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渊县就是临清的前身，其砖瓦历史工艺非常考究

汉清渊，古临清(今临西)属之，故古今临清人常称临清为清渊。

汉清渊域，有着非常古老的砖瓦烧造和使用历史，考古调查认为：今临西域最为古老最为完整的范庄遗址(址在今临西具范庄村)，早在新石器中、晚期即有陶容烧造作坊。到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即有陶窑发现。此时的陶窑，类似于后来的“馒头窑”，但体量较小，它既烧造民间日用陶器，又能烧造砖瓦，以烧造日用陶器皿为主。在范庄遗址发现的陶建筑材料，既有内饰菱形纹、外饰半截直线纹、薄而较小的板瓦(它长28厘米、宽13厘米、厚1厘米左右，当属春秋时期的作品)，又有方形双面粗麻布纹平瓦(或可称C “砖”)，此当为汉代至金代纹饰砖之滥觞，双面粗麻布纹平瓦长32厘米、宽28厘米、厚2厘米左右。从其胎体断面清看，其胎质粗陋，孔洞多而较大，但烧制温度多数较高，有试的已达到烧结的程度。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称，此砖瓦研究等平瓦当属国家层面考古罕见品种，其年代当在战国至汉早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该是后来继筑用的锥形代(见图版002)。除上述两种瓦品外，范庄遗址还有早期残陶砖的发现。极少见的早期灰陶砖胎质粗陋，胎体内含杂质较多，孔洞多而较大，胎内且见有稻麦壳之类的填充物以增强砖坏的拉力，做工比较原始。砖坯一面为平面，一面为麻面，两面均无纹饰(见图版00)此种陶砖全长当为30厘米左右，宽18厘米左右，厚8厘米左右。研究此类陶砖，初步判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至前221年)遗物。此种陶砖在榆阳古城遗址(址在今临西县西马鸣堂村东南，它与范庄遗址西北、东南相距2.5公里)亦有发现。

从两地发现陶砖的大小、质地、做工等方面综合分析比对，两地陶砖当同属范庄陶窑遗址的作品。由此说明，范庄陶窑遗址陶砖的发明距今当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从无纹饰陶砖到有双面粗麻布纹陶瓦(砖)，当是陶砖纹饰的转变期，是陶砖纹饰的第一次改革。

战国和战国以前，汉清渊域尚没有铭文陶砖瓦的发现汉代，是清渊域砖瓦烧造的逐渐成熟期。在此一时期，域内砖瓦容遗址虽未较多发现(范庄陶富遗址止于西汉某时期)，但诸多出土物却屡见不鲜，如西汉“孟氏作牢”五铢钱纹方砖的发现即是一例。此砖长，宽各25厘米，厚4 厘米，砖式规矩、印文清晰，光面印有四枚互不连贯的五铁砧钱纹(“五铢”钱，是西汉早期的主要货币)，四枚五铢钱纹中间有十字纹、菱形纹穿插，钱纹砖的左右两侧有“孟氏作完牢”四个篆体字，其砖的背面印有清晰、细密、规矩的直线纹，实为汉砖中之佼佼者也(见图版004)。由“孟氏作牢四字可以看出，此为汉代孟氏之坟砖也。研究其背面的直线纹饰，当系模具压印而成。

考今临西县东北部部分地域，汉代为清阳县(治今临西县汪江新村北一带)辖，因此地东汉属清河国，所以，今临西县简庄村一带有清河孝王刘庆及其母宋贵人，其妻耿贵人等诸多东汉墓，诸多东汉墓多数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发掘(近年又有发现)。按其砖式，其规格均比较致，它们长28厘米左右、宽18厘米左右、厚8厘米左右，背面均印有清晰、细密、规矩的直线纹，做工考究，烧成温度较高，质量较好。除此之外，早年在今临西县王庄村西发现的一处东汉墓也有类似的陶砖发现，且见印有驼纹的方形铺地砖。此种驼纹方形铺地砖为域内首例发现，由此也可说明，早在东汉时期，骆驼即已出现在中原地区，并为中原地区人民所广泛使役。汉代陶砖压印直线纹饰的变化是继战国双面粗麻布纹平瓦(砖)纹饰后的第二次改革。 此种压印饰一直延续到隋代。

