞进被窝里给我们取暖。

进入夏天后，每户门上挂块布帘，半掩半遮、通风透凉。一到傍晚，人们又在楼房外的空地上摆上竹床、椅子，在满天星斗下，闻着蝉鸣、捉着萤火虫、拿着大蒲扇。等待着老大爷背着冰棒箱的叫卖声，买来两分钱一根的冰棒，美滋滋地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夏天。

有一个冬天，我全托在幼儿园里上中班，快到傍晚时，站在幼儿园的门外数着小红楼的灯光，仿佛看到家里的灯也亮了起来，于是一人悄悄往家里跑。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水，冰冷湿漉的裤腿让我直打哆嗦，到家时才发现爸妈出差，并没有回来，于是吓得我在家门口不停哭喊。邻居崔锦章叔叔家的张阿姨听到后，忙从家里出来，把我抱到他家里，换下湿冷的衣裤鞋袜，安顿我睡在他们家的床上。

崔叔叔和爸爸是在一个系里工作的战友，张阿姨十分热心善良。我们住在小红楼那几年，爸妈时常出差在外，张阿姨里里外外地很照顾我和姐姐俩人。“文革”后我们两家都离开了步校，她们家去了福建漳州，以后回到山东蓬莱老家休息了。

2011年送儿子到南昌上大学，一家人在战友的邀请下来到南昌陆军学院。车刚入东门我们便下车步行，寻着十分熟悉的一草一木，走到那座小红楼的地方。

在那棵已是冠茂参天、驱盖风雨的大樟树旁。小红楼散发着半个世纪的物华之气，仿佛历经沧桑的老人，举着望眼欲穿的慈目，等待着漂泊四方的游子，浑然伫立在那里。苍天如此眷顾，在多少代家户滋养、无数个生灵的浸润中，与日辉月朗生生不息，共风吹雨打铮铮如磐的这栋楼房，至今还在延续着人间的乡愁，倾诉着世间的传说。

听妈妈讲，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了托儿所，那时也叫哺奶室，是个很简陋的房子，以后才盖起了新的完整配套的幼儿园。是由南向北前前后后共4个排面：

第一排是操场，建有滑梯、转椅、秋千等活动设施。

第二排是教室、寝室、伙房、食堂配套组成的主体，呈回字型建筑，每个房子连成一体形成回廊封闭式，中间还有两个露天的花园。

妈妈那时在幼儿园里当医生，在花园里还种了两棵石榴树。许多年后，两棵石榴树依然绽放出鲜红的花朵，结出满树的石榴。

第三排是一个小操场，下课时聚集孩子最多的地方。第四排是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有大班的教室和寝室。上世纪60年代初好像还开过小学一年级，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学龄前教育。

以后的岁月中，因为工作和其他原因，我曾到过不少部队大院内的幼儿园，却极少再见到有如此规模之大的院落，可见当年设计者的眼光。今天我们这一代曾经幼儿园的孩童，已是白发苍苍历经半世艰辛，辗转南北分布华夏各方，依然要对当年这所幼儿园的建设者和老师阿姨们鞠躬合十。

我上幼儿园时大部分时间是全托，那会儿全托不仅平时，连同周末假日也是吃住在幼儿园里。

每逢周末，孩子们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被老师、家长接送回家，只有我和姐姐以及其他几个全托的小朋友孤零零地留在幼儿园内。空荡荡的院落里，我们拖着不知所措的小脚步，在那清静的回廊中来来回回地走着。

园里有个买菜做饭的老职工，经常在周日时给我们留在园内的孩子分几块饼干，让我们感到极其的高兴和温暖。在人入知事之年，所思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之景象，那几块握在童年小手上的饼干，是多么大的幸福。

有几次幼儿园放假了，园主任孙景萍阿姨就把我和姐姐带到她们家里。孙阿姨是步校校务部朱宏副部长的夫人，住在小操场西头的小楼里。朱伯伯很慈祥，对孩子特别亲热，虽然话不多，但满怀着关爱。孙阿姨比较严厉，即便对孩子悉心照料，也很少是柔言软语。有时怕我调皮，把我捆在家里的小椅子上。孙阿姨家共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加上我和姐住在他们家里，真是不容易了。

在幼儿园里，有一天孙阿姨突然喊着我，叫我去看豹子。我被孙阿姨带到围观的人群中，只见一只小金钱豹子正躺在一个铁笼里，后来听说这只豹子是在幼儿园对面山上步校的弹药库附近打到的。

我依稀记得，那座山实际上是一大片灌木丛林的丘陵，向南延伸间隔一条乡村公路，还有几座零落的村子。山头地面上两座类似于哨库的小建筑，或许就是弹药库的所在地。

在我上小学后，孙阿姨一家人就搬到九江干休所了。我们两家人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来往和友情，直到今天，他们家的三女儿还和我们一家人经常联系着。

刚入幼儿园那几年爸爸经常外出搞演习或是到福建去参加备战，妈妈也被派出去进修，姐姐带着我常住在幼儿园里。因为时常想念爸爸妈妈，我在傍晚时总一人悄悄站在幼儿园外，去看看家里的灯光，也不知道爸妈回来没有。有几次还悄悄一人往家里跑，虽然距离并不远，但仿佛却要走过很长一段路途，半路上总被幼儿园的阿姨追了回来。

