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女儿考上大学，我一辈子都不想到姨妈家去。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由不得自己。

姨妈一嫁到成都，就很少来我们家。妈妈可拿她当菩萨，天天念叨，每年要去看她一回，当然要捎上我。我不喜欢到姨妈家去，喜不喜欢谁，不需要理由。

姨妈不回乡下，是跟红苕汤和牛皮菜有仇，她一看见红苕牛皮菜，胃里就要冒酸水。为了逃避红苕汤和牛皮菜，漂亮的姨妈，嫁到了成都，让蹬三轮车的姨父捡了个大便宜。

我从来就不喜欢姨父，不喜欢他更不需要理由。他个子又矮又小，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小脑袋，三角脸，小眼睛，两颗龅门牙贼眉鼠眼挤开嘴皮，让一副模样雪上加霜。他几根虾米胡子，居然还好意思留在嘴皮上，写出个“八”字来。我一看见他，就想起家里的老鼠。

老鼠姨父一来我们家，有天生的优越感，好像他是我们父母的债权人，总爱训人。不是训我爸，就是训我妈，还有我这个受气包。好像他是我们祖宗，他有义务把我们教育成才。我爸我妈也真会逆来顺受，从来不跟他探讨训人的长幼尊卑。我却不服气，你个蹬三轮的，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下苦力，你以为你是干部，还是老师？光想训人！

老鼠姨父福薄命浅，眼看着要过上好日子了，一撒手，把好日子让给了姨妈。姨妈过上了怎样的好日子，我很难说得清，因为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没有去过她家了。

我们乡下，生个女儿，左邻右舍一瘪嘴，这调子，基本上就定下来了。读几年书，能写写信，算算账，就天地良心了，当父母的问心无愧。我虽然读过高中，一社之长，也是个凡夫俗子，想法跟左邻右舍差不多。怪就怪有一次，我喝高了，在女儿紫菀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她能考上大学，我就是讨口叫花，也要供她。现在好了，一纸张着血盆大口的录取通知书摆在面前，我能怎么说？总结起来，还是喝酒误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女儿考上大学，也是件光宗耀祖的事，老子脸上有光彩。李家湾乃至全社，只我老李家才出这个大学生呢！我骨子里很骄傲的。骄傲归骄傲，这笔钱哪里去凑啊？

我们社，有好些人到天津和大连打工，主要是些掏地基，架盒子之类的工作。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能挣几十块钱。伙食自己煮，花费比较少，一年下来，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才不去干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呢，高中生和社长的脸面往哪儿搁？中国人一遇到事，就想找关系，我自然而然想到了姨妈。据说姨妈现在已是家大业大，身家过亿，有公司有厂。找她安排个工作，小菜一碟。

给姨妈带点什么土特产呢，这让我左右为难。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什么土特产都可以南来北往，连人家送给毛主席的芒果，水果摊上，已比比皆是。我发扬民主，发动全家动脑筋，最后统一意见：逮两个土鸡，选上等的棉花，给姨妈弹两床棉絮。紫菀还建议在棉絮中，用红线盘一个“福”和一个“寿”字。

成都的确是天上人间，到处是立交桥，汽车像搬家的蚂蚁；超市星罗棋布，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好像这地方还很出产帅哥美女，问路不叫声“帅哥”或者“美女”，不会搭理你。难怪老鼠姨父有天生的优越感，现在我算明白了。人家问你一句：“乡下的飞机有这儿大吗？”你怎么回答？

我下车的红牌楼，到姨妈家还有一段距离。我不敢打的，听说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带乘客观光，明明只有一条街的距离，他会把你拉几条街。辛辛苦苦挣的钱，坐在出租车里逛大街，我才不干呢。我只好扛着装棉絮的蛇皮口袋，提着鸡，在一条条斑马线上，像老鼠一样左顾右盼，惊疑不定的跑跑停停。成都人有点不厚道，问路的时候，有人只说“抵拢倒拐”。抵拢还不倒拐，难道我是棒槌？

敲开姨妈的门，来开门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拴着“国泰味精”白围裙，脚上穿着一双泡沫底子的布拖鞋。立秋才过几天，这种穿法不太正常。多半是姨妈家佣人吧，她问我找谁？我大声道：“找我姨妈！”

