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三星”考

顾炎武曾谓“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存在于《诗经》《左传》中的众多天文事象：“‘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顾炎武《日知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3页)《诗经》中的星象往往承担着特别的表意功能，对这类事象的解读时常会左右到对《诗经》经义的阐释。天文星象本身具有客观性，它与历法、方位之间都有着实在联系，也可以通过推算和模拟加以复原，因此不能以“诗无达诂”作为辨析的终点。在今天，结合新材料与新手段重新检讨《诗经》所涉天象，应当是一项有意义并且可行的工作。

“三星”就是诗经所涉星象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见于《诗经》共有三处，分别是《唐风·绸缪》《小雅·苕之华》中的“三星”，《召南·小星》中的“三五”。三首诗中出现的“三星”，被释为参宿、心宿抑或河鼓，影响着历代学者对其写作技法的批评，对文本功能及作品属性的判断。借助现代天文知识与星象模拟工具，我们一方面能判断《诗经》原文的“三星”所指，解明诗篇性质；一方面则得以明确历代《诗经》研究者的阐释依据，理解他们作出不同判断的观念背景与历史语境。

三篇之中，《小雅·苕之华》之“三星”最易辨析。古来对其诗旨亦少异议。录全诗如下：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毛传谓此诗为“大夫闵时也”，今人一般认为此诗写的是涝灾之年的景象。诗中“三星”，郑笺、孔疏皆以为是心宿，郑笺谓：“喻周将亡，如心星之光。曜见于鱼荀之中，其去须臾也。”然而，除此比喻意义外，就不再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三星”指代心宿了。洪亮吉《毛诗天文考》直用郑说，朱熹则未明言“三星”所指。诸家皆接受《苕之华》是对灾荒年景的描写，“三星”的所指并不影响对诗旨的阐释。

对星象之判断当从节令始，考察诗中其余意象，即可推断此诗所咏时节。“苕”即凌霄花，《尔雅·释草》：“苕，陵苕，黄华蔈，白华茇。”据此可知，诗中“芸其黄”即指苕之黄花，亦称“蔈”。《淮南子·天文训》：“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高诱注：“定，成也。”古人以凌霄黄花盛开为秋分物候，其时应为农获时节。然诗中却空见苕华，人、牲皆饥。将以《苕之华》所咏节令定为秋分，合情合理。

心宿三星作为标志性的夏季星象，不具备象征秋分节令的典型性。这一天的心宿于上午偕日东升，日落后一小时左右即没入地平线。要看到心宿“在罶”之象，只能在这短短的一小时之内。考虑到古代渔捕活动常从入夜始，至天明终，《苕之华》作者对渔捕一无所获的感叹，当在天明之时，而此时的心宿还尚未升起。最后，从光学角度而言，假如诗人身临鱼罶之前俯身察看，水中映照出的只可能是天顶群星，不可能是远在西方地平线，欹然将落的心宿三星。因此，将三星释为心宿，既忽视了星象对节令的象征意义，又不符合夜渔的时间规律。

既具备对秋分的象征意义，又能在这一天出现在凌晨，且能映于水中的“三星”之象，只可能是参宿三星。秋分前后的参宿于夜半东升，直至日出前仍高悬南天。夜渔终了，东方未明，诗人俯观水面，空罶中映照出的正是高悬头顶的参宿三星。

综上可见，《苕之华》中的“三星”只有释为参宿才能成立，全诗所涉意象俱为对物候的书写：在一个荒年的秋分前后，诗人于天明时分结束夜渔，察视篓中却空无所获。凌霄的耀耀黄华，参星的凛凛寒辉，秋分物候的“合时”反衬着荒年的“不时”。

