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兼五重身份，游走多方势力，传奇红色特工袁姝的一生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名门世家。

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

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　

父亲袁晓岚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

在父亲的影响下，袁殊年纪轻轻的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

第一节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14岁的袁殊参加了上海市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

这一年，袁学易改名袁姝。

两年之后又投身北伐。

1927年，摄于北伐途中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进步青年遭到迫害，这让袁殊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

袁殊决定暂时搁置革命事业。

转而开启求学之路。

几经周折，1929年，袁殊最终和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

在学习上，袁姝有着学霸的天赋，在学术上也是小有建树。

咱们中国新文学史上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都是他留下来的，

比方说他是我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报告文学的人。

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袁姝在日本留学期间

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更为重要的是，上学期间，袁殊接触到了不少进步的思想，这让他的内心又重燃了对革命的热情。

第二节

1931年，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

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

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

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

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

文艺新闻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犀利的言辞评论快速圈了一大波粉丝。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

是我党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反击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积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一句话总结这些进步作家，那是在用笔杆子与国民党作斗争。

因而左联一成立，便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无情镇压，刚刚提到的五位作家就是在镇压之时不幸牺牲的。　

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然而，

更为不幸的是，

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他们被害的消息。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同为左联党团委书记的冯雪峰跑了多家报刊希望能够将这消息发布出去。

可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报社因为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没有一个敢吭声的。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

袁殊慨然应允。

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果然，

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

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

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

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

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

一连几天在头版的醒目位置上做了长篇系列报道，这立刻就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一片哗然，对国民党的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因为这一系列报道，《文艺新闻》一举成名。

它的创办者袁殊也成为了当时上海新闻界最耀眼的一颗新星。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

《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

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这一年，袁姝才20岁。

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

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

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

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

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第三节

1931年4月24日，掌握所有中共党员资料的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并且立即叛变投靠了国民党。

顾顺章

由于此人掌握了大量党的核心机密，他投敌之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的原来骨干，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了，情况危机。

当时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中共地下党，使得地下组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

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

潘汉年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出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要快速重建上海的情报网络，那就得赶紧物色新人才。

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进入了潘汉年的视野。

原来，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袁殊的思想越来越左倾，此前他已经向夏衍表示过“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

在潘汉年看来，袁殊机智干练有胆有识。

这样的人才，如果能够加入中央特科，那就太好了。

可是袁姝会答应了吗？

1931年10月的一天。按照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准时到达了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

中午时分的咖啡店很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

潘汉年

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

寒暄过后，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告诉袁殊，“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

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袁殊没有一刻犹豫。只说了三个字。我明白。

就这样，袁殊有了它的第一重身份，中央特科情报员。

这一天也成为了袁姝一生的命运转折点。

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

就是在座的袁殊从未见过的那个人。

因为《文艺新闻》的左倾色彩很浓，袁殊的政治立场也很容易被人猜到。

为了隐蔽身份，他被要求慢慢褪掉红色，褪掉“左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小市民”。

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

为此，借着上海一些流氓小报和御用文人不断攻击的“东风”，出版了60期的《文艺新闻》于1932年6月20日停刊。

此时的袁殊，最重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新闻活动，他为自己改了个颇有鸳鸯蝴蝶派味道的新名字“袁逍逸”。

“左的颜色”逐渐褪去，可对于如何搞情报工作，袁殊一开始真摸不着门道。

初做情报工作时，几乎手足无措，甚至怀疑自己不是搞情报工作的材料。

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训练。

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

教他的老师说，传递消息时要在数字上有规律地加一减二，有所变化。

比如，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实指午后两点。

训练结束后，袁殊正式投入了地下情报工作。

王子春让他想想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起初袁殊想到几个人，试探一番后都没能打开工作局面。

第四节

1932年春，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表兄贾伯涛就在上海，不过公开职务并不显山露水。

贾伯涛年轻的时候是由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的学习，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先后任职于湖北省和上海驻军司令部。因为这层关系，袁殊觉得自己这个许久未见的表哥也许能够帮帮忙。

王子春听后便指示他给贾伯涛写信请求代为谋职，甚至帮他修改信的内容。

袁殊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贾伯涛很快把他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

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早年从湖北到上海的时候。

袁姝的父亲袁晓岚曾经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由此吴醒亚官运亨通。所以吴醒亚要对袁殊的父亲很感激。