老太太看着我，皱了皱眉头，把着门问：“你是嘞个？”我很不耐烦地道：“我找我姨妈！”“你姨妈是嘞个？”成都人把“哪”念着“嘞”，我晓得的。这个佣人好啰嗦，问那么多干啥子？我嚷道：“我找杨子娟！”老太太破口就骂：“龟儿子，没良心的东西，你是森林？”我仔细一看，发现站在面前这个就是姨妈呀，好多年不见，变了，满脸褶皱，满头白发，一点不像过好日子的人。

我把礼品恭恭敬敬地递上，姨妈指了指沙发，说：“送这些干啥子？老子新疆的棉絮都盖不完。送鸡干啥子？鸡又不杀了拿来。”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心里翻江倒海。按性格，我是要拍屁股走人的，但家里目前的情况，不容我由着性子来。

当我把来意给姨妈说了后，姨妈又骂开了：“老子就晓得，你狗日的哪是来看我？黄鼠狼给鸡拜年。”不过，听说紫菀考上了大学，她还是很高兴的。她答应借给我两万，但要写借条，算利息，还要写明归还日期。我的亲姨妈吔，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哇？还好，她比银行宽松一点，没让我拿抵押品。至于工作的事，老太太说，她这个董事长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要找娃儿商量。有这句话就成，应该有希望。

吃饭时，我满怀希望坐上桌子，可刚坐下，姨妈就端上饭来。咋不问我喝不喝两口？问一声又累不死你。我这么多年没来，也算稀客啊。看着桌子上那一盘藤藤菜，一盘土豆丝，一盘拌黄瓜，和一碗不知端了多少顿的剩菜，我差点气得甩筷子。这老太太，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姨妈啊？在心里，我已经把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不是吃东西的事，瞧不起人嘛。我在家里，再不说，花生下酒也是有保证的呀。

在客厅里看电视，姨妈把音量放得很小，嘴巴上说是怕影响邻居，其实是为了省电。在乡下，没人会在电视音量上斤斤计较。屋子里没开灯，我以为姨妈忘记了，就去开。姨妈立即制止，说窗户外透进街灯的光，加上电视屏幕的亮度，屋子里已经很亮了，开灯是浪费。我的天，这也叫浪费？李家湾哪家哪户不是开着灯看电视？

城里的电视节目，真是太多了，叫人应接不暇。搞笑的，唱歌的，新闻，电影，电视剧，戏剧，应有尽有。怪不得现在的人，都喜欢往城里挤，单就电视节目来说，也值得挤。

我喜欢看武打片，姨妈想看川剧。好在遥控板在我手里，我大拇指在遥控板上不停用劲，电视屏幕就不停地闪烁。姨妈又骂起来：“烦得很，三心二意的，看看川戏嘛。”她抢过遥控板，一键摇出了川剧。川剧有什么好？锣呀鼓的，闹得你头昏脑胀。唱起来拖声卖气，一句话要唱老半天。我“呼”地冲到窗前，“哗”地推开窗子，把抗议融进速度和响声里头。我掏出烟来，呼呼地抽，有意让烟雾往姨妈那里吹。姨妈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骂道：“狗日的，给老子耍脾气。”把遥控板还给了我。我也不推辞，赶快找武打片。姨妈骂骂咧咧，自己出门逛街去了。我抢到遥控权，乐滋滋的，过了一把电视瘾。

姨妈带着我先到大老表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吓了我一跳，老鼠姨父咋坐在这里？办公桌的转椅上，端端坐着个尖嘴猴腮，贼眉鼠眼，蓄八字胡，留大披头的家伙。他那稀疏的头发，泛着摩丝的油光，蚂蚁爬上去，肯定杵拐棍儿。当然，他不是老鼠姨父，是老鼠大老表。这大老表也真是，有个那么漂亮的妈不去遗传，偏偏要复印个父亲模样。

姨妈把我的情况跟大老表一说，老鼠老表双手抱在胸前，像在审视外星人，看得我汗毛倒竖，我赶忙点头哈腰：“大老表好。”老鼠老表自己点燃一支烟抽起，问：“会电脑吗？”我摇摇头。又问：“会外语吗？”我又摇摇头。再问：“会开车吗？”我还是直摇头。我怕他再问下去，就把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给他伸过去，说：“一直在家务农。”老鼠老表把双手一摊：“什么都不会，你叫我咋安排？”我很生气，你咋不问我会不会开飞机啊！对那些文化要求不太高的工作，比如保安呀，保管员呀，跑供销呀什么的，我还是可以胜任的嘛。我可是高中生，一社之长呢。

