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柱‖我与伯尔及其《爱尔兰日记》

海因里希·伯尔生前，我同他本人有过三次交往。第一次是经来自台湾的华侨厉心女士引见的。厉心女士的丈夫，德国人查艾克修中文，当时正致力于翻译安徽作家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这本书由查艾克译成德文后，在勒内·伯尔领导的拉木夫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次，伯尔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和蔼可亲的老人。

那次，我们落座后，伯尔欠身往我面前的盘子里放蛋糕，厉心说：“孙先生，你要把这一时刻记录下来。鼎鼎大名的伯尔先生在给你布蛋糕。”而伯尔却微笑而轻声地说：“孙是我的客人。应当说是我远方的客人。”这一下，我原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飘然而至。这是勒内·伯尔的女儿、儿子，伯尔的孙女、孙子。两个孩子在爷爷奶奶的怀里依偎了一阵后恋恋不舍地离去。当说到孩子们晚八点要上床，第二天要起早上学时，伯尔说：“可怜的孩子，还要上学。”厉心说：“你这当爷爷的怎么这么说呀。”伯尔说：“爷爷奶奶不这么说怎么说!”我当时鼻子一酸，觉得眼前这位光环裹身的伟人同时又完完全全是一位普普通通慈眉善目的老人，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第二次和伯尔(当然还有他夫人、勒内两口子)的会面是在当时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大使馆(波恩)的宴会厅。我当时任使馆文化处二等秘书，与驻在国文学界的往来是我的工作任务。但是，按当时使馆的规定，我还不能在使馆内请客，级别太低。另外，以一个二等秘书的身份宴请一位知名人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礼宾上不对等。尽管我知道，伯尔本人并不介意，但还是报告大使，也希望大使出面。大使出面，不仅礼宾上合宜，也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当时的安致远大使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但不巧，他在约定好的时间前几周接到通知，回国开会。这样，宴请伯尔一家的主人就顺理成章的是临时代办当时的胡本跃参赞。胡本跃是非常优秀的外交官，他不仅有一口典雅地道的德语，还熟知中德两国的方方面面，能够滔滔不绝又欢快幽默地与客人交谈。但是，这次会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胡参赞向客人介绍中国的内容，而是伯尔与我妻子的对话。当时，妻刚从国内来赴任仅一周。她对德国，波恩甚至使馆的一切还都是懵懵懂懂。她二十年前学的那些德语即使从脑子里翻出来，也不能从口里吐出来。伯尔对我说：“你妻子的困难，首先不是德语而是想家想孩子。”他说得对。妻来使馆T作时，我们的大儿子才11岁，小儿子才8岁。两个孩子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孵在她身边，忽然间离开了，长时间，万水千山，她想得不行，几乎天天落泪。那时候，打电话不可能，一封信到家也得走一两个月。那天晚上，伯尔耐心地和我的妻子交谈，就近坐的胡参赞不时做着翻译。饭后道别时，伯尔对我和妻说：“到我家去玩，那里有我们的孙女孙子，你(我妻)会愉快的。不用电话预约，想去就去。”说到德语时，伯尔对我妻说：勇气，勇气，勇气。事后，同事们都说，邀请到伯尔，是难得的殊荣。

第三次见面是在伯尔家里，准确地说是在勒内的家里，因为我们觉得那里一切都以伯尔的孙女孙子为主。那一次，妻真的很愉快，她很快就和两个小家伙交上了朋友，挤坐在楼梯台阶上聊天。那一次我和伯尔聊得也多了。我向他赠送了一本《兵马俑》画册，问他对中国的了解。他对我说，他了解中国不多，但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一个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战争的国家，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让人得到温饱，这是很了不起的。我当时代表中国作家协会郑重地邀请他访问中国，并告诉他，中国作协的一位副主席将来拜访并当面递交邀请。伯尔很高兴。他告诉我，他一直想访问中国。1979年，他曾有过一次机会，但因病错过了。他还告诉我，台湾曾经三次邀请他，他谢绝了。他说：“那也是中国，那里也住着中国人。”伯尔将他的刚刚印出来的诗集和收集他六十寿辰贺信贺电的专辑送给我。我大致浏览了一下诗集，表示希望将它译成中文，并将请他为中文译本作序，他痛快地答应了。事后，勒内告诉我，现在这本诗集还不全，将来还要出一本全的。后来，我陆陆续续将诗集里的诗译成中文。其中非常令我感动的是《给莎玛依》。莎玛依就是伯尔的孙女。诗是这样的：