就这样袁殊顺利跨进了中统的大门，进入到吴醒亚在中统成立的秘密情报组织“干社”。这个组织目的是支持蒋介石并反对中共。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的股长，担任行动股的股长是李士群。

袁姝和李士群早年相识，在李士群最落魄的时候，袁姝曾帮助过他，两人算是老朋友。

李士群曾经在1920年代加入中共，被捕后成了叛徒并加入国民党，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活动。

李士群

至此袁殊就有了他的第二重身份中统情报股股长。

为了在工作上有所突破，王子春指示袁殊发挥特长，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公开职位，以便开展情报活动。

于是，曾因《文艺新闻》小有名气的记者袁殊，再次回到了上海新闻界，只不过，这一次，他供职的是政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新声通讯社。

有了记者身份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而及时获取内部消息。再偷偷的把这些情报传回中央特科。

不过通过中统的身份只能够搜集这个国民党这边的情况，实在是太有限了。

怎么样才能够扩大自己的情报网？

第五节

很快袁姝就想到了自己一个绝佳的优势，他之前在日本留过学，因此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怎么不通过语言的优势，去跟日本人打打交道，套套情报？

在王子春的精心策划之下，袁殊经常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

开会之前，他总是装作漫不经心的翻一翻杂志，时间一长这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日本驻沪领事馆的随员岩井英一。

然而你可别小瞧了他，这个岩井英一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派出上海的间谍人员。

岩井英一是一个标准的中国通，1921年就来到中国。流利的中文也许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在华经历。

1932年，岩井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担任解析情报工作，就是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情报搜集分析。为日本的下一步侵华战争提供参考。

1932年，当时918事变已经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咱们的东三省，全国上下笼罩在浓郁的反日情绪之下。

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候，谁还会卖情报给岩井呢？

所以当时的岩井英一也只能是经常往上海的日本领事馆跑一跑，希望可以通过中国记者，打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就这么着，他留意到了，这个经常泡在日本领事馆看日文杂志的袁姝。日文杂志竟是日文版的《中央公论》。岩井英一感到有些吃惊。

几次接触之后，岩井发现，袁姝不仅日文说得好，对日本文化还很精通。

一来二去，袁殊和岩井英一成了私人朋友，有时也聊一些时事消息。

左:岩井英一，右:袁姝

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岩井以隐晦的方式对袁姝提出要以每个月200元的价格买情报。

岩井骨子里就是接近袁姝套情报，

这点，袁姝早明白。

大家都是猎人。

很快袁殊将这件事汇报给上线王子春。

这是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绝佳机会，王子春立即表示同意。

随后袁殊又象征性的汇报给了自己表面上的上司吴醒亚，吴醒亚一听这事儿，也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果然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

此后，袁殊不断的向中央特科提供国民党和日本方面的情报。

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他也有选择性将一部分日本情报告诉吴醒亚。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

而这些原本并不重要的日本情报，却被吴醒亚通通当成了艰难获取的绝密重要信息汇报给了上级。

结果呢？因为这些消息的来源准确传递及时。

袁殊意外的在中统升职加薪啦！

至此，年轻的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

第六节

民国时期，上海是青帮的主要聚集地，想在这么一个地方站稳脚跟，发横财。不巴结上海有点权势的人，那怎么能够混得下去呢？

中统的红人，日本特务的座上宾袁姝自然就成为了青帮重点巴结的对象。

1934年5月的一天，袁姝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曹老头子要收关门徒弟，希望他也能来。

1934年5月，通过青帮大佬黄金荣的徒弟杭石君的介绍，拜入青帮大字辈人物曹幼珊的门下。

这个曹老头子是在青帮当中辈分比黄金荣杜月笙还要高的大字辈的长老曹幼珊。

对方的意思很明显，袁叔，你要是去了，就能够成为，曹幼珊的关门徒弟，那你就能和黄金荣杜月笙他们平起平坐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可是一份，诚意十足，极具诱惑你的大礼呀。

但袁殊不是一般人，此时的他十分纠结。

加入青帮，岂不是当了流氓，自己应该搅和到这里头去吗？

可是袁姝转念一想，青帮鱼龙混杂。这里面有一些人和军阀政客勾结。还有些人跟日本特务机关有来往。关系扯不清楚，关系乱正好浑水摸鱼。

如果真能够在青帮当中获取一个位置，那岂不是又拓宽了自己的情报搜集渠道吗？

果然，一会报中央特科的领导，上面也是一样的想法。

取得上级的同意之后，袁姝立马答应了青帮的邀约，行过拜师礼。

袁姝正式加入青帮。

他也拥有了第四个身份青帮大佬。

杜月笙

多了一层帮会保护色的袁姝，收集起情报来那就更加的如鱼得水，在王子春几乎手把手地具体指导下，袁姝的特工工作干得风生水起。

然而，

意外发生了，

袁殊突然被抓起来了。

第七节

1935年8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大标题写的鄂高院已起诉上海神秘西人案，小标题写的是袁殊移送鄂反省院。

