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巾，一段凄美的故事

青涩的季节，遇见了青涩的你，便有了一段青涩的故事。一一一题记

（一）

那年我读初一。

从村里进入乡镇中学上学，也算是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一个前奏。总觉得乡镇的学生要比村里的洋气些，特别是裴沟本村的几位女生，无论从穿戴打扮，还是举止言谈，都有我没见过的一股灵气在，使我们这些山村野小子总有一种亲近的欲望。

可是在那种“戒备森严”的“封建”年代，男女同学平时是根本不说话的，除非不得不说，才会鬼鬼祟祟地言语一声。有时像搞地下党似地偷声唤气，神秘兮兮地生怕同学们“告发”。如果得知谁和谁说话了，便是两个搞对象，会弄得男孩女孩两个抬不起头来，真有一种“人心惟危”、“白色恐怖”的意味一一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更有甚者，一有点小摩擦，便可能会背上耍流氓的名声，让人吃不消。

我班里的李元生有些捣蛋，不好好念书，爱吹牛拍马，常常是眉飞色舞，虚张声势，唾沫星子四溅，能使天上掉下个猴来。一次他正站在讲台边上夸奖他家种的南瓜，真是个大啊，一个大人也抱不住，有这么这么大……正在这时裴沟村的一个时髦女孩子从外面进来了，元生的手不偏不倚伸过去在女孩脸上刮了一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听他侃的两个同学看见了，在教室直叫嚷：“元生摸林娥的脸了!真的摸了下!”本来吧，同学没看见或许会没事，可这样让同学们一吵叫，林娥真觉得她被流氓“耍”了，一气之下，便告诉了班主任。

这状当然一告一个准。一是李元生本身捣筋炼鼓不念书，在学校也挂上了号，常是老师敲打和训骂的对象，影响忒不好;二是整个社会对耍流氓深恶痛绝，要是让老师认为是“耍流氓”，那是必须严格处理。于是李元生在讲台上秃秃缩缩地、以蚊子般的声音作了一次检查。他为他的吹嘘终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说，他今后再也不比划南瓜的大小了，再不碰任何一个女孩子的脸了。最后当他念到“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如若再犯，法院查办”时，逗得同学们直笑，他却在台子上直瞅眼。其实，最后的这16个字，前8个是同学们常用来写检讨书的，后8个是李元生的独创。让我们佩服的是，在这样的境况里人家还能创造出如此的精典誓言，足以体现出李元生心胸的广大和广阔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了。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我也几乎犯了事，差点就把我十几年的清白涂成个黑蛋蛋，最后有惊无险，来了个着实不易的胜利大逃亡，在我十几年的人生历史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得感谢她——一个叫王巧珍的女孩子了。时至今日，也觉得说一声感谢，份量真是太轻太轻。

这女孩就坐在我前排，长得在班里属前三甲，这是我们宿舍里公开评选出来的，公信度还是靠得住的。重要一点她还是班里的前几名，语文也好，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来读。一时间她竟成了我仰慕的对象。这女孩每天裹一条红头巾，天凉时，把头裹得紧紧的，露出圆圆的后脑勺子；天热时，把头巾放下来，当作丝巾搭在脖子上。她长着瓜子脸（后来才知道这个术语的），再配上这条头巾，感觉有一种天然的纯朴美。

每天上课时，我会不时观察红头巾是扎紧了还是扎松了；会盯着红头巾下面的“须须”从一边向另一边数有多少根。有时红头巾还会在不经意间来到我的桌边，我会偷偷地用铅笔画个轮廓；没人注意时，我还会大起胆子，摸一摸红头巾的松软。反正，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听课成了我的一种副业，每天目送红头巾出去，迎接红头巾进来，反倒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功课。如果老师让我叫一下她，更会让我兴奋不已，总算和她拉了一次话，一两天会幻想好多好多。

这女孩不仅是我一个密切关注，班里的男生很少有不青睐的。她一有点风吹草动，马上就有人添油加醋，大作文章，到处宣扬，说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维护正义，实际上却发泄着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很有点像今天娱乐圈的一些记者。