姨妈把我带到二老表的办公室，二老表在同样的问题上，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就奇怪了，你们公司再高档，总不会看门扫地也要会电脑，懂外语的吧？

姨妈不气馁，又带我去找三表妹。三表妹来我们家的次数多一些，跟我最熟，几年不见，她越发长得漂亮了。她没有在父亲的模样上纠缠，全盘传承了母亲的基因。她一见到我，就给我倒水，问长问短。她的问题层出不穷，问的都是些乡下的事。我一边回答，一边喝水。我生怕三表妹又问我电脑和外语之类的问题，就说了紫菀考上大学，自己想出来挣钱供养她。三表妹表示祝贺，说，在她厂里给我安排个工作，不成问题。她叫我先休息两天，再来上班，以后，她再慢慢帮我想想其他办法。这才是我的亲表妹嘛！这时候，我感到成都的天空，特别的湛蓝，空气特别的清新。

回到家里，姨妈说：“干脆我给你找个工作算了。”姨妈要给我安排工作？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董事长给我安排的工作，一定很有油水。会是个什么工作呢？当秘书我可干不了，当个小小的基层干部，我还是能够胜任的，我是一社之长，管着百多号人呢。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想到钱挣多了，回家去盖小洋楼；想到成了董事长身边的红人，吃香的，喝辣的；想深了，就有点想入非非了，灯红酒绿呀，美女如云呀之类。唉，我这种人，真是靠不住。

第二天，姨妈带我去上班，她穿的还是昨天那件瓦灰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脚上布拖鞋，换成了一双运动鞋。我有点疑惑，董事长就这么去上班？喔，人家说，俗人的毛病叫毛病，名人的毛病叫特色。姨妈这特色，对我这种人，还是蛮有教育意义的。

姨妈把我领进三表妹的永利玻璃厂。这个厂面积很大，怕有百多亩吧。厂里烟囱浓烟滚滚，大车小车进进出出，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一片忙碌景象。来来往往的人，脸上和衣服一样，浓墨重彩。他们见了姨妈都毕恭毕敬打招呼。我有当领导的基础，跟在姨妈后面，很矜持地背着手，像干部检查工作的样子，很亲切地跟人们点着头。

厂里回收的玻璃渣，堆积如山。在这个山脚下，姨妈交给我三样东西：一个箩筐，一把不到一斤重的小锄头，几条蛇皮口袋。当我明白自己的工作以后，大失所望，喜悦的心情一下子结了冰。原来，姨妈带着我去拾玻璃渣中的垃圾。就是在玻璃渣中，翻捡塑料瓶盖，铜芯线，铝芯线，或者其他可以回收换钱的东西。我太失望了！要捡垃圾，我跑这么远来干什么？我们街上，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这份工作。我大小也算个基层干部，到成都来捡垃圾，丢不起这个人！我表现出了应有的情绪，抗议的锄头，把玻璃渣砸得四处乱窜。姨妈又骂起来：“叫花子还嫌冷饭馊？老子都在干呢。”姨妈说，这玻璃厂的垃圾，不是啥人都可以捡的，要不是我是她的亲外侄，才没这种好事呢。啧啧，还亲外侄，我可享受不起！看我还满脸乌云，姨妈说，保我一个月挣五千，少了她给我添够。五千？我的天，什么情况？

姨妈跟我说，在这个料场干活，捡到废品归己，但她要提成10%。她还跟我说，在她家里住，免房租，但要交生活费。哎哟，我的亲姨妈嘞，又是提成，又是交生活费，你老人家真是周扒皮再世啊。

玻璃渣料场，汽车几分钟就来一趟，满载着玻渣的汽车，“呼哧呼哧”爬到上山坡，退到路边，一撅屁股，“哗啦啦”把玻渣拉成一道瀑布。汽车一开走，捡垃圾的人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拉起箩筐，挥起小锄头，涌向瀑布。这时候，就响起一片急促地扒拉和敲击玻璃的声音。我像一只被暴雨打晕了的鹅，怔怔地站在那里。姨妈拉起我的箩筐，夺下我的锄头，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姨妈真不愧是这垃圾场的老前辈，那些塑料盖、铝盖、塑料口袋、废电线，只要可以卖钱的东西，在她手中像听到了口令似的，飞向那只张着乌黑嘴巴的箩筐。我不得不跟着干起来。