我们来自悠远的过去

亲爱的孩子

必定还向悠远的未来走去

不要害怕

大家都在你身边

在你之前的

你的妈妈，你的爸爸

大家，在他们之前的

很久很久以前的

这一切都在你身边

不要害怕

我们来自悠远的过去

亲爱的孩子

必定还向悠远的未来走去

这首诗向我展示着一位伟人、一位智者和一位普普通通老爷爷的形象。

勒内告诉我，那本祝贺生日的信电集，只印两千册，不发行，只供出版社和伯尔本人赠送亲朋好友。这一天，不知受了怎样的鼓舞，我对伯尔说：“我在你的作品中，最喜欢读《爱尔兰日记》。”他笑了，颇为高兴地说：“是吗?”

(二)

将《爱尔兰日记》译成中文是早有的想法。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其时有二十来名德国留学生。我们研究生各自和一些德国留学生交往结识，有的后来成为长年的朋友。1980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一位德国留学生送给我《爱尔兰日记》作为礼物。正巧，那时候，德国DAAD派来三位德国老师给我们讲1945年以来的德国文学。我那时正在根据德国老师的要求选读伯尔作品的一些段落。在老师的介绍中，没有提到《爱尔兰日记》。可是，我一读开来就放不下了，一口气读下来，原文中的生字都没顾上查字典找解释。我感觉读完这本书像享受了一餐美味而且回味不尽。对比我读过的中国经典散文，朱自清的、杨朔的、叶圣陶的等等，都没有伯尔这种写法。伯尔观察问题的角度，叙事的诙谐，词语的幽默都是我们读者需要的。于是，我心里暗暗决定：把它译成中文。之所以没有对伯尔讲，因为那时我还没把握，我对爱尔兰知之甚少，连地名都译不准；还有怎样把伯尔文中的原味尽量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和展现出来，这很不容易。后来，我在反复阅读《爱尔兰日记》并且收集了关于爱尔兰的资料后，心里有底的时候，我就动手了。这期间，勒内·伯尔给了我很多重要的帮助。我曾就书中的问题，多次当面或打电话请教他。他都耐心细致地给我做了解答。勒内的帮助为我鼓了气鼓了劲。我喜欢读散文，那时也开始写散文。但我在翻译《爱尔兰日记》时，告诫自己：千万不可将译变成改写。和我共同翻译这本书的我的妻子不仅给我鼓气，也完全支持我的译法，她很认真地阅读译文并润色。

书译出后，我交给人民出版社受委托为三联编书的一位编辑。这位编辑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他看了书稿后皱着眉头说：“不行，你这是硬译。译文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让我重译，译成中国式散文。我除了佩服他的责任心和执著精神之外别无他法。但我一点都不同意他的意见，一点也不想改动。不久，漓江出版社要看译稿并很快告诉我：妥了，出书。译稿几乎没有改动。当然，编辑还是做了很多重要的细致的工作。

书印了四千五百册，很快就售光了。书印出后，我正在奥地利工作。直到1995年期满回国。回国后，接到十来个熟人朋友电话，都说读了非常喜欢。

2004年，当我再次期满从奥地利回国后，有一天，忽然接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电话，说要再版《爱尔兰日记》。再版的《爱尔兰日记》今年内将上市。

(三)

在当前文学界、出版社商业气息浓厚的情况下，《爱尔兰日记》又将再版，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这本书的生命力、魅力很强，证明读者喜欢。

我个人依然是特别喜欢这本书。首先，我喜欢伯尔的这种写法：随意，信马由缰，总是很通俗地——通俗的比喻、生动的描绘；但是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爱尔兰人，和天地——爱尔兰天地的深情的爱。也许就是由于这本书，使我总是想更多地了解爱尔兰，总想有机会到那里去看看，去坐坐火车、去经历一下雨夜、去海岸上站站⋯⋯由于喜欢这本书，我进而喜欢上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我通过这本书发现，爱尔兰人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共性。我们中国人，在别人看来有很多很多毛病和欠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中国人仍然是很可爱很可亲的人，我们背负着五千年的人类文明。爱尔兰人同样是很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在那里，顶着风雨，踩着泥炭，开发、建设、发展了爱尔兰的昨天和今天，他们从那里走向世界，他们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