南北朝至隋代的陶砖，继承了汉砖的传统纹饰，且有发展，此一时期，是清渊砖瓦烧造样式的固定期。考古发现认为：在今临西县修老官赛村南西南沟南沿处即有此时所筑的砖窑，此窑兼烧砖瓦，且烧造的时间较长。从出土标本看，其烧造时间应自南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之交，或历整个唐代。此时的砖窑，类似今天的“馒头窑”，其砖式、大小尺寸等均比较一致。标准的沟纹砖，其沟纹是压印出来的，细密、规矩、整齐划一。除此之外，另见有麻布纹饰(见图版007、008、00)。这从“堂台子东南古墓群”(址在今临西县仓上村东南三里的“跃进渠”内)中的一部分南北朝至隋墓中的用砖以及唐赵固村(宋代已殁，址在县苗圃西“跃进渠”大桥北侧)北的南北朝古井用砖即可得到验证。此时，域内尚有“石安宗钦”款识砖的发现。此款识砖长28厘米，宽13厘米，厚7厘米，“石安宗钦”四字古朴端庄，模印在压印绳纹一侧。据研究者称，此等款识砖在国家考古层面上当属首例发现(见图版006)。总之，从诸多此时的墓葬和遗址用砖来看，此时的砖瓦烧造量已达到一定的规模，

烧造质量进一步提高，可惜尚未发现此时更多的窑址。

唐、五代、北宋时期是临清古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临清古城从后赵建平元年(330年)始建3“水东临清”(治今临西县城驻地仓上村东的“卧牛坑”)，到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又建“水西临清”(治今临西县城驻地仓上村东的“南、北月洼”。两遗址之间有汉屯氏别河故道纵穿，故名)，“水西临清”历数百年历史，古临清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至唐、宋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古临清，唐、宋时为“望”县)。此时，临清砖瓦的使用量和烧造砖量也显著提高。从考古调查看，此时，县域窑场众多，从已经发现的唐、宋时期的砖窑看，有王庄村西汉墓遗址南的唐代砖窑、杨庄村东南的宋代砖窑、万庄村东的唐宋砖窑、今仓上村东南“堂台子”东南、西南的“宋代官窑(两座)”等。当然，这只能是域内小范围的考古发现，实际上要远远多于这些。从砖瓦的使用量看，唐代的大部分佛教寺院——如石佛寺(址在今临西县石佛村西北近千米的高速公路下)、净域寺(址在古临清县城北半部，今仓上村东)，净土寺(址在今临西县下堡寺村西南)，功德寺(址在今临西县何寺村西北)等著名佛教寺院都是砖木结构的建筑，都彻底摆脱了“土屋茅茨”的原始建筑状态。唐代，厚葬成风，遍布于今临西域的古墓葬—一如“堂台子”东南古墓群、“堂台子”西北古墓群、东倪庄东南古墓群、西马鸣堂古墓群(村西北、西南两处)汪江新村北古墓群、史庄村西南古墓群、姚楼村西南古墓群、李颇庙村北古墓群、赵樊村西南古墓群、高洼村北古墓群、花牛张庄村东古墓群、林麻寨村东北古墓群、蒋庄村东南古墓群、郑楼村东南古墓群等，

多是砖室大墓，用砖量较大。再如今临西县城驻地的仓上村周边等地大量存在的唐宋两代的古井泉也都是用砖量较大的建设项口，其砌工考究。除墓葬、寺庙、并泉三大用砖量较大的项目外，当时的民居建筑还极少用砖，其房屋都系土筑。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唐代烧砖的主要用途，是修墓，二是修庙，三是修井泉。在墓葬用砖方面，此时清渊域内还见有“王谊”(见图版012)、“张平”(见图版013) 等款识的墓砖，这种款识的墓砖皆是为墓主王谊、张平修墓时所专门烧造的。近年，在修老官寨村南西南沟内的陶窑附近，还有带“官”字款的唐代板瓦(见图版023)和大量残板瓦发现，由此说明，修老官寨砖窑还兼烧瓦，此等“官”字款板瓦当为今修老官寨古砖窑烧造。此“官”字款楷书阳文模印，印文深峻、规矩，非一般平民所能使用者。据考证，此等“官”字款板瓦或系魏博节度使所征用，为修建衙署之用，或为“国之北库”所烧造和使用者。以此论之，修老官塞砖瓦窑的烧造时间或许持续到唐代中期或略偏后，此窑唐代时或为官窑。

