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四库全书》的借鉴利用及复杂态度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他对《四库全书》的借鉴利用及复杂态度中可见一斑。一方面，他在自己的相关学术著作中借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写作风格，而且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积极奔走，操办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一事，并参与清理核实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据有关学者研究，自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图书杂志检查处后，鲁迅受时局风气的影响，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从之前的学理探讨转向为寓“古”讽“今”，将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看作是“满清暗杀中国著作”。鲁迅与《四库全书》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同年5月，南北议和，鲁迅随教育部北上，继续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

鲁迅30岁留影

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主司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社会文化事务。1909年，清学部大臣张之洞筹建京师图书馆之初，奏请将文津阁《四库全书》送交学部拨归京师图书馆收藏，获得允准。后因热河地方的阻碍而未能办理。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接管学部，提出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于是，1913年6月，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请按原案办理，在获得同意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决定派鲁迅办理接收事宜。不料其间有变，文津阁《四库全书》于1913年底运京后被内务部截留，运至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

鲁迅1914年1月6日日记

鲁迅1915年9月1日日记

为此，鲁迅多次出面与之交涉。1915年8月6日，鲁迅又以教育部名义致函内务部。到8月25日，内务部才复函教育部，同意教育部派人来商定移交手续和日期。教育部接函后，即派鲁迅和戴芦舲（即戴克让）于9月1日前往办理。期间内务部打算扣留书架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经鲁迅再三力争后，才得以一起交接。至10月12日，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部接收清点工作方告结束。

北洋政府教育部全体部员合影

1917年1月26日，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的官员，应邀参加京师图书馆开馆仪式

在此期间，文溯阁《四库全书》于1914年由北洋政府调入北京，存放在故宫太和、保和二殿。1925年7月，奉天地方拟办公共图书馆，要求将此书归还奉天，北洋政府答应请求后，决定由内务部、教育部两部派人参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核查工作。鲁迅在1925年7月和8月的日记中，记载了此次参与核查库书一事。

鲁迅1925年7月29日、31日及8月1日日记中，都记载了参与核查文溯阁《四库全书》一事

除了在教育部任职期间经办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京师图书馆及参与文溯阁《四库全书》核查工作之外，鲁迅在整理和校勘古籍时，也对《四库全书》有所参考。如1914年的《<云谷杂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到序文与《四库全书总目》中相关介绍的高度相似性，并且鲁迅还在序文中将乾隆时期辑录的四卷本与自己从《说郛》中辑录的版本进行了对照。这可以看作是鲁迅利用《四库全书》进行古籍辑佚、研究等工作时留下的较早证明。

鲁迅《<云谷杂记>序》

此后，在1925年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27年的《而已集·谈“激烈”》及1933年的《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等文章中，鲁迅开始对《四库全书》进行直接的评价。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对《四库全书》的批评，主要是强调其“钦定”二字所导致的对古籍的删改以及表达上的含蓄委婉不够直接等问题，鲁迅是从学术研究中应重视古籍善本的立场来看待《四库全书》中的删改及讹误等问题。这时的鲁迅，还没有将乾隆编《四库全书》“寓禁于征”的删禁效用进行发挥和放大。而且，同时代的学人，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在开列国学书单时，都会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其中，作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而已集·谈“激烈”》

鲁迅《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

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此后鲁迅注意到自己的文章常常需经审查并被恣意删改。此时论及《四库全书》时，鲁迅的批评重点也开始发生有意识的转向，把乾隆时期的禁毁与国民政府的文网联系起来，以寓“古”讽“今”。在1934年之后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鲁迅多次谈及自己著作被删禁之事，并开始将《四库全书》的对图书的禁毁与时局对书籍的删改联系起来，对《四库全书》的批评日趋激烈。在早期，鲁迅只是强调“钦定”二字对善本书的影响；1934年以后，鲁迅开始将清修《四库全书》看作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之一，甚至是“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鲁迅1934年12月31日致刘炜明信

鲁迅1935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四库全书》的评价前后期有鲜明的区别，而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则一直停留在“钦定”的态度上，甚至还为“总目”进行一定的辩解。尤其在鲁迅的小说研究方面，更是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深远影响。如《中国小说史略》开篇就引入《四库全书总目》中“小说家类”叙言，并认为“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而具体到小说文本的论述，鲁迅也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明显影响。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中对鬼神之怪之书多有批评，但从中也可见四库馆臣对这些书本身十分熟悉。鲁迅从馆臣的批评文字为线索，借此辑录出了大批古小说。从《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等书来看，《四库全书总目》应该起到了很大的指引作用。而且，鲁迅在小说史略、古籍序跋中的论述语句及写作风格，也明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影响。

鲁迅像

鲁迅距离《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年代也就一百多年，但身处民国复杂环境中的鲁迅，与纪昀等四库馆臣对书籍的评价和认同，二者之间已发生很大转变。比如对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评价，鲁迅等人一反四库馆陈的贬抑态度，而大力提倡晚明的性灵文学，并褒扬了袁宏道等作者，使得晚明思潮在五四时期得以复兴。同时，鲁迅对于清代士大夫如金圣叹、钱谦益、纪昀等人及其文章的态度，也明显有别于四库馆臣们。相对而言，鲁迅等民国学者提出的一些文学观念和认知，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所采用的观点有很大的一致性。

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可以看到仅仅一百多年，鲁迅等一代民国学人就开始发生了很大的批评和认同上的转向，这种转向本身，与当时复杂的时代环境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当我们将鲁迅对《四库全书》的借鉴利用及复杂态度放回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现实因素中去考量时，或许也会意识到我们今天关于鲁迅的评价和讨论，同样离不开时代本身的复杂影响。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

注：1.本文观点主要参考骆耀军《鲁迅对“四库”评价的转向：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一文（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