我相信，伯尔的《爱尔兰日记》在中国有很广泛很持久的影响。否则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怎么会再版呢?只不过，我自己了解和收集的反响还很少。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想象和思考。

一位署名张晓舟的撰文《光荣属于爱尔兰》。他写道：爱尔兰差不多是我最喜欢的国家之一，我喜欢叶芝、西德尼·奥康纳，喜欢伯尔的《爱尔兰日记》，喜欢爱尔兰的音乐和诗歌，酒鬼和修女。但我似乎不喜欢爱尔兰的足球。我是怀着矛盾的心理走进体育场的，我喜欢爱尔兰球迷，但却似乎

不希望他们赢球。⋯⋯⋯我说了，爱尔兰队就是个巨大的啤酒桶。

在沈阳，我惟一喜欢的地方既不是绿岛，也不是五里河，是洲际饭店那个爱尔兰酒吧。

显然，张晓舟在谈一次某队与爱尔兰队的足球赛。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明确地说喜欢《爱尔兰日记》，还直接间接引用了《爱尔兰日记》中的词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的写法、用词组句和口气也是《爱尔兰日记》中的写法和口气。

一位署名“35公里”的人在2001年1月写了题为《伯尔——爱尔兰日记》的文章。

他写道：从没有哪位作家，像伯尔对爱尔兰那样，描写一个异乡的逗留地。伯尔对爱尔兰怀着这样的情感，他留恋爱尔兰，有一段时间，他每年都在那里呆上几个星期，因为他熟悉那里，并且，不将自己作为过客。所以，他提到爱尔兰的时候，口吻是亲切而随意的。但伯尔并不是一个亲切而随意的人，他生于一个战时的德国，又亲历了二战，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用来为二战后的德国反思。在他看来，如何让德国人从战后精神的废墟中走出来，比从废墟中重建德国更重要。

这一位作者不仅读了《爱尔兰日记》，而且熟知伯尔其人和他的创作，熟知历史。

2005年10月，一位署名“蛇的唾沫”的人写道：

十年前，德语文学里，我正在读海因里希·伯尔的《爱尔兰日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时是那么强烈地震撼我，它那独一的漂泊抑郁的文本问世于上世纪70年代，其震波一直到二十年后至一名普通中国青年的心灵，并把它微笑无语的波持久地留在了那名对文学如饥似渴的读者心怀⋯⋯

这又是一个类型。我相信，像这样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还很多。

还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是原华夏出版社社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马联玉的读后感，文章中肯、全面，特别有助于理解《爱尔兰日记》。我把全文附后。

日记可以写得这般精彩

——读《爱尔兰日记》

文/马联玉

《爱尔兰日记》，（德）海因里希·伯尔著，孙书柱、刘英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伯尔是当代文学巨匠，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爱尔兰日记》是作者上世纪50年代游历爱尔兰的旅程见闻和心理历程的文学式记录。

爱尔兰处于欧洲的最西端，素有“西方的绿色宝石” 与“圣徒之岛” 之称，古爱尔兰还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别称：“霍里汗家的女儿卡特琳”。来自莱茵河畔的德国作家伯尔对爱尔兰情有独钟是可以理解的。爱尔兰人所保持的凯尔特文化，本是日尔曼古老文化的重要分支；爱尔兰东傍英吉利，西隔浩瀚的大西洋与美利坚的纽约遥遥相对，是一个颇具几分神秘色彩的国度。在群雄迭起的欧洲战史上，丹麦人、诺曼人、英国人轮番入侵爱尔兰，爱尔兰却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当资本强国竞相出口大炮、飞机、汽车和奢侈生活方式的时候，爱尔兰源源不断地输出肉牛、燕麦、劳工和虔诚的传教士。欧洲的传统秩序在爱尔兰遭遇尴尬，“贫穷在这里已不仅‘不再是耻辱’，而且既非光彩也非耻辱；它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依据——同富有一样无足轻重”。

这本书名为“日记”但不能当日记读。因为它不以个人行止为主线，局限于我所见、我所闻和我所想，而升华为对一个民族的记录与沉思。历史与现实交织，理想与守旧对决，高尚与慵堕相对，呐喊与叹息同在。

