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在“水土不服”中自愈的诗人

中国文化报蔡之岳 雅舍美邸

【诗人档案】阿信（1964——）著名汉语诗人，生于甘肃临洮，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参加诗刊社第14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多部，曾获徐志摩文学奖、昌耀诗歌奖、西部文学奖、敦煌文艺奖、陈子昴诗歌奖等。

一

阿信在诗作《那些年，在桑多河边》中写道：

下雪的时候，我多半

是在家中，读小说、写诗，或者

给远方回信：雪，扑向灯笼，扑向窗户玻璃，

扑向墙角堆放的过冬的煤块、牛粪。

意犹未尽，再补上一句：雪，扑向郊外

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

但有一次，我从镇上喝酒回来，经过桑多河上的木桥。猛一抬头，

看见自己的家——

河滩上

一座孤零零的小屋，

正被四面八方的雪包围，扑打……

此诗像一个小小的隐喻，似也在捎带着告诉人们，一个人要站到远处打量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生存境遇。近闻阿信诗集《草地诗篇》获得新一届徐志摩诗歌奖，以此为由头，我找到阅读阿信诗歌人生的又一角度。

诗句让人想起阿信2000年前后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曾尝试从甘南走向兰州，在兰州找个工作安顿下自己的生活，最后以失败告终……

时隔多年，不妨将之看作阿信远距离打量自己的一次出行。他肯定从中发现了什么，并因此影响到了之后的诗歌写作。你或许无法在他的诗歌中读出明显的痕迹，因为它带来的不是细枝末节的改变，而是影响到了一个诗人关照世界的方式。从阿信身边几位朋友的多次转述，可以看出他对那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非常不适应，对于这个他曾经读过四年大学的省会城市，若要尝试在此生活、工作，却明显有些水土不服。在兰州那些写诗的朋友凭着想象实现纸上狂欢的时候，阿信发现从甘南到兰州，世界仿佛变大了，而写作突然变得局促，除了吃饭、睡觉、处理上班事物，拿起笔却已写不出任何诗句。最后，他选择了坚决返回，回到甘南，回到当周草原、桑多河边。

阿信跟人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小时候，在他生长的乡下，不止一次地看到狗会突然拼命地吃草，这种比羊更嗜草的怪异行为并非昭示某种物种的变异，当地有经验者早已习以为常，狗肯定是吃下了不合适的东西，它需要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找到一种草，吃进自己肚里，把不合适的东西从体内“带”出，呕出草的同时也呕出毒物，这种出于动物生存本能的“自愈”方式，可以避免毒物留在体内损害自己的生命。

阿信的诗歌写作发端于读书时代，但真正展开应该是在甘南，从他后来大量诗作来看，甘南给了他别处无法给予的滋养。从兰州返回甘南，似乎正是一种“自愈”的需要。

急流勇退，阿信重返已被自己诗歌人生认同的甘南，生活，读书，观察，感受并书写，如同年长他几岁的另一位诗人曾经所言“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

此后，那些既卑微又高蹈，既极接地气又充满神性思考的诗作，读之令人感动，似乎可以被视作他逃离“水土不服”后慢慢“自愈”过程中结成的晶体。

二

我在断续阅读阿信的诗歌将近20年后，才真正与这位诗人见面。这被我视为这个年代的奢侈之事。他有一首诗《在尘世》，写于2012年。2015年8月，我从微信朋友群另一位诗人的转载中读到，喜欢之余，将之推荐给身边仍在读诗的朋友。

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起的日常举动。不料一周之后，我和妻子到兰州旅游，甘肃省文学院张存学跟我说：“兰州你待过十年，很熟悉了，有没有兴趣去甘南看看，顺便见见阿信他们几个写作中的朋友？”

我内心暗自一惊。十多年前，阿信有段时间和我同在兰州，我喜读他的诗作——那时他和甘南的另一位诗人桑子齐名于中国诗坛，但从未急于谋面。十多年后，偶然间故地重游，却要经张存学不经意间的撮合不期而遇？难道缘分就是这样秘而不宣？这样的巧合真不多见。好吧，就去趟甘南吧。经张存学一番联络，次日我就和妻子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了甘南州府合作。

那天碰巧是位处甘南州府的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开学的日子，同车有一些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我知道阿信在该学院任职，就向学生打听他。学生说：“我们学院没有叫阿信的老师。”直到那天，我居然还不知道阿信的真名是什么，但诗人阿信已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不管在甘肃还是在全国诗坛。这些离阿信那样近的年轻学子，他们难道一点也不需要诗？

见到诗人阿信前，我曾大致想象过他的模样，但真正见面后，我发现各种想象都不对，有一些很大的落差，从他身上似乎找不到诗人惯常有的标志性符号。确切些说，那些符号只属于都市中的诗人。我觉得阿信更像一个喇嘛，跟我一道去的妻子说他像一位镇长。

见面前就知道，身为民族学院副院长的阿信，尘世赋予他的行政级别已是副厅。在甘南，我从文本之外，更深地认识了这位藏地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就像这里草原上的一头耗牛或一匹骏马，蹄子或鬃毛里带着一些泥土，晒着甘南的太阳，呼吸着甘南清冽的空气，吃着甘南的粮食，喝着甘南的牛奶……