从大量出土的唐、五代、北宋三个时期的陶砖标本看此一阶段陶砖的纹饰已有了明显的改变，即由汉、南北朝至隋代细密、规矩、整齐划一的压印直线沟纹砖或细麻布纹而变得沟纹粗糙，似用铁钩随意拉划一般，划痕明显。这种划痕从唐代开始，越往后越显得粗糙、随意、草率，特别是宋代。由此看来，唐代是陶砖纹饰的第三个重大转变期也可称陶砖纹饰的第三次改革。除以上纹饰外，此一阶段，域内还见有横划沟纹砖(见图版018)、双面沟纹砖、麻布纹、斜线纹等样式的陶砖

当然，这些纹饰陶砖的烧造使用和遗存量较少，绝不是大众化的主流产品。

据研究者称，从汉代兴起的模印沟纹砖到唐宋时期的拉划沟纹砖的这类沟纹一直持续到金代。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据民国《临清县志》等资料记载，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由于黄河沿永济渠北流，永济(唐代析临清南部张桥店置，治今山东冠县北馆陶)临清(治今临西县仓上村东南、北月洼)、清阳(治今临西县汪江新村北一带)等县地遭遇到一次大水灾，由于这次洪水，临清县的衙署变成了一片平地，所有建筑尽毁。由于“患水”，在熙宁五年(1072年)，临清一度并入了宗城(时治今威县邵固镇)，“旋

复置”。由于临清县城的“旋复置”需要大量砖瓦，所以，官府于县衙属的东南、西南两地就地筑砖瓦窑两座，时称“临清官窑”。考古发现，两座窑中，东南一座烧砖，西南一座兼烧瓦(考古见有大量的素面板瓦标本和虎头瓦当、连贝纹瓦当和虎头纹瓦当陶范等)。从两处砖窑采集的砖瓦标本

和熙宁年间县衙“旋复置”时所使用的大量铺地砖、墙体6砖、宋井(熙宁五年前后开凿)用砖，以及年代明确的墓葬用砖相比对，其契合点高度一致，且都由熙宁五年(或六年)前的沟纹砖一改而成了麻面—回归到了它的原始状

态(见图版028)。由此说明，临清官窑的沟纹砖至少是在宋熙宁五年(或六年)间即告结束，而非金代。此例虽属孤证，但也具体而又真实地反映了熙宁年间“临清官窑”所烧砖式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说，宋熙宁五年，是古临清砖式的又一个重大转变期，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陶砖纹饰的第四次改革。如果从此时陶砖的质量、硬度看，唐、宋或以前的陶砖毫不逊色于明、清临清贡砖。

金、元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丛生、灾荒连年，老百姓苦不言。金天会五年(1127年)，受水患、战乱和大运河东移等因素的响，古临清县治所从今临西县仓上村东的南、北月洼，东迁四十里至原堂邑县地的曹仁镇(今临清市旧县)，今临西一带旁落，这更加剧了它的萧条局面。此时域内建筑材料的烧造几近绝迹，考古也没有发现此时的座砖窑。少见金、元两代的墓葬和建筑物也极少用砖。域内唯一的一座由元代兵马大元帅路通主持重修的净土寺(址在今临西县下堡寺村西南)和元兵马大元帅路通的墓葬(址在净土寺南)也是用砖量较少，砖室潦草，麻面砖的体积较唐、宋时期已小了不少，且毫无特点可言。但域内仍见有“魏国公坟砖”(见图版036)这样款识的陶砖，质量较好，但这只能说是个例，亦难考其为何窑烧造。同时还见有“内黄县造”(见图版031-033)、“大名具造”(见图版035) 的官窑砖，以及撰刻“王”字款的元代砖(见图版034)，此等款识砖不知当时以何等渠道流入到我域。