反省院，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控制的特殊监狱。关押的全部都是党内叛徒。

那么袁姝怎么会被关到这儿来了？

在这之前，军统在一次行动当中，抓捕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让他们十分头疼。

当时这名洋人在受审的时候。一言不发。连姓名年龄国籍都不回答。

因此军统的上上下下就把这个外国人称之为神秘的西人。

西人就是洋人。

后来，军统挖地三尺才找到了一个有用的线索，一本笔记本。

通过这本笔记本。军统知道了这个人应该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人。

可他叫什么，什么职位，到底来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军统局的特务们，通过仔细的查找，竟然在笔记本上发现了袁姝的联系方式。

“神秘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神秘西人”。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

此次“神秘西人”案发其实是因陆海防叛变，而陆海防就是华尔顿的下线。也是袁姝新上线。

就因为这个袁殊被军统的人请过去问话。

起初袁姝，以为自己身份曝光了，心中惴惴不安，来时路上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事儿。

可是，等他搞明白了整件事之后。

袁姝蒙圈了。

因为他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人。

那个笔记本上怎么会有他的联系方式呢？

袁姝也感觉很奇怪。

原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不得不撤退到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也在1935年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了战略转移。

袁姝在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前，曾两次前往在约定的地点，但没有见到联络人王子春，袁姝心里开始打鼓，发生了什么，这对于情报工作来说，两次不露面，如果不是发生了大事，起码也是重大的工作失职。

袁姝心里着急，急于联系上组织，想来想去，还是去找了曾经在左联工作时认识的夏衍，请求他将自己写的一封信转交给中央特科领导。

按规定，中央特科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一般党员不能和中央特科联系。

夏衍本来要以不便横向联系为由拒绝，但考虑到特殊紧急情况，他还是将信交给了蔡叔厚。蔡叔厚当时已经转到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且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蔡叔厚将袁姝的工作关系转到第三国际。

按照组织纪律，原来的工作关系要全部中断。

于是，袁殊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

蔡叔厚认为远东情报局非常需要袁殊这样的人才。

于是就为袁姝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陆海防。

1935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华尔顿的英文秘书陆海防派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到武汉执行任务，被军统特务逮捕。随即也逮捕了陆海防。经过严刑拷打，陆海防招供出了华尔顿。

就这样，袁姝莫名其妙的被跳槽到了远东情报局。

而上面的变动，袁姝并不知情。

自己的联系方式确确实实出现在了远东情报局人员的笔记本，这下怎么办？如何解释？如何过眼前这关？

思来想去，袁殊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他只承认自己为中统做事，谈到笔记本的问题，他就咬死不承认。只说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儿。

最后，军统在袁姝这套不出话来，洋人那儿又不肯开口，线索就这么断了。

戴笠，也只好结案。

戴笠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戴笠的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在“神秘西人案”中，袁殊最后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

第八节

1936年出狱后，袁姝的身边就布满了军统的特务。情报工作是没法展开了。

无奈之下，袁姝决定再去日本留学。

名义上说的是留学。实则避避风头，躲躲戴笠的眼线。

去了日本之后，袁姝也没闲着。

他一边在大学进修历史，另外一方面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子，还通过关系搞得一本军事地图。只等有机会回国，能够交给党组织，以便日后能发挥作用。

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日本掀起了排华高潮。袁殊和大批留学生被遣送回国。

回国之后，袁姝第一时间找到了潘汉年，重启了自己的特工。

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不过让袁姝没有想到的是，

几乎在同一时间戴笠也找到了他，并让他明天早上九点来办公室谈事。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发纷繁复杂，情报工作也更加困难。就在这时，曾经拉拢过袁殊的戴笠居然亲自登门，表示要委以重任。

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给他做事，他认为机会非常难得。他让袁殊趁机打入军统。还真如潘汉年所料。