现在想来，这也难怪，甘冒风险，勇往直前的男生甚时也有，只要他觉得这险值得冒。而我呢，自然属于 “有心没胆 ，灶王爷爷扛个圪栏”的那种，晚上常常想着，要不明天放学时和她借一本作文书？要不把钢笔有意掉到她桌子前让她捡捡？要不递个纸条问个数学题？但到了第二天，一个个美好的愿望都变成虚无。我恨自己胆小如鼠，恨自己没有魄力。我明明看见别的男孩和她借笔记本，她给了的。这借笔记本的接触，就是让别的男子看见了心里打咯，也不便张扬开来，安全系数偏高。可是我离得这么近，近水楼台却得不到月，却常常是空想社会主义，到要真正付诸行动时，自己先脸红心跳，结结巴巴，结果只能是空张罗了。

（二）

不过，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和其他男孩较劲，也和她较劲。论身高长相咱比不过，论穿戴时髦咱也比不过，论灵巧讨人喜欢咱更比不过，唯一可以抗衡的便是学习成绩了。

但要在学习上超越他人，何其艰难！自己是十来名的水平，她是三四名，再说了，排名在我之前的同学都基础扎实，成绩很好。我只能在某一科上重点突破了。在这段时间里，学语文占用了我一大片时间，把其他功课几乎完全撂开了。可是到了第三次考试，不仅语文没搞上去，其他功课也落下不少，真是灰心之至。想着腾空却就地摔跤，痛得人没处抓狂。记得我一个人坐在屈产河边，从怀疑自己的能力到怀疑自己的人生，觉得我今生永远没有超过她的机会了，满满的负能量让我呼吸困难，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沮丧……

苦思冥想后，给上师专的姐姐写了封信，让她邮回两本作文书来，我要先在作文上突破，其他功课也不能置之不理，也得张罗着。我开始背作文。作文课上，我观察到她写作文和别的孩子没两样，也是写写停停，有时也蹙眉，有时也咬笔头，我才明白她也不是拿笔就来的，也是在那里绞尽脑汁的。我还向班里另一个男孩请教作文怎么写，他硬是说“害不哈”。我曾一直认为他是在应付我，心里很不高兴。

这背作文还真管用。一气背了十几篇后，一次作文课上，我的文章终于成了三篇范文之一。这三篇文章分别是我和她的，还有我讨教过秘方的那个同学的。老师读我的作文时，她返过来看了我一眼，让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更是觉得这条路走对了。“对，一定要超过她，要超过所有男生！”我又一次暗暗下了决心。这篇作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老师让写一件有趣的事，我写的是《鸟窝里的蛇》，把小时和小伙伴们掏鸟窝的亲身经历写了出来，又把作文书上的开头和结尾套用了一下，觉得也没有费多少劲，便有了出奇不意的惊喜。老师念作文时，同学们都听得入了迷，以至于下了课，有两个同学还要我讲掏鸟的一些细节。就因为这，我也得了个“鸟人” 的绰号，真是有得必有失啊!

有了积极的信心，便有了积极的行动。在初一的后半年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竟然考了一次第二名。可是因为我的一次失察，几乎又打断了我前进的风帆，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美好的东西总是不可能一直美好下去。

那时我们的晨读很自由，可以在教室，可以在校园，还可以在校门外的空地上，时间也挺长，直到村里人的早饭时间。那时的吃喝，不用说到开饭时间了，就是晨读时也饿得人“忽燎燎”的，有时竟有种眩晕的感觉。还因为我比整个宿舍的同学都起得早，每天非得和饿神恶战一番不可。

这天早晨，我又饿得有些晕乎了，偏又不懂一个词语的意思，想回教室问问我的后排高林元同学，再趴在桌子上打个小盹。刚进来，教室的一边黑乎乎的，我一时看不清什么；另一边的窗户上又射进来几缕阳光，照得红尘滚滚，粒粒发光，让我“惚兮恍兮”。我懵懵懂懂认为走到高林元跟前了，便从他的头上摸下去，把书也扔到他面前。不知我的定位系统哪个细胞出了故障，把座位的位置整整提前了两排，真是一场地道的“机械事故”啊——待他抬起头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她？——真像电视剧里娶错亲的闹剧在现实里来了个翻版。她用异样眼光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怂孩”，我才一下子清醒过来，啊呀呀，这怎么不是高林元了？！回头一看，高林元在后面坐着了!我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头发直竖，坐在座位上心突突跳，脑子缺氧，瞬间天旋地转……稍微定了下神，我才偷偷环顾四周，教室里五、六个人，各忙各的，至少在第一时间没被人看到，不禁长出一口气，多险啊!没被他们看到，这件事至少不会在当时传播开来，至于以后他们说三道四，我是不怕了。