由于古清渊砖瓦文化的历史积淀较丰厚，唐代和宋熙宁年间，古临清又有“官窑”所设，所以，到明代，临清砖瓦的烧造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其主要巅峰期是在明代嘉靖和万历时期。明代永乐年间，由于京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出于大规模兴建宫殿、城池和陵寝等建设项目的需要，明政府命地方大规模地烧造“贡砖”，时临清由于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运输环境，优质的莲花土和成功的烧造技术等原因，便被明政府首选并确定为贡砖的烧造基地，时称“临清官窑”。

据资料记载：临清贡砖始烧于明永乐初年。但在临清却很难见到明永乐时期的贡砖标本。究其原因，当与战争创伤有关。据康熙《临清州志》记载，明永乐间，由于辽金元时期的多年战乱，异族统治，以及明早年“燕王扫北”的四年征战，临清又是“拉锯战”的主要战场，所以明永乐初年的临清市井萧条，遍地榛莽，人烟稀少。此时，临清仅存户1502、人8356，其萧条程度可见一斑。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的临清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贡砖烧造，因此，其实物遗存当然就是非常珍稀的了。但根据存世贡砖的梳理认定，明早年的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等朝，临清贡砖的烧造呈方兴”之势，烧造量逐年递増，只是有明确的临清记年、记地、记制砖人姓名的贡砖少见，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明早年临清贡砖的戳记制度尚不够完备和规范，朝代记年不清，如图版103-临凊县窑造”贡砖，虽为明早年之物，但其记年不清，故导致了混淆。二是本来烧造量就少的明早年的贡砖，因时间较早，在几百年的流转过程中损毁、丢失又相对严重，故更导致了其存世的稀缺。三是此时临清窑烧造的贡砖，不少是为应酬外埠各州、县的上供任务而烧制的，其中又有两种情况值得提岀：第一种情况是记地、记年、记制砖人姓名明确的临清贡砖。如“嘉靖十年春窑户孙杰为莱州府造”(图版048)、“嘉靖十年秋季窑户高进为登州府造”(图版050)“嘉清三十年窑户孙文明为大名府造”年例”贡砖(图版073)、“临清窑户○重闰为开封府造”(图版075)等。第二种情况是不显示临清窑户姓名的完全假托款，如“永乐袁州府宜春县造”“成化十八年濬县窑造”(图版037)、“○○府新乡县弘治八年造(图版038)、“正德八年馆陶县烧造”(图版039)等，这类贡砖虽有明确的“宜春县”“(濬)县”“新乡县”“馆陶县”的记名，但实际上也是临清县窑代为烧造。总之，由于上述各种情况，故导致了有明确记年记地的明早年临清贡砖的存世稀缺。进入眀中期以后，临凊贡砖的烧造呈“井喷”之势，烧造量激增。单就临清贡砖的存世量而论，以明嘉靖年闾遗物为最，明万历次之，清康熙又次之，清乾隆更次之，清乾隆朝以后的贡砖遗物则又不多见。明嘉靖、万历，清康熙、乾隆两朝数代贡砖存世量较大的客观原因，一是朝延执政时间较长；二是处于太平盛世，国民经济发展较好是国家建设的项目多，贡砖的需求量相对较大。