第二天一见面，戴笠就直截了当的问现在有工作吗？一听这个话茬儿，袁姝就借坡下驴，自嘲自己是一个靠老婆养活的失业人员。

一听这话不就是变相在讨差事吗？戴笠倒是一点儿也不含糊，马上就提出让他来军统搞情报，每个月工资300元，在当时，这工资算是相当高了。

不过，这个钱也不是这么好挣的，戴笠向袁殊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戴笠怎么会突然找到袁姝，还交给他这么重要的任务？

要知道戴笠在军统内部，那是出了名的狠，对叛徒尤其狠，神秘西人案虽然没给袁姝最后定性成叛徒，但是任谁看来这袁姝的成分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戴笠不可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启用惹人怀疑的袁姝呢？

因为他也是没办法。急于用人，却无人可用。

原来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大后方撤退，为了更好地掌握日本人的动向，戴笠急于物色一位熟悉日本情况懂日语的情报人才来完成潜伏任务。

杜月笙提醒戴笠，袁殊曾经在日本留学过，与日本有很多关系，现在生活无着落，不妨分配一些任务给袁殊。

杜月笙向戴笠推荐自己的同门师弟袁姝，评价到“此人两次留学日本，为人十分精干机灵，十分难得。”

思来想去，身边符合条件可用之人。去过日本会说日语，之前还干过情报工作。眼下就袁姝最合适。

对于袁殊的身份心存疑虑，但眼前的形势经不起等待。用人心切的戴笠决定起用袁姝。

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此时，袁姝获得了他的第五个身份，军统特务。

第九节

淞沪会战之后，日本政府决定增派军队到上海。到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日本兵力已达到5个师团，将近20万兵力。

企图迅速进入苏州和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中国军队打击侵略者。

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亲自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并牢记日军和车辆的部署和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占领了除租界外的上海所有地区，潘汉年在同年12月中旬撤离上海去了香港。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西进军，并于12月13日进入南京，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不人道屠杀。

消息传到上海时，没有人不感到震惊。袁殊用"军统"身份组织了以王铁民为首的"秘密抗日小组"，里面的成员都是爱国的江湖人士，他们憎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只要看到日本散兵就打。

袁姝初到上海时，在父亲朋友胡抱一的引荐下，投靠了当时名气很大的暗杀大王王亚樵，相处一段时间后王亚樵对袁姝很赏识，便把手下的一份《公道日报》的报纸交给袁姝打理，也因此认识了王亚樵手下大将王铁民。

日本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伤害了更多普通中国人的生命，袁殊立即结束了这种使无辜人民牺牲的抗日行动。

1938年春岩井英一回到上海，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副领事，并且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38年4月，日本在中国上海成立了一个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地点设置在岩井公馆，此时的岩井英一跟戴笠一样，急着招揽人才。她想找一个精通日语的人来做翻译，将收集到的中文情报译成日语。再次拉拢袁姝，让为其工作。

日本驻沪领事馆

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

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

袁姝出入岩井公馆从来都不带公文包，拿到情报，都是直接记在脑子里，回家之后再默写下来，汇报给上级。

1938年夏天日本海军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的王铁民化装成纱厂职员侦察后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能凭着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几乎都是日本人，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这个伙夫每天踏一辆“黄鱼车”(上海话里对三轮车的别称)为日军买菜送菜。

袁殊便让王铁民跟这个伙夫套近乎，接近一段时间后，趁机将定时炸弹藏进“黄鱼车”上。

这个伙夫每天上街买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叫周坤（王铁民的化名）的人，两人一来二去就熟络起来，伙夫惊讶的发现两人还是同乡，一段时间后，袁姝和王铁民根据伙夫所说的库内的管理情况，经过一番周密盘算，制定了实施爆炸的行动计划。

待到深夜，一声巨响轰炸了日本海军仓库，大火照亮了夜空，重创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为之鼓掌。

军火仓库爆炸后，日军到处搜查却找不到作案者，最后只好“哑巴吃黄连”，尽可能抹去事件的政治色彩，对外发布消息称“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纯系偶然事故。”

袁殊本人因策划了虹口大火而被军统局记了大功。

第十节

1939年5月，戴笠通过电话召集袁殊到香港，以奖励行动小组在抵抗日本方面的杰出贡献。

戴笠单独召见并褒奖了袁殊，并指派暗杀汪伪特务总部头目李士群的任务。

连续都暗杀和虹口海军军火库的爆炸，让日本人十分生气。此时李士群来到日本军部，献上的《上海特工计划书》和《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两份文件。想要模仿戴笠的军统，也给日本人建立一个特务组织，以毒攻毒的对付军统。日本军部看了这份计划书，大为欢喜。委任丁默邨和李士群去筹建这个特工总部。每月由日本军部拨款30万日元作为经费。就这样极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