《召南·小星》中的“三星”，争议更大，定论更难。录其全诗于下：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小星》将“三星”与“五星”连称，并呼为“三五”。历代学者对“三五”的含义各执一说。毛传释其为“三心五噣”，即三星为心宿，五星为柳宿，郑、孔从此说。然而如笺所云，“心在东方，三月时也；噣在东方，正月时也”，心、柳二宿不可能同时见于东方，何言“三五在东”呢?郑玄的解释是，正因为三星与五星并非出现于同一季节，所以此句就是对终年星象的一个概括。毛诗以《小星》为美夫人德行之诗作，从而指出“小星”非谓“三五”，而是指代伴随着三心五噣这样的大星宿，出现于夜空中的无名之星。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以“三五”喻贤夫人，以“小星”谓群妾，在阐释上也能自圆其说。然而从诗篇的语法结构来看，“嘒彼小星”语气未断，下句又另说“三五”，诗义不畅；且上句“三五在东”综括全岁，下句“维参与昴”又专咏冬季星象，这与诗歌的复沓结构殊不相称，毛、郑之说恐不成立。朱熹《诗集传》直言“三五，言其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页)，认为“三五”非指特定星象，而是对星辰疏渺之景的写照，吟咏的应该是初昏或将旦时的天象。但在诗义上，朱熹仍从毛、郑之说，只是未推求“三五”与“贤夫人”之间的喻指关系，只将“三五”视作清新的写景之语。

洪亮吉似乎同样认为毛、郑的解释过于迂曲，于诗义不通，不过他提出的解释相形之下更为复杂。《毛诗天文考》认为，“三五”共有十五颗星，所指代的是心宿三星、亢宿四星、氐宿四星、房宿四星。此四宿为夏夜群星，若按洪说，则此诗上篇咏夏夜，下篇咏冬夜，上下两篇为对应关系，亦可成理。接下来，洪亮吉援引孔疏认为，“三五”虽为星象，却不可能对应下篇的“参昴”，因为昴宿共有七星，“五既非昴，则三亦非参”(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版，第1页)。这一推论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昴宿是一个疏散星团，肉眼所视数目未必绝对，例如其星数目于印度文化中为六，于希腊文化中为七(在印度神话中，昴宿星团是战神室建陀的六个母亲，希腊神话将昴宿星团中的七颗星称为普勒阿得斯七姐妹)；且星宿的建构具有主观性和历时性，唐人、清人以昴宿为七，未必周人也以昴宿为七；其二，即使五星非昴，也不能就此推论三星非参。

针对“五星非昴”这一因知识发展而产生的思维定势，王引之提出了极好的反驳。王氏借汉纬《论语比考谶》“五老游渚，飞为流星，上入昴”的传说，证明汉时曾以昴宿为五星，故“三五”即为下章的“参与昴”(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闻一多进一步从音韵角度佐证王说，认为“昴为五老，昴讹为老”(《闻一多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卷，第43页)。若是，此篇当反映冬季入夜时，参、昴二宿初升时的景象。王先谦从该说：“诗盖即一日夜行所见之星以起兴，必不举终岁更见之列宿。”(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湖湘文库(甲编)》，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22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诗旨，谓为小吏夙夜奔忙之叹。

以上四说虽皆能成理，却有迂直之别。《小星》一诗，若用朱说，则为h具民间色彩的清新小诗；若用洪说，则为上篇咏夏，下篇咏冬的对称诗作；若用王说，则为感发冬夜事象的即景之作。仅就对“三五”的论证而言，毛、郑之说伤于过曲，且害于诗歌结构之美；洪说虽然同样过曲，但构造出上下篇的对称结构，不乏新意；朱说简朴质直，但未能考虑上古以天文事象入诗的特殊性；王说兼顾了诗歌上下篇作为整体的同一性，其以三星为参，五星为昴的推理，简洁有力，较他说为优。