为了应对贡砖的烧造，明王朝还在临清设立专门机构。初设“工部营缮分司”，专门督办贡砖的烧造、质检、还输等事宜。但这种机构终究创设于哪一个年代，史志资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历代考古又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故无法确定此机构的创设时间。但可以肯定地说，明早年临清贡砖的烧造量应该是不大的，这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多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工邗营缮分司”裁撤，改由山东巡抚主持，东昌府同知督办，佡清州知州承办，临凊州吏目分管。到凊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由临清州知州直接管理。临清贡砖的烧造到清末停止，其烧造历史长达500余年临清贡砖的制作，质量要求非常之高，其成品砖除了要求外表方正，棱角分明、饱满、光滑、平整外，还要求敲之有(金属)声，断之无孔，不碱不蚀。贡砖的烧造，砖坯的质量高低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再就是烧制技术。一般来说，贡砖的烧造要经过选土、筛土、滤土、洇土、踩踏、练泥、脱坯、修坯、戳、阴千、码窑、烧制、水洇、出窑等十数道工序。因为其工艺复杂，质量要求高，再加上砖坯沉重(最重者可达七八十斤)，不好搬运，所以，即便是熟练能干的工匠，每人每天最多也只能脱400多块砖坯。砖坯脱好后还要多次修坯，并要求自然阴干，到完全干透时方可装窑。当时的“馒头窑”，一般每窑的砖容量在1000至4000块之间，根据砖坯的大小，每窑的容量有所不同。当时，烧窑的主要燃料是以木柴、棉秆、黄豆秸、髙粱秸等柴薪为主，以黄豆秸烧岀的砖质量和色泽最为上乘。据民国《临清州志》记载，每烧窑砖，需用柴八九万斤。办柴州县除东昌府外，还有东平府、东阿、阳谷寿张等十八州县。各州县每年领银力柴，有的州县疲于运输，便在临清就地头办柴薪，由此，卫河两岸又拥有较大的柴薪市场。在民间，还出现了像今临西县修子固村朱二那样一生以“扒干棒”(树上干死的枝权)为生的办柴人。

由于工艺复杂，质量要求极高，所以每烧一窑砖都需要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清贡砖的侧面都印有戳记。其戳记一般是用楷休或宋体字，个别还见有隶书者。它刻木为戳而卬制，戳印规整，阳文竖行，般戳一行，亦见双行或多行者。从临西县著名金石收藏家万文礼先生的河朔金石馆和临西县文化馆等处的藏品看，其戳记有“嘉靖十年春窑户谭富造嘉靖十四年窑户陈十三年窑户卢钦造”嘉二十七年窑户谢相造”“嘉靖二十九年分容户卢孟“万历九年窑户符岩造”万历三十四年窑户万化造”崇祯四年临清窑户孙岳造、作头于其”“康煕十八年临凊砖窑户畅道、作头郭守口、张应节造”“康熙二十八年临清窑户钱作头李明德造“康二十八年临清传溶户张享、作头体福通造”“能隆二年分临清溶户张有德”等百余种影款识。当然，这绝不是也不款识除以上主题款临清贡砖的全部小，临清责砖的附着款识还见有“大寿工”故宫例等名目。其中，“大工”砖是专门用来修建大殿的用寿工”砖是专门用来修建皇帝陵寝的用砖；“年例”砖是各州府每年例行上供的砖，另外，“独占鳌头”(见图版047)、“临清城砖”(见图版101)是临清官窑为临清城的建设专门烧造的特殊用途的砖，所以，这些贡砖质量要求更高。

眀、清两代临凊贡砖虽然都印有戳记，但贡砖戳记模印的位置有所不同。一般来看，明代贡砖的戳记都印在贡砖的大侧面上，而清代贡砖的戳记都印在贡砖的小侧面上。贡砖戳记模卬位置的不同，是朝代更迭在贡砖戳记的反映，也是一种改革。

贡砖上印制戳记是皇上和各级官员的要求，其目的是表示制砖人对皇上的贡品负责；二是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好逐级追查责仼，以增强工匠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皇上对贡砖制作者的要求非常严苛，但赋予窑户的权力也是非常大的。当时，每个窑户都有上一级给他划定的禁区，圈有高墙，还在禁区的醒目位置悬挂虎头牌，窑户户主都有皇上钦赐的黄马褂，以示窑户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另外，还赐有半截黑、半截红，只有官府大堂上才有的“水火棍”。对于私闯禁区、寻衅生事、扰乱生产者，用这样的棍子打死人等于就地正法，官府一般不予追究。因为这些特权，个别窑户有时也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来，但遇有这种情况，官府一般处理较轻。