一天下午爸爸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带着我和姐姐到菜地里拔了两个萝卜，洗得干干净净递给我们后叮嘱几句又走了。还有一次老师带着我们班到东门外的山坡游玩，恰好是在战术训练场附近，只见几个解放军叔叔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卧倒，脸上戴着防毒面具。其中一位解放军来到我面前摘下防毒面具，冲着我直笑，一看是爸爸，高兴坏了，连班里的孩子们也和我一起欢呼雀跃。

出身于军人家庭，余又从军几十年，鲜有时间与爸妈一起共同回顾一段往事，更难究其当时之境。但起码可以肯定，那年代军人为之抛家舍业、废寝忘食，是一直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

1996年福建沿海又一次吃紧，三军聚集“联合96”，同为军人的我们夫妻俩将儿全托至幼儿园，儿不知事，年幼4岁，独自出走。被一同事路街发现才幸免走失。而今，回想1962年台海风云，同为军人的父母投入紧急备战，我全托幼儿园，正值4岁，所发生之事，与30多年后在儿子身上，竟然是那么的一模一样。

几年后，爸妈外出少了，我们虽然还是全托，但周日总算可以回家了。

有时在幼儿园妈妈会抽个空跑到班里来看看我，遇到感冒或是身体不舒服了，妈妈还会专门叮嘱幼儿园老师给我吃药照顾好我。

周日的时候，爸爸备课，也会带着我一起到门诊部坡下，一个有大沙盘的教室里。他对着沙盘备课，我在旁边摆弄着模型坦克和小房子，我们各顾其自，度过一个周日。

还有的时候，去往服务社的路上的中灶食堂，向在中灶食堂里当厨的一个剃着光头、高大粗胖的叔叔，买些米面等生活用品调剂生活。

记得那几年爸爸还时常和一些叔叔出去打猎，家里有一把虎头牌双管猎枪，每次出去都能带回几只野鸡或是野鸭改善生活。

军队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授衔后，步校军官佩戴军衔，精气神也足了很多。

听老人讲，校长李光辉授的是少将军衔，他家子女多，来来往往亲戚也多。

一日，校长家一亲戚穿着校长的少将军装，大摇大摆地从住所走到了大操场上，正在受训的众学员见一衣冠不整的陌生少将急忙报告，被他家奶妈雍阿姨知道后，冲到大操场连拽带拖地把这位亲戚拉回了家。

李校长出身红军，身经百战，曾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师长。治校严谨、为人厚道。虽于学校初期不久离开学校，却一直是众口皆碑。他的住所至今还在步校里，现在是“文革”期间在学校生活过的“改革总设计师”的旧居。

大约在1964年间，幼儿园孩子忽然多了起来，其中也增加了不少大孩子。有几次，校长许光友的小女儿许小兔，带着一条大花狗上幼儿园，吓得我们这些孩子到处乱跑。

有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日，妈妈带着我和姐姐从省庄乘公交车到八一大桥，又从八一大桥转车赶到人民公园。我们互相牵着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去观看从外地运到南昌人民公园的大象。

只见一头硕壮的大象站在围栏里，一会儿甩着长鼻子，一会儿扇着大耳朵，还表演了一些节目。对于常住南昌郊外，初入公园的我们，无疑是兴奋无比。

时至中午，妈妈还带着我们在公园的餐厅里，一人吃了一碗阳春面，那个鲜美的味道，好像现在再也找不着了。

进入大班后，我们开始学习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和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老师还时常带着我们出去郊游。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班里的杨美芳老师给我们编了一个小演唱节目，在幼儿园还参加了表演。

说起来杨老师应该是我的第一个班主任，他的儿子柳五一和我是同学，班里的同学都有进进出出的，比如傅伟同学、王朝英同学、刘万军同学，后来都不知所踪。唯有柳五一同学，我们在一起一直到“文革”时期步校解散，他家去了南昌，以后又到抚州的南城定居。

杨老师讲课很形象很生动，让我们听起来身临其境。她对自己的孩子柳五一很严格，我和柳五一在一起调皮，她总是先叫柳五一出来罚站。以后我们上小学，每次到她家里，她还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幼儿园里的老师，大都来自学校干部的家属，我所熟悉的曲美莲老师、席继贤老师、丁翠华老师、杜老师等等，一直到今天，大家都天各一方了，还没有终断过联系。

2006年我到南昌出差，还专程去了地处望城的这所幼儿园，迈入挂着南昌陆军学院幼儿园牌子的门口，走进自己幼儿时曾就读过的教室，看到熟悉的小椅子小课桌，还有孩提时代的操场上年轻的老师牵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在做游戏。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幼儿园时常唱的一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妈妈是回家的路，儿行千山万水总有归处，那月亮依然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妈妈是生命的摇篮，儿虽两鬓如秋总有回响，那故事依然在高高的谷堆旁传说。

作者简介：

沙军，一名老兵。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入伍，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军旅四十余年，自谓一名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