考察上古天学知识观念，可进一步排除“三星”指代心宿的说法。心宿三星以红巨星大火为中心，左右二小星为辅，以“三星”指代这一形态似不恰切。再者，大火曾是殷人测定岁首的依据，被称为“商星”，具有指代族群与王权的神圣性，在先秦时期仍是重要的授时星象，不可能被归为“小星”并与“三五”合称。汉时为迎合统一王朝的意识形态要求，建构出以北极、紫微等象征皇权的星象为中心的天学体系，心宿被降为拱卫北极的二十八宿之一。汉儒将心宿视作与其他诸宿并列的星象，是为历史语境所局限。因此，从形态和授时地位来看，“三五”之“三星”非指心宿可知。

结合全诗文本，上半篇只写小星三五在东，当指小吏初见东方有星辰三五，未及言至星名，至于下半篇补叙小星“维参与昴”，符合认知渐进之理。将《小星》“三星”释为参宿，“五星”释为昴星团，不但更符合诗歌义理，也符合上古天学知识观念的实际。

最后需要辨析的是“三星”歧义最多，阐释分歧也最大的《绸缪》一诗：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汉儒相信《绸缪》是对晋国婚姻失时的讽刺，“三星在某”指的是某个特定星象出现于不同时节的情况。毛传以为婚时在冬，“三星”指冬季参宿，“三星在某”分别指代自初冬至开春的三个时节，《绸缪》是举正时之“常”以反讽。郑玄则以为婚时在春，“三星”指夏季心宿，“三星在某”分别指代从立夏到夏至的三个时节，《绸缪》是据婚时之“失”以直刺(将“三星”解为心宿，除了应合“失时”的意义之外，郑笺更作了天人感应式的阐释：“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4页)“婚时”是毛郑两家阐释《诗经》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对《绸缪》“三星”的解释，既是对“婚时”的印证，也关系到二人诗经阐释体系的建构。

汉以后的注家脱离了“美刺”二元论的语境，并提出“三星在某”有可能指一夜之间的变动。朱熹、洪亮吉从郑说，认为婚时在春，三星应指夏季心宿：“此诗男女既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适见心宿也，星随天转，昏而东，夜久而东南隅，夜分而正南。”(《毛诗天文考》，第4页)比之郑玄从诗教角度判断《绸缪》是“刺”诗；朱熹的解释更为柔和：“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绸缪》于是为夫妇“喜而自庆”，互诉衷情之诗。这一申发，软化了“时”作为伦理判断、秩序规范的坚硬框架，为“失时”赋予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将《绸缪》的阐释从政治讽刺引向了社会生活。

近世也有学者提出，“三星”指代非一，其在天者为参，时在冬季；在隅者为心，时在春暮；在户者为河鼓，时值新秋。朱文鑫认为，《绸缪》咏三星应为泛指，先咏参宿，以记季秋燎炬之礼；再咏心宿，以述暮春男女怨旷之情；末咏河鼓，以记新秋嫁娶之事(参见朱文鑫《唐风三星说》，《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1页)。陈子展《诗经直解》亦持此说，且提出此诗为婚礼当晚“旁观见人嫁娶之辞”，这或是对“岁时说”和“一夕说”的调和。

《绸缪》“三星”所指为何，所咏是为一年抑或一夕之事，关系到对诗歌旨趣和功能的判断。毛郑两家谓星象为年中之变，诗歌以婚姻岁时为主旨，属于政治讽刺诗；朱熹、洪亮吉谓星象为一夕之变，诗歌为婚礼当晚的夫妻对唱；陈子展、朱文鑫谓其诗咏三种年节星象，却是婚礼当晚的仪式歌。笔者以为，《绸缪》一诗既以三星起兴，在指代上应存在承续关系，《绸缪》三章“三星”所指应当相同。

