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钟表的道北人王致和

我对道北的最初认知始于王致和师傅，一个修理钟表眼镜的手艺人。

现在的大明宫丹凤门附近，是当年的生产路，我曾来过多次，因为王师傅一家就住在生产路46号院里。就是从大众浴池西边的大成巷进去，迎头东西走向的路即为生产路。我们的工作单位在解放路，王师傅每天上班要穿过自强路，走过童家巷，翻过东天桥，路过客运段，经过火车站广场，到达解放路。翻天桥的时候推自行车不方便，所以王师傅一般是步行。

王师傅是河南偃师人，佃农出身，从小父母双亡，没上过学，靠哥哥给地主家放牛所得养活他和弟弟。吃百家粮，穿百家衣长大。1946年12岁时，随一个远房亲戚来到陕西，在户县一家小店做学徒，只为能混个吃喝。三年学徒期满，15岁的他挑一副担子走街串巷，以卖眼镜、针头线脑的小商品为生。有一天他转到自强路一带，看见到处是乱搭建的棚屋，还有荒地，租间房很便宜，他便租了一个棚屋住下，从此成为道北人。不久西安解放，再后来他自学修钟表，在一家商店门前摆一张桌子，支一个摊位，修理钟表眼镜。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号召个体户成立合作社。王师傅加入了合作社，成为集体企业工人，之后还当了门市部主任。1965年我成为王师傅的徒弟。

慢慢的生活条件好了，王师傅在道北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虽出身贫苦，却颇有理财观念，很早就认识到租房不如买房。所以他省吃俭用，攒够一点钱就买房。那年头，买一间8、9平米的房子也就一二百元。王师傅先后买了4间，在不同的院子里。他喜欢将房子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造，而且不雇人，全部自己动手。比如把房子加高，搭上木板顶棚，在木板顶棚上开一个方型的洞，架个梯子就能上到楼上，楼上放床呀箱子呀什么的，就是一间房。梯子不用时撤下来放一边。一间房子变两间，互不影响使用功能。那时候多数人没有买房这个概念，比如我。认为买房子不划算，变无产阶级为有产阶级，也不光彩，租住公房才是上策，所以很多人失去了购房机会。那时谁也不曾料到今天的房子和房价会如此让人瞠目。

文革期间，搞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王师傅让我给他写了一幅大字：“修表的老王家”，贴在自家门上。我不解其意，问为什么，他说，院子里还住有一个姓王的人，在机务段上班，是个造反派头目，组织参加过武斗，树敌甚多，是个惹事的主儿。更巧的是王师傅的儿子叫孬，此人的儿子也叫孬。王师傅怕有寻仇滋事者找到这里，对机务段的老王兴师问罪，问：儿子叫孬的老王家住哪里？万一指认到我家那不就坏事了，所以要写清楚。惹得我好一顿笑，说要有人认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怎么办？王师傅正色道，像你那样反着想的人有几个！当然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王师傅是防患于未然。

王师傅对新中国对毛主席有极深的感情，完全发自肺腑，无半点功利目的，更不参半点假。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的一切。毛主席逝世的时候，王师傅伏在桌子上涕泪交流，痛哭失声，情真意切，好多天都精神不振、郁郁寡欢。还给北京的治丧委员会寄去10元钱买花圈，表示深切哀悼。后来这10元钱竟如数退邮回来，附有一纸说明书：不接受个人吊唁及款项。可见那时候人们工作之认真。

王师傅做事认真，为人善良，头脑灵活，认定的事就会持之以恒，不轻易言弃。他认定学会一门手艺就可以走遍天下，无衣食之忧。修表这门手艺，于他而言，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热爱。所以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摆摊，继续工作。不是经济的原因，他有退休工资，还有房租，完全可以颐养天年，根本不需要再在外奔波。在钟表修理陷入最低谷几乎全军覆没时，他也没有放弃，依然坚守。这个行业中的大多数选择了离开，我便是早早逃离的那一个。由于业务萎缩，王师傅把商店里租的摊位退掉，改在农贸市场摆摊，无论春夏秋冬，除雨雪天气，坚持天天出摊。此时的机械表已经成为奢侈品，检修要进高档店，打开一次就要上千元。王师傅当然不会遇到这样的活儿，他的业务比较单一，多半是给电子表换个电池，給眼镜架换个腿，上个螺丝什么的，收费很低。换个电池别的地方都在10元以上，王师傅只收2元。每月的收入也就千元左右。他这样一直坚持到81岁，患了脑溢血。经过抢救，总算捡回一条命，但是脑筋手脚都不灵光了，这才终止了出摊。

2006年建大明宫御道时，生产路被拆迁。告别了故居的王师傅分到4套安置房，2套在辛家庙，2套在八府庄。王师傅住在八府庄的安置房里，生活尚能自理，但是智力大大受损，能记得很久以前的事，对近期的事却往往记不得了。他每天都在重复做一件事，就是拆卸一只机械闹钟，虽然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先将所有拆下的零件擦拭干净，然后再一一组装，让这只闹钟恢复原样。这样日复一日，往复循环。这让我感动。现在媒体在宣传推崇大国工匠，一个普通的修钟表老人，当然算不得大国工匠，但是他一生都未放弃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应当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工匠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