原来在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负责筹建特工总部，地点就设在极斯菲尔路76号。

左:丁默邨、右:李士群

76号成立后，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杀害了多名爱国人士。同时与军统展开的激烈对战。

李士群杀死了很多军统内部的人，戴笠对李士群是恨得牙痒痒，决心通过袁殊除了他。

回到上海后，袁殊开始计划炸毁汪伪76号特务总部。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杀活动，自己也防着被暗杀，因此居无定所，出没无常。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一锅端”。

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派人从76号总部后方挖洞，计划也得到了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

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于是袁殊第二次被捕。

王天木

袁殊过去跟李士群其实也有交往。但这次袁殊要暗杀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恼怒。

此时的袁殊已经具备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给李士群施加压力的一个，也就是日本领事馆情报员。

李士群拿出了袁殊本人绘制的76号地形图和炸毁计划，对袁姝说:“要死要活，要死，很容易，要活，就跟着我们干。”

袁殊心平气和地说："到了这里面，是死是活，你们看着办"。

李士群见状，立即换了一种审讯措施，在袁殊面前放了一大笔钱。威胁他，"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袁殊立刻说："你为日本人做了什么，难道我就没有日本方面的关系吗？"

李士群大为震惊。在得知袁殊曾经两度留学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尤其是得知袁殊认识日本驻上海领事岩井英一后，李士群感到困惑，不得不按照袁殊的要求去做：让他洗个澡，为他带来美酒和食物，然后特地让自己的妻子到袁殊家，通知袁殊妻子取回换洗的干净衣服。

其实，这些都是之前安排好的一些带有危险性质的信号。袁殊的妻子马景星收到这样的暗示，立马知道袁姝被捕了，随即联络潘汉年。潘汉年得知袁殊入狱后，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这个电话通知日本领事岩井英一去救人"。

正如预期的那样，岩井英一对李士群说袁殊是日本外务省的人，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获释后，袁殊却成了公开的"汉奸"。

岩井英一为何愿意从76号“营救”袁殊？

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互相有竞争有矛盾；

另一方面，深谙“以华制华”之道的岩井英一还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能写文章、能搞活动的中国人。

从76号脱险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为其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还有岩井英一的部下武井龙男明为“保护”实则监控。

没过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

这其实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落水汉奸”——这可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袁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设法向潘汉年汇报。

潘汉年作为总共隐蔽阵线负责人，抓住"岩井救袁姝"的时机，对日发动了信息战争。

潘汉年耐心仔细地告诉袁殊：潜伏工作就是"存在就是发展"，即使要背负汉奸骂名。

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袁殊坚决承担了沉重负担，为民族解放事业彻底抛弃了个人声誉。

没过几天，他就写成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严军光”。

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再加上报纸上印刷的签名手迹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潘汉年告诉袁殊，要利用"军统"身份与岩井英一合作，成立另一个亲日派"兴亚建国运动"，以控制汪伪的势力。

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论》发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

面对军统，袁殊则悄悄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

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袁姝还是老套路，办了两份刊物。用记者的身份掩护自己开展特工工作。

他将在日方搜集到的情报甄选之后传递给军统，同时他在日方和军统方面的情报通过潘汉典传给延安。

凭借的准确可靠的消息，袁姝逐渐取得了戴笠的信任，在军统站稳了脚跟。

在此期间一直帮日本人“做事”，协助岩井组建新党的工作，并且起草了多份理论纲领文件，组建了一个能动员40万人的政党。对汪伪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后来汪精卫不得不和岩井英一进行谈判，以解散新党为前提，可以允许袁姝，陈孚木进入汪伪政权高层。

袁姝通过周佛海的拨款，成立的新中国报编译社，自己担任社长，于1940年11月创办《新中国报》，主要报道日本的东亚圣战以及清乡成绩。

袁姝进入汪伪政权高层后，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情报，潘汉年也利用这个据点，化名胡先生经常到上海与日本人周旋。

他和潘汉年一起，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军事战略情报。

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了一个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报告说电台可疑，结果被训斥了一顿。电台设立了10个月，最终因敌方盘查过严而转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

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

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袁姝晚年回忆“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

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

这个情报是怎么得来的？

第十一节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

吉三郎向袁姝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在这期间，袁姝都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什么情报呢？