可是接下来有更糟糕的事煎熬着我。她告诉老师怎么办？我一定也是死定了，受批评不说，上讲台做检查是一定逃不脱的。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红头巾，生怕她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心里却一直祈祷着：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失察了，你看我像耍流氓的人么？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高抬贵手放俺一马，今世一定结草衔环，来生一定当牛作马报答你……我把《薛刚反唐》里的词语都用上了，盼望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能穿越到她的脑子里，打消她告状的念头。

(三)

不一会预备铃就响了，这正是同学们上厕所、小活动的时间。我盯着的红头巾忽然站起来走了！——这正是告状的好时间，第一节课是班主任的，这时班主任一定在办公室。我的心怦怦直跳，她刚出教室，我便从座位上飞速往外冲，竟把一个同学桌子上的书碰落一地，耳边听到同学的骂声，可我顾不了这些了。冲出教室时，看见红头巾向厕所方向去了，我又一次庆幸了——我想的是，在她没到班主任办公室之前，我一定要把她拦住，向她道歉，不让她进去。与其他同学看见我堵她散发的谣言相比，我自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我也上趟厕所吧，啥也不做回去会让人怀疑的。那时的学校厕所简单，中间用一道砖墙隔起来，两边共用一个灯泡，说话和响动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方便后，故意等她先出去，我就跟在不远处，如若这时她再有告状的想法，我还可以力挽狂澜，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她还没有去告状，我又平安地坐在座位上了。

这节语文课自然是听得一塌糊涂，张老师说些什么，让我们做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脑子里都是这事。我一边瞅着红头巾，一边想着对策。她会不会告状？是瞅机会去还是彻底放弃了？下了课还盯她不盯？盯多了同学们会不会发现？我敢不敢下了课，仗着胆子，对她鞠一躬，说声对不起？又怕节外生枝，没事找事……我还想到了班主任训我的情形：看你是个好的，平时也很高看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和元生一样的耍流氓了？原来你是披着羊皮的狼啊，真是让我失望了。去写封检查吧，看你的认错态度再作决定……我还把我要写的检查打了腹稿，以免到头来手忙脚乱，影响质量。我想我会这样写：……由于我的定位功能失灵，以为她是高林元，摸了她的头，真是荒唐之至。我知道，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给同学做出了极坏的榜样，给班里抹了一大片黑，行为不端，影响恶劣。在此我作深深的检讨，以表明我的认错态度。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摸她了，也不摸任何一个女孩子了，恳请张老师监督，同学们监督。最后依然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如若再犯，海枯石烂!”他元生还独创，我又怎么不能了？假如真的让我上去做检查，一定不能像他那个怂样，一定要有声有色，视死如归，坚决发扬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

一上午的几节课，我要么去厕所捎带照看她，要么在教室门口逗留，总不让这红头巾在我的视线里消失。是真正的严防死守，不留空档。中午放学时，见她和其他同学有说有笑，若无其事，没有显示出一点异常。我想，总算没事了，阿弥陀佛，这个生死劫又逃过了!真得感谢天，感谢地，感谢这阳光满地的世界!一上午紧张的警戒任务终于完成了。

可是一回到宿舍里睡午觉，又一种担心来了，他会不会把她的哥哥们搬来收拾我呢?这可是校圆里常发生的事情啊——两个小孩闹矛盾吵架，大哥大姐们挥拳相向抱打不平，一点也不奇怪。我又怨恨起自己来了，何不一鼓作气，瞅没人时道歉一下，把这件事消灭掉多好！革命尚未成功，你却早早地洋洋得意，自己挨一顿打无所谓，只要不弄得老师知道 ，同学知道。可谁知这红头巾回去向她哥说不说，真是困扰死人了。

不行，我得先防备起来。如果他们打几下能了事的话，我也就让了，谁让自己做下这歪事？。如果再要打的话，我就要用改锥回击了，总觉得再打就是欺负人了。我向另一个宿舍的同学借了一把改锥，悄悄装在身上。我一下午又在另一种恐怖中提心吊胆了，生怕有人叫我到教室外边去，生怕在我上厕所时被拦住，挨一顿猛打。我观察她时，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她有时感觉我在盯她，还会返过来瞪我一眼，好像充满了很大的杀机。我不由得把手伸入裤兜，摸着改锥还在，只是改锥尖子已不守规矩地破布而出，只剩木柄子在。她有三个哥哥，同学们说。