结合前文对《苕之华》《小星》的论断，分别从文字与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认为《绸缪》“三星”所指亦为参宿，整部《诗经》中的“三星”所指，具有唯一性。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三星”或为“曑星”“叁星”的简写。传统文字学家均认为“参”字与参宿有关，甲骨文中的“参”字，包含三个“口”形；金文“参”字形与之相近，保留三星形与人形，又于左侧增三横点，后演化为三撇，与人形一并演化为“”。朱芳圃《释丛》谓“参星象参宿三星在人头上，光芒下射之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参”字“三身四足，皆明大，中央有伐，斜曳，亦三星。微，象光大，下垂彡。”如此可知，甲骨文中的“参”，横向三星是对参宿三星的象形，纵向之人形可能是对数目较模糊的伐星的象形。金文于人形旁另增三画，应该意在指明伐星的确切数目，并进一步强调参宿的周边星象与相对位置。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曑”为母字，隶变为“参”，假借作“叁”(姜磊《释“曑”》，《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据此推论，《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出现的“三星”，有可能都是特指“曑星”，亦即参宿。

图1 “参”字甲骨文字形(《合集》17600)与金文字形(卫盉)

从文化地位来看，参宿三星是冬季夜空中的标志性星象，虽不像大火星那样具有代表国族的神圣性，但由于是二至点的典型星象，在上古神话中也拥有一席之地(《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可以认为，参宿的授时价值在心宿之下，河鼓之上，以“三五小星”名之；不失其宜；以“三星在天”授时，恰得其分。

明确“三星”为参宿，为我们解读《绸缪》提供了一个基本立场，即诗中婚礼举行于冬季。再具体到“三星在某”是一夜或一季的位移，就要结合诗中的其他证据方能定论。已有学者指出，三章中的“束薪”“束刍”“束楚”是为婚礼中“亲迎”“燎炬”之俗(邵炳军《<诗·唐风·绸缪>诗旨补正》，《诗经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结合全诗明朗的基调，对合时物候的强调，可判断《绸缪》为冬季婚礼当晚所用仪式诗。

考证“三星”的所指，可以发现，《诗经》中出现的星象标志往往带有序时纪事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事件发生的节令，二是判断事件的时序价值。

借助星象以记述节令，渊源于上古观象授时的传统。《夏小正》《月令》以物候判断节令，进而安排人事活动，就是对上古时序生活的写照。《诗经》作为上古仪式与农事传统的文字遗存，对星象的记录有着深厚的现实需求。如《七月》以大火西流判断节气；《渐渐之石》以“月离于毕”预测雨季降临；《定之方中》观察定星方位以安排营造时期。可以说，星象的入诗，最初必然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随着传统的生成，仪式的固化，人事活动的现实合理性又终将向某种伦理或价值演进。从上古岁时生活结晶而成的，正是互为表里的时间制度与时序价值。

时序价值分为“合时”之常与“失时”之变，是先秦时期一项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从《春秋》以“时”或“不时”行使判断功能的记事特点中可窥一豹。《诗经》中所记载的天文事象，有时同样承担着价值判断的作用：在一些祭祀、劳作的场合中，描述“合时”的天文事象固可作为对当下行事的褒美；而对灾异等“不时”现象的记载，则体现出对时事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一定如汉儒所言是针对某些政治现象有意识的讥评；《诗》的原点来自上古社会生活，而时序正是组织一切礼仪、仪式和生活的基本秩序。对“时”或“不时”的咏唱，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咏唱，自有悲喜系于其中。

在文化传统漫长的建构过程中，“合时”与“失时”，从单纯的喜与悲、褒与贬，逐渐演变为宜与忌、吉与凶。在汉儒之后，后世学者对《诗经》中天文事象的理解渐趋日常化、民俗化，一方面肇因于时间制度与时序价值的消解，一方面体现出《诗》学本身的变迁。因此，围绕着短短一篇《绸缪》，毛、郑执着于时序价值的美刺，朱熹看到了现实生活的侧影；陈子展发现了婚嫁礼仪的传承。学者或借由情感的共鸣，或假以习惯的共通，重新寻回了与《诗》的联结方式。而无论从其中任何一个角度去阐释诗旨，均指向上古岁时生活的图景。在此意义上，星象与节令的关联，时间制度与时序观念的历时变化，正是我们理解诗篇内涵，追寻《诗》学阐释轨迹的宝贵线索。（琳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