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老师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念初中的时候，语文课分为汉语和文学两本教材。此前我读过几年私塾，记诵了些古诗、古文，所以对文学很感兴趣。跟其他同学相比，理解课文要快些，写的作文也要好些。文学老师常把我的作文拿到课堂上宣读，时不时还选一两篇刊登在学校的板报上，或张贴在班级的墙报栏。板报每周一期，办得很有质量，只要新刊一出，便有许多老师和同学围观欣赏。有几个高中同学，几乎每期都有署了笔名的新作发表，让大家赞口不绝，把他们奉为“作家”。同学们在谈到这些文章和作者时，总要提到高中部那位教文学的明老师，说他是全校文学老师中的权威，说他教的高中毕业班每年升学考试的成绩都在全县名列前茅，还说高中部那几个“作家”发表的文章，都经过了他的斧正。在相互传言中，把他说得很神，也很玄：早在十六岁时就当上了报社的记者，如今还经常用笔名发表作品。

这些传言让我为之神往，巴不得有朝一日能够一睹明老师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然而学校那么大，教师那么多，高中和初中层次悬殊，虽心向往之，却可望不可即。

一连念了两年初中，总算在校会上几次见到过这位被同学们交口称赞的明老师。他大约三十出头，肤色白净，脸型清瘦，身材单薄，爱穿着非青即蓝的学生装，举止稳重，面露微笑，多少显得有些矜持，在教师队伍中，容易引人注目。以后常见他在学校的林荫道和池塘边散步，那姿态，那神韵，令人难忘。他双手倒剪，微微弓着背，勾着头，步态舒缓，表情深沉，俨然一副“行吟泽畔”的样子。我想，为人师者，若能有这样的不凡气度，何愁不出高徒。许多年以后，我才觉悟到，正是这样“木秀于林”的作派，很可能为他种下了引火烧身的祸根。

转眼到了初三，开校后上第一堂文学课时，我确实感到了意想不到的惊喜：走上讲台的竟然是梦寐以求的明老师！班长呼过起立之后，他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待到同学们坐定，他没有按常规讲一番自报家门的话，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同时告诉大家，以后请同学们就叫他这个名字，不必称呼老师。我想，这也未免太谦逊了，古往今来，尊师重道，哪有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之理。未等我多想，明老师已经请同学们翻开书，开始上课：朗读课文。按照惯例，大凡文学老师在进行文章的分析讲解前，都会点名平时朗读较好的学生上台朗诵课文，而在我们班上，这份差事十有七八非我莫属。明老师上课居然也和其他老师一样，指名点姓地把我呼到了台上。当时我还真有些受宠若惊，回到座位后心里仍是七上八下，还来不及理清思绪，分散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明老师的精彩讲授吸引住了。说实话，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用由浅入深、旁征博引、举一反三、鞭辟透里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讲课时还辅以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等各种表情，这就更加深化了教学效果。一堂课一下来，同学们赞不绝口，为得到了一位高明的老师而深感荣幸。

可惜好景不长，现在我已记不起那时学校的气氛有些什么变化，明老师的情绪有过多大波动，只记得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学校召开校会，同学们到阶梯教室后，见情形有些异样。主席台上横挂着“反右斗争大会”会标，正中坐着一脸威严的党支部书记和校长，台下站着几位老师，有教英语的、有教化学的、还有教我们文学的明老师。在他们面前的条桌边，都贴了一张黄纸，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名字前面冠上了“右派份子”的头衔。这场面让我感到既恐惧又纳闷，不明白为什么开这样的会，更不明白什么是右派份子。在十分压抑的气氛中，先由党支部书记宣读上级文件，大意好像是经批准某某某等划为右派份子，属于敌我矛盾。然后就进行大会斗争。先是老师发言，揭露这些右派份子的反动言论，批判他们的反动罪行。接着是学生检举揭发，发言的都是高中同学。这些人大多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表情极度夸张，有的竟然破口大骂，挥拳劈掌。被揭发右派言论最多的要数明老师，说他在高中文学课的教学中，讲了不少借古讽今的话，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新中国，攻击社会主义、合作社和统购统销，还借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人民发起疯狂进攻，真是十恶不赦。一个同学说到情急之时，竟然朝着明老师的头上狠狠地就是几拳，并且高喊“我们就是要砸烂你这个右派份子的狗头”。明老师站在条桌边，还和平时一样，微微弓着背、勾着头，清癯的脸上依然保持着稳重，只是没有了平时那丝微笑。

斗争会开过后，明老师仍然给我们上课，只是校长已经在会上正式宣布，任何人都不许再叫他老师，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能直呼其名。明老师显然变了，讲课时不再眉飞色舞，说起话来也谨小慎微，脸上的微笑没有了，走路时头勾得更低了。同学们向他提问时，他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好像提问人是他的老师，他反倒成了学生。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都在私下议论，照此下去，他还有何心思教我们？如果有机会，应该对他安慰几句才是。我觉得同学们的话不无道理，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一次作文课，明老师出的题是“记一次反右斗争大会”，要求用记叙文的形式，如实叙述学校召开反右斗争大会的实况。我没有去想这是他出于无奈的赎罪表现呢，还是来自组织的恶意安排，只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想借此机会在作文里写点安慰他的话语，又觉得有点文不对题。思来想去，竟情不自禁地在作业纸上写下一句话：“老师，望你振作精神，多多保重。”下课时，我把纸条夹在作文本里，交到了明老师手上。