这本书是游历爱尔兰的笔记，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游记。作家全身心地拥抱爱尔兰，将心中的爱尔兰融汇于自己的文学王国之中，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入木三分的现实把握，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信马由缰的遣词弄句，情之所致，挥洒自如。

这是本精妙绝仑的散文集。不过，其中的《世界上最美的一双脚》、《如果赛莫斯要喝一杯》、《D太太的第九个孩子》以及《门诊的政治牙医》, 更像是独具匠心的小说精品. 《脚》通篇写一个恪尽职守的乡村医生, 在暴风雨之夜, 冒生命危险, 路经数公里的危崖险滩, 为独住在废弃村庄的一位女孕妇接产. 自始至终主人公没有登场,而是写医生的妻子在家中的等待、牵挂、忧心、无奈、渴望与祝福。医生妻子染了银色指甲的中指在自制的地图上缓缓滑动，就像是医生开着汽车在山地艰难爬行；为了打发时间，妻子随手抓起报纸，媒体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魔盒，使思绪回到现实，光怪陆离的影坛轶事与婚丧广告 却把心绪再次聚焦在风雨中跋涉的丈夫；睡在隔壁的孩子们平静的呼吸，让妻子更加担心走在荒僻之路的丈夫的安危，而孩子们甜美的梦呓，使得同为人母的妻子联想丈夫此行即将迎来又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在妻子的幻觉中，有“一双脚，现在正抵在床栏上，为了把孩子从身体内挤压出来”。这一双脚，“不曾在任何一位电影女演员的身上见到过，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洁白，柔软，有力，灵活得像手，像雅典娜的脚，贞德的脚”。妻子虔诚地祈祷，为丈夫，为那双脚的主人，为即将诞生的生命。妻子为壁炉加过几次炭，火苗正旺，窗外雷雨交加，恶浪翻涌。直到医生汽车的灯球闪现在归路的雾霭之间，笛鸣三声，全村庄的人为之庆幸，大家知道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男孩儿,表示对生命的敬重。

《爱尔兰日记》融叙事、白描、抒情、政论于一炉，炉火纯青。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具有创造魅力的语言，源自于作家对生活现象的敏锐洞察力和独特的感受力。比如，“贫穷蹲踞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周围的贫民窟里”，破旧的“有轨电车的颜色像洗刷不良的牙齿”。 废弃的村落像死人骨架，“在僵固的吊金钟上挂着血色的花朵，凋谢的金雀花丛上有朵黄花好像一枚脏污的硬币，闪亮的石英像骨头一样从苔藓中伸出来。街上没有脏物，溪沟中没有垃圾，也听不到什么声响”。阴冷，潮湿，死寂而空旷，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沉积多年的霉气。作者在叙事中，精准的母语，偶尔用之的凯尔特语，以及20世纪中叶在爱尔兰流行的英语、法语单词，汇溪成流，从容自然地流动。这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如果完全汉语化、通俗化，将失去原著语言的气韵与特色；简单化的照搬硬译，必然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困难。编者与译者为此下了一翻苦功夫，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保持原文句式与标点不变，分别用不同字体、附加黑点、必要处加注，比较完美地突破了难关。在伯尔先生及其家人的邦助下，书中收录了近60幅珍贵的照片与插图，其中有爱尔兰的风情民俗，有伯尔及其家人的生活照，有关于凯尔特文化的历史图片，还有为书中的某一段或者某句话而配置的照片资料。文图对照，相得益彰。译者的功力不凡，且有如此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态度，实属难能可贵，可钦可敬。

在快餐文化泛滥的今天，感谢已逝的伯尔，感谢编者与译者，为我们酿造了一道文化“极品”。

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爱尔兰日记》的译者之一，正在我们的长者丰彩园里辛勤耕耘。

借此，我希望更多的人读《爱尔兰日记》，更多的人了解伯尔。

孙书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曾任文化部派驻西德使馆文化处干部、文化部外联局政研室副主任、文化部派驻奥地利、捷克使馆文化参赞，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社》社长、主编。现被聘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理事。出版著作：散文集 《宁静的伯恩》《走不出的咖啡馆》，诗集《莱茵河上的月亮》《乘着咖啡的芬芳》，译作《爱尔兰日记》《深蓝》《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以及德语国家现当代诗选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