比如:

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

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军事动向及美日谈判情况。

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

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等等。

不仅如此，袁殊还想尽办法，将大笔的资金输送给组织。

袁姝还曾用特殊手段，将日伪军火库的枪支弹药，装成10大船，送到了新四军基地。

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开始争抢地产。

袁殊赶紧和翁从六等人，一起把岩井公馆所属十多个单位，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集中起来，避过了国民党接受人员的侦察，待风头过去后，袁姝将十多处房产变卖，财产转移到自己的账下，随后换取了3箱黄金，然后转运到了延安。

就这样在日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袁姝等人一直干到了日本投降二战结束。

第十二节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王新衡告诉袁殊，戴笠认为他“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

袁殊满口答应，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准备撤往解放区。

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

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袁殊的妻子从后门逃脱，带着怀中只有几个月大的儿子跑回上海。

来到解放区的头几个月里，袁殊写下了自己在白区的工作经历，以及潜伏敌营14年的自传，还撰写了军统内部材料。

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

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后来负责南京上海两地残余的国民党控制区的策反工作。

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

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

1947年7月，袁殊跟随李一氓到大连，加入中共华东局大连工作委员会。

李一氓

为了支持解放战争，袁殊帮助我军医疗机构雇用了日本药剂师来生产注射剂。他还介绍了日本细川博士，以帮助我军开发和生产爆炸物，以满足前线对药品和武器的紧急需求。

1949年2月，北平解放了。李克农亲自将袁殊调往中央情报局，随后他跟随冯铉去北平报到。

袁殊在情报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联络处工作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繁荣的日子。

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致力于日本研究，并定期撰写有关世界知识的政治文章。

袁殊口才极佳，他经常向该部的干部和年轻的同志讲授关于他在白区和日本问题上的工作经验。他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

1954年，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袁殊热情地打招呼，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冷冷地说：“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袁殊无法解释。多年后，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开始准备写潘汉年传记，为了收集资料，他在1987年3月7日采访了晚年的袁殊。谭元亨告诉记者，当时找到袁殊颇不容易，很少人知道袁殊已平反，不愿告诉他袁殊的住址，有人甚至根本不愿意提起袁殊这个名字。直至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谭元亨才得到确认，当年是潘汉年让袁殊主动打入日伪机关。楼适夷还帮他找到了袁殊。

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偶尔也有“诉苦”。解放后有一次在大连遇到丁玲等一批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的回答是：“我们了解你。”

更多时候，他都沉默着。晚年回忆起在前门偶遇聂绀弩的往事，他只是淡淡地对曾龙说：“我不怪绀弩，他不了解我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第十三节

1955年，袁殊全力以赴，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做出了贡献。

这一年，潘汉年案发生了。

他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了很长时间。

他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并因其罪名入狱。

在拘留审查了10年后，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于1971年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诗句。

1975年5月15日，在服刑20年之后，袁殊离开监狱，被送往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改造。

这位已经64岁的老人以"不戴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了劳改计划，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者与亲戚进行交流。

1977年5月，袁殊获准放假25天

分开22年后，袁殊回到北京探望亲戚，最后与孩子团聚。此时，他才得知自己的母亲于1971年去世，妻子遭到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到北京探望家人。他致函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并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在儿子曾龙的陪同下，来到原单位，以前的老同志接待了他，答应转交他的复审材料。袁殊当即坦率地说："即使我被烧成灰烬，我的心也与共产党在一起。"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这给了袁殊带来些许希望。

但此时67岁的袁姝却不幸遭遇半身不遂。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

1980年1月，袁殊还未痊愈的袁殊去了北京，等待他的平反报告。

以前文化圈的老朋友都来探望他，不仅帮助他解决了住房困难，还给了他经济上的帮助。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时间里，袁殊昼夜不休，用早已呆板的右手写下他数十年来的潜伏经历。

第十四节

1982年9月，在中共中央平反潘汉年案后的一个月，袁殊终于得到了平反。

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得到了离休的待遇。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左一:曾谷，左三:袁姝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由曾达斋改回袁姝。

1987年11月14日，袁殊意外骨折受伤。几天后，患上肺部感染。

11月26日，在人民解放军309医院去世，享年76岁。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在文化战线和隐蔽战线上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是中共潜伏特工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在险恶的环境中长期潜伏，忍辱负重，多次不顾个人声誉而坚决完成党的特殊使命，是一位无名英雄，他将一切奉献给党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