事隔几天，班主任通知我下午自习课时去找校党支部书记。我虽然只是一名初中生，但在全校还算小有名气，不到十四岁就加入了共青团，一直担任班干部、校值日生、板报通讯员。我还是文娱骨干，每次在全校大型文艺会上，几乎都有我登台表演的节目。校领导找我谈话不但是经常的事，而且每次都是在表扬和鼓励之余，给我交代一些工作任务。因此，对于支书这次找我，我并不感到意外。出乎意料的是，当我走进支书寝室的时候，却感到气氛不同于往常。他板起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不时还斜着眼角朝我直翻白眼，顿时使我望而生畏。他坐在床沿上，我站在他的面前，他嘴里嚼着糖块，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开始问话：

“知道你最近犯了什么错误吗？”

“不知道。”我说。

“哼！还不老实！”

“支书，我向来都是老老实实的呀，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你呀你呀，想不到你是一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伪君子，枉自领导和组织对你的信任和培养！”

“支书，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啦？”

“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还用我来揭穿吗？你说，你给右派份子写信，同情右派，鼓励右派，这不是天大的错误吗？右派份子都检举你了，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你还想抵赖吗？告诉你，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搞不好就会转化成敌我矛盾！”

我懵了，一时不知所措，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为自己辩解。支书继续嚼着糖，愣了很久，最后向我郑重宣布：“从现在起，你必须深刻反省自己同情和支持右派的一切错误，坦白交代自己在同学中散布的右派言论，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党支部和团总支，听候组织处理。”

支书的一番训斥，犹如五雷轰顶，令我坠入五里雾中。一张十二个字的小纸条，竟然闯下了包天大祸！我百思不解，有口莫辩，只好在惶惑惊惧中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检讨书。

检讨书交出之后，很快被加上党支部的按语，在学校板报上登了出来，随同刊登的是围绕按语的基调写的几篇批判文章。这期板报在全校掀起了轩然大波，转眼间我竟成了众矢之的，从名噪一时的优等生，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多数同学都像躲瘟疫一样对我避而远之，当然也有相好的同学偷偷地和我说几句话，平时爱在一起谈论文学的同学，也少不了给我一些安慰。

紧接着就是对我进行处理。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初三级团支部召开大会，校党支书和团总支书记都到了场。团总支书记的讲话是宣读一篇讨伐檄文。檄文十几页，洋洋洒洒数千言，追述我的一惯表现，联系我的错误言行，深挖思想根源，论定错误性质，并提出了处理意见。概言之，我犯的是政治性的严重错误，属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其根源是我的政治立场完全站在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一边。檄文措词之严厉，所列罪名深文周纳，就差“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最后结论说，如果我已成年，势必划为右派，鉴于我还年轻，姑且给一次改过的机会，建议给予开除团籍的处分。团总支书记念完檄文，有几个团员又跟着鹦鹉学舌说了一通，然后进行举手表决，将我开除团籍。

从那以后，明老师再也没有给我们上课，据说是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我当时并不为他惋惜，反而对他产生了怨恨和鄙夷，也认为右派份子心如蛇蝎，居然把我的一番好意拿去邀功请赏，害得我如此狼狈不堪。如今，我已过耳顺之年，经历了许多人世的风风雨雨，对于人在逆境中苟且求生，泯灭天性，即普通百姓所谓的“昧良心出于无奈”的举动，多少能持宽容态度。因为每当想起明老师，涌上心头的还是苦涩中蕴含温馨的记忆。那里面有我的少年情怀，也有我的文学之梦。如果明老师还在，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明老师，你在哪里呢？

从那以后，我对于读书已是懒心无肠，整个初三下期都如在云里雾里，只盼混到毕业那天。念完初中那年，正值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前奏，到处都在搞建设，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材，中等专科学校的招生名额超过历年。同学们都为赶上了大好机遇摩拳擦掌，都希望报考一所专业吃香、前途远大的学校，成天都在学校里张贴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招生广告前选择自己未来的命运。因为招生数量几乎超过报名人数，所以只要报名参考，都有升学的机会。然而，我对此却不敢抱任何希望。根据当年的招生条例，录取与否，考试成绩并不重要，关键取决于政治条件，对于我来说，仅就“同情右派”这条诛语，就必定会让招生单位退避三舍。何况毕业考核我的政治才评了两分，连一张初中毕业的硬文凭都拿不到手。自知前途渺茫，对于升学也就心灰意冷，我本想连升学志愿都不填写，无奈班主任再三动员，说是上面有要求，凡是毕业生都要填报志愿，参加考试，不然他这个班主任就交不了差。也算是情不可却，我到底还是胡乱填报了几所学校。

毕业了，全校举行联欢晚会。同学们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一首《毕业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直唱得整个会场群情振奋，热血沸腾。我坐在一处灯光暗淡的角落，既不说，也不笑，既不唱，也不跳。《毕业歌》是那样的振奋人心，我听起来却是那样的辛酸和凄凉。满座为欢，一人向隅，这样的场面实难消受，所以不待晚会结束，我就偷偷地溜出了会场，独自漫步在林荫道上，徘徊在小池塘边。月色朦胧，晚风悠悠，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将双手倒剪在背后，微微弓着背，勾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想着沉重的心事……

升学考试揭晓，除了我和几个出身于大地主和反革命家庭的同学名落孙山外，其余一百九十多人都升入了高中或中专。从此，我被踢出了学校大门，一个十六岁刚出头的青年，开始踏入社会，品尝百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