烧成的临清贡砖质量非常高，据专家测试，现在普通砖的硬度是70号，但临清贡砖的硬度可达到200号，有的还达到了“烧结”的程度。烧成的临清贡砖出窑自检认为合格的产品，还要用桐油浸泡一定的时间，以增强贡砖的抗碱抗蚀性。待有关官员初检合格后，再逐块用黄裱纸包好，然后运送到卫河码头上装船。待贡砖水运到天津后，有关官员还要启封复检，复检合格后的成品贡砖，还要再次逐块用黄裱纸包好，然后启程运往京城。经复检合格启运京城后的贡砖，按规定每块给工价银二分七厘；哑声但仍能使用者，每块给变价银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给变价银厘七毫。然后，由有关官员按戳记窑户贡砖的多少计算银两，分发到每个窑户。当然，在银两分发中，上级官员的尅扣行为也屡有发生。据清宫档案记载：修建泰陵时拉运合清砖，因砖有碰损，运工们受尽千辛万苦，不但分文报酬没有，反倒赔银五百二十二两四钱五分。

为适应建筑物不同部位的需要，临清贡砖的种类非常之多，其主要品种有城砖、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等类别。从尺寸规格上来说，有二尺、尺七尺五、尺四、尺二等规格。至于各窑烧什么砖、烧什么规格的砖，都由上级主管官员分派任务到每个窑户，然后，窑户再按计划去组织生产金砖，是方形铺地砖的雅称，它在临凊贡砖中是稀见品种，尤其是戳记完整者更不多见，本书收录一块(见图版64)以飨读者。金砖的烧造尤其不易，而铺墁时要求更严它首先要对砖进行砍磨—每块砖从四十斤磨成三十斤，使之平滑如镜，以做到“砖缝如线”。砖磨好后还要在桐油等混合油料中浸泡，要历时数月才能取出阴干、铺墁。据说这样的砖铺在地上越黁越光亮，香味浓郁芬芳。把砖处理好后，进行铺泥、弹线、试铺等工序。最后按试铺要求墁好，刮平，才算完成。清代官书〈工程做法》上规定，砍磨尺金砖，每人每天只能砍麼三块，墁地时瓦工一人，壮工人，每天也只能墁五块，可见“金砖”的砍磨、铺墁之难。

据《临清直隶州志》记载：明清两代，临清砖窑有数百座，数百座砖窑绝大部分分布在卫河两岸。河东(今临清市)：南从东、西吊马桥，北至张家窑；河西(今临西县)：南从“圈里”，北至陈窑，南北绵延数十里。2008年12月，邢台市考古队对临西县陈窑御窑场进行了勘探。勘探表明仅陈窑村东河堤内就发现明代以来的窑场20余组，一般三座一组，总计窑头有60余座，仅窑场占地就达数百亩。

按当时规定，每座官窑窑场的作头把式、工人约在50人以上，这样算来，整个临清总计当有20000多人的烧窑大军活跃在卫河两岸。再加上办柴、运输、装卸工、船工等，为御窑业服务的全部人员当有数万人之多。当时，每座窑划地40多亩，供取士、砌窑、堆放砖坯和成品砖之用，由此可知，当时，临清全部砖窑占地当在万亩以上。

明、清临清御窑业的发展，沟通了南、北文化，也促进了大江南北的物资交流，从而带来了临清经济、文化的繁荣。白日，沿卫河两岸车来人往、比肩接踵，柴薪买卖，专有市场，活跃在卫河两岸，异常火爆。运砖、装船的来往车辆如梭。人夜，沿卫河两岸，烟火缭绕、灯火辉映、人声鼎沸派繁忙景象。明、清临清御窑业的发展，既为明、清政府提供了都城建设所需的基本材料，客观上还促进了临清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荣，为封建社会的临清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古清渊漫长的砖瓦烧造历史、丰富的烧造经验和明清临清御窑业的发展，所以，到民国时期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临清砖瓦烧造业的发展仍然是地方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一直到今天，临清、临西的砖瓦仍然享管周边各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