走在甘南州的柏油路、土路或石子路上，他永远不会水土不服。

在甘南我也发现，在兰州生活过十年而没去过甘南，的确是一个遗憾。而源于此的陌生感，却又让我在阿信熟悉的这片土地上发现了许多触及心灵的东西。湛蓝的天，清澈的空气，凉爽刺骨的水流，爬一座山丘到半山腰就可能喘不过气来，难以想象的昼夜温差，艳阳高照的日子一天之内可能落十次雨，夏天还没结束某个山谷就突然在飘雪……

还有，随处可见的寺庙，面对每一座佛塔你都会发现在庄严肃穆衬托下自己的渺小。这里的生活节奏不快，看着牛羊在山坡上漫步，静静地啃草，你的内心会跟着慢下来。看到大地上经幡招展，野花静静开放，寺院香火一寸寸向下燃尽，你的内心会渐渐空阔。躺在草地，仰望蓝天，偶尔有一只鹰或其他大鸟缓缓驶来，用翅膀触动空气的凉意，你会感到世界一刹那间趋于静止。只有当阳光真的变凉，一缕山风让身体打个寒战，你才重新发觉自身的存在。

这完全是一个异乡人的感受，说出来，对于经常生活于甘南的人来说，或如无病呻吟。但对于阿信，既有甘南藏地生活经验，又经受过知性生活陶冶的人，由此带来的种种触动，或许正是他写诗需要的阳光空气，酒和牛奶……这当然不足以构成他诗歌的全部，而它们共同营造的生存、思考、想象的空间，或正是他写作离不开的水土。

诗人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没有固定模式，比如阿信喜爱的T.S艾略特或布罗茨基，远离故土，照样唱出绝世谣曲。而阿信无疑是需要故土的，这种故土的概念不见得是他最初的出生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氛围或气场。那些构成他精神需要的东西，必须能让他从容和安静下来。从另一重意义上，这是一种滋养生命的氛围或生存方式，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让诗人在尘世生活里找到自己，在诗意降临的一刹那放下凡俗的肉体，精神翩然升空，只为心灵歌唱。

而世界如果太喧嚣，是不适宜于阿信这样的诗人存在的。离开都市返回甘南是一种水土需要。由此想及艾略特和布罗茨基当年的远离故土，其实质是远离欧洲、苏俄的喧嚣和吵闹，谁说他们寻找的不是与之精神对应的更高的“故土”？

三

出于庸常的好奇心，借着见面我对阿信有了更细的了解。诗人本名牟吉信，并非土著意义上的甘南人。他生于甘肃临洮，只是从大学毕业后来到甘南，一待三十余年，也因此使诗人在成长中一直认同于甘南。

其实从他的诗作《兰州》里已可以读到：1982年，他“坐着公社的拖拉机到兰州的西北师大上学，四年后拿到文凭，乘一辆解放牌汽车离开”。但后来，“在偏远的甘南草原，我日日听见兰州在成长：河面铺满大桥，楼房越盖越高，新鲜事每天都有，朋友们已成了人物。”

这样的省会大城市，对于毕业后偏居小城的“市民阿信”来说，曾经爆发出巨大的引力。

2000年，当他真正重新来到兰州，试图成为这个更大的城市的市民时，却发现自己患上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而我正一天天变老：分不清街道的方向，找不见一个熟人。/那天醉酒，一个人转至铁桥边，看着缓缓流水的浑浊的河水//突然明白：我所热爱的兰州，其实只是/一座鱼龙混杂的旱地码头，几具皮筏，三五朋友，一种古旧的情怀。”

兰州相对于甘南是更大的城市，北京相对于兰州是更大的城市，还有更远的东京、纽约和巴黎……也会有怀揣梦想者在寻找中走丢了自己。并非所有人都能像阿信那样，发现水土不服后能够下决心重返家园，得以自愈。对新世界的恋恋不舍，常常让你在将自己连根拔起，进行了不适宜的移栽后，病入膏肓，最后在难以觉察的水土不服中无疾而终。

细读阿信《草地诗篇》，会发现治愈他水土不服的药方与其说来自甘南，无宁说源于阿信的心灵，甘南的草木只是其中的药引子。只有拥有一颗敏感而又强有力的心脏和同样强有力的大脑，才能认定并抱定自己的“水土”，生活和写作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才能被妥贴地解决或者超越。

一些不寻常的歌唱发生在甘南的天和地之间，一些词语的碰撞诞生于诗人和世界相遇的刹那。他目睹到的青草不比别人眼中的多一棵，他所看到的牛羊不比别人看到的多一头，但这些草地诗篇，节奏和韵律，只经由他的手被书写。这是件多少有点奇妙的事情。

这是他那首让许多人喜欢的《河曲马场》：

仅仅二十年，那些林间的马，河边的马

雨水中，脊背发光的马；与幼驹一起

在逆光中静静啮食时光的马

三五成群，长鬃垂向暮晚和河风的马

远雷一样从天边滚过的马……

一匹也看不见了

有人说，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有用了

牧人也不愿再去牧养它们

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许

神还需要

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

我看见它们在那里，我可以把它们

一匹匹牵出来

不少人都在奋笔疾书，只有少数执命于心灵者留下自己的文字。

或者说，一切的治疗或者自愈，都只与诗人的心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