回到家，姨妈夸奖我了：“我看你娃娃的手脚，很麻利的嘛，有搞头。”那天晚上，她特地买了卤菜，拿出酒来犒劳我。这还差不多，我看这老太太，还是有些优点的。

后来我听说，姨妈就是在这个垃圾场起的家。当时，姨父蹬三轮车的收入很低，难以养活一家七张嘴巴（还有两个老人）。姨妈就到这个玻渣场捡垃圾。身上的破旧衣服，难以遮挡她楚楚动人的风采。老厂长在玻渣堆里发现了她，就把姨妈叫到办公室。于是，姨妈得到了玻渣场的承包权。当时，姨妈把玻渣场里捡垃圾的人，都变成了她的员工，工资给得相当苛刻。后来，姨妈把垃圾场挣的钱拿去投资，她的雪球就越滚越大。玻璃厂体制改革，老厂长跟姨妈一起买下了这个厂。老厂长死后，姨妈把全部股权都买了下来。

星期天，是表兄妹们回来看望老太太的日子。一大家子团聚一起，很是热闹。老鼠老表给我带来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说是特地给我买的，分明是个二手货，我一眼就看出了。管他二手货三手货，有了电视，免得跟姨妈争。二表嫂给我带来一大包衣服，都是她家里清仓出来的，其中有我穿的，有我老婆穿的，也有紫菀穿的。三表妹给了我一千元钱，说是对紫菀考上大学的奖励。这种有点像抗震救灾的捐赠场面，叫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月下来，我挣了五千四百多元。这城里，果然到处都是黄金。饮水思源，我还是该感谢姨妈。

日子四平八稳。我的工作技巧也日见娴熟，个个月收入也稳步上升。我抽的烟，也上了个档次。喝的酒，也自己打了。在梦中，我经常笑醒。当然，我做的梦也夹杂了些低级趣味。唉，我这种人，欠捶。

有一天，我又做梦了，梦见自己坐上了飞机。正在得意洋洋，忽然，飞机从天上掉了下来，吓醒了。这时，我听见姨妈正在咳嗽。我敲开门，姨妈说有点感冒。后来，我天天都听见姨妈咳嗽。我叫她去医院，她说正在吃感冒清。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老鼠老表，老鼠老表叫我把姨妈带到医院去看一下。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姨妈弄到医院。现在的医院，已经很现代化了，B超、CT、胃镜、脑电图、心电图、X光、核磁共振等等，什么仪器都有。有了仪器，医生也省事多了。病人一来，不管你头疼还是脑热，也不管你是腰酸还是背痛，统统划张单子去检查。我跑得头晕脑胀，才把检验单送到医生桌上。医生看了单子，破口大骂，责问我为什么这时候才把人送来？我无言以对。我知道情况不妙，立即给表兄表妹打电话。

老鼠老表给华西医院的同学联系，叫他们组织专家会诊。口气像在跟他的员工说话。华西医院那边，动作也相当神速，姨妈到医院的时候，专家已经等在那里了。

专家会诊的结果，令人沮丧的——姨妈患了肺癌，而且已是晚期，扩散了，不能做手术了。老鼠老表和二老表都说，花三五百万也没关系，上最好的专家，用最好的药，进口药。听他那口气，癌症在金钱面前，也会打败仗。三表妹背着老太太，哭得撕心裂肺。

姨妈对她的病情一无所知。她还是天天到垃圾场，帮我捡垃圾。这个老太太，有时精明，有时却糊涂，收我的伙食费，提我的成，却没有拿走她捡垃圾挣的钱。看着她心无旁骛地捡垃圾的样子，我有种说不出的心酸。

姨妈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她轻而易举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床头那个病情牌，把她的病写得明明白白。在那个高干病房里，有专业护理，可老太太偏偏要我去。老实说，护理病人很麻烦，我去护理姨妈，也不太方便，但我还是去了，因为人要懂得感恩。

我尽心尽力护理了两个月，姨妈很是满意。临终的时候，她很平静地召开了家庭会。她要求三兄妹要同心同德，扬帆远航。她把董事长的担子，交给了老鼠老表。她只把垃圾场的管理权交给了我，让我喜出望外。

不久，姨妈病逝了。

我仍然住在姨妈家里。每天夜里，我都要被一阵咳嗽声惊醒，拉亮灯，打开姨妈的屋子，里面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