一下午倒没事，又是一种庆幸。晚自学时，班主任推门进来，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祸还是来了!我头一热，感觉这王巧珍真是太有心机了，趁我不注意时就告诉了老师，真够狠!顿时觉得她丑得如此可怕，以前对她的所有仰慕瞬间荡然无存。晚上根本不好监控她：我是在校生，她是跑校生，在校生上晚自习，跑校生不上，我不自由，她自由啊!她告你只是愿不愿的事情了。

瞒是瞒不过的，我合上了钢笔盖，“大义凛然”地走出教室，凉风一吹，顿时清醒了许多。早点面对，也省得心里熬煎。一进班主任的屋里，我就低头说： “张老师，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张老师瞪大了眼睛，奇怪地问：“你错什么了？我让你给我帮忙提几次黑炭，你这是认得哪门子错？！”我一听，原来不是训我的啊!我特别高兴，一句话也没说，提上筐子就往出走，直干得满头大汗，背心湿湿地贴在了后背上，才舒舒服服地走进教室。

（四）

总算没事了，真是件开心事。下了晚自习后，我一个人在操场里又蹦又跳，又唱又叫，庆幸自己彻底大解放了。一天来的紧张与煎熬终于结束了，那种感觉根本不是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而是从地狱来到天堂。假如她告她哥哥的话，他哥哥晚自习是一定会来的，现在既然过了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平安了，进入平安夜了。因为晚上来宿舍闹事的人很少。一是宿舍住着十几个人了，有人打架同学们会阻止的；二是隔两个宿舍就会有一个男老师住在中间，会管理同学们的。我一个人撒欢够了，才回到宿舍，这时已是“听取鼾声一片”了。

可这一晚上，照样没有睡好，我觉得应该瞅机会感谢她了。人家这么宽宏大量，我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那样就太不近人情了。我想出了许多感谢的方案：给她买个笔记本偷偷地放进桌子兜兜里？把我家的黄梨子放进去几颗？轮她打扫时替她打扫……怎样才能使她知道，让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知道？一个个念头冒出来又熄灭了，觉得哪个也不妥帖。——总不能不表示吧？总会有机会的!然后才幸福地合上了双眼。

正和我分析的一样，这天下来便是万事大吉了!如果她隔一两天再告老师，那是隔夜的饭，早发霉了，毫无意义了。到时说不准我还会胡说了呢。再说了，经过这一天惊心动魄的“脑筋急转弯”，自己也有一套防范的“理念”了。心中不由地生起了一种不能向人表白的自豪感与满足感，好像自己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伟大!以至于第二天上课，我又是在一种感恩之中度过，老要走神。还是想为她做些什么，把昨天的方案又过滤了一遍。英语老师点我的名字让读课文，我装模作样读了起来，什么现在进行时，一般过去时，真是太讨厌了，哪有我“驰骋畋猎”的想象好玩？

那么多方案，真正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每天给她擦桌子。我知道我不能明目张胆地给她一个人擦，那样太显眼了，只能把她和她的同桌、我的同桌、后一排的都擦了。白白得到好处的高林元直夸我勤快，我心里想着，你们是跟上巧珍得了好处了，我是给她擦的！如果不是要对她表示歉意与友好，我才不干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哼!

这以后，我不知多少次产生了要道歉的想法，可最终因我的胆小羞怯没有成功。

初三那年，我转入小蒜中学了。是在开学前转走的，没有和任何同学道别，更别说她了。可我还是每每想起这件事，想起红头巾，总想和她说会话，解释一下我不是“怂孩”，我是一个“好孩”，不是耍流氓的孩子，可总也没能实现。以前有机会没抓住，现在天各一方，岂不是白搭？但空想还要想，这是心病。

后来，我进入石楼一中读高一了。开学那天，我在整个校园里寻找了整整一天，希望能看到她。我失望了，她不在。听说她差几分，没考上高中。我很替她悲伤。后来又听说她补学了，我真想写封信给她，又怕打搅了她的学习。再后来，听说她念护士专业了，我高兴极了，以后我就可以有事没事去医院打打针了。再再后来，我从中专毕业后，听说她已嫁到外县了，真是一种悲哀……

几十年过去了，初二那年后就再没见过她，她还是扎红头巾的小姑娘么？

我梦中的红头巾，依然那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