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村落》后记

《新城村落》后 记

新城区的村落，改革开放以后全部成为城中村，如今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南张村成为唯一，拆迁也是指日可待。这些村落归属新城区管辖的时间不长，村落的形成却岁月悠久，历尽沧桑，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是新城区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读书、工作、生活在新城近六十载，对这片区域有一种本能的热爱和依恋。常言道盛世修史。身处盛世，有机会整理记录城中村的这段历史，为记录这个伟大时代尽一己绵薄之力，我深感荣幸。留住记忆，是每个亲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因为参加了新城区志的编撰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区志办2006年前后收集的13个村报送的简史。我详细翻阅了这些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主动要求区志的农村部分由我来写。作为志书，这一部分所占比重较小，叙述要求比较简略，我感觉意犹未尽，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延伸记录。就计划多层面的来反映介绍这13个村落。为此，在各村委会报送材料的基础上，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到几个村子走访，看见的都是已经面部全非的村落，有的瓦砾遍地，有的墙上圈着大大的“拆”字，田园、院落、街巷都已经不复存在。我感慨万千，深感时不我待，增强了为这些城中村立传的决心。

后来我发现，政府有关部门、一些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对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记录、整理。我想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的特殊群落，理应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之前，农村就是农村，以农耕为生；城市就是城市，以工商为业，泾渭分明，截然不同。是改革开放的澎湃浪潮改变了这些临近城区的村落，在这里，模糊了城乡界限，寸土寸金给拥有土地的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居身于城区闹市，却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无关，身份处于游离状态，这多少有些尴尬。终于，2007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彻底改变，全体由农民转为居民。这个转变，在过去曾是一个农民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已经不能这么认为了。个中有幸福有痛楚。喜忧参半。身份变了，社会福利、养老保险、就业机制等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还有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一系列的转变。要和城镇居民达到完全彻底的水乳交融，公平同等地分享社会福利这个蛋糕，还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2012年国庆节期间，我开始着手做城中村这项工作。首先对每个村子的历史渊源，大致轮廓，重大事件，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再三梳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感到有困难。感觉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个重任。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正在进行的工作告诉了区政协海联文史委主任杨建昌，他非常支持，建议我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我找到区科技局吴选印局长，请求帮助。他很肯定也很支持，并很快向区主要领导做了介绍推荐。我也到农工局去寻求支持，得到热烈响应。那时市地方志也在计划编《西安村落》这本书，通知各区县提供主要村落的资料，内容要求比较简约。农工局的梁红方负责这项工作，他便来区志办和我商讨，所以我们成为自然的合作伙伴。在这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有了结果，区政府同意立项。立项后，科技局吴选印、张兴权、区政协杨建昌、农工局时任局长张建群、梁红方及局里其他两位同志在农工局开了碰头会，商谈具体怎么操作。文字部分由我来做。

之后，我和梁红方开始深入各个村调查走访、时值盛夏，我们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到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地查阅史料，到各个村委会，以开座谈会和个别走访的形式，收集资料，征集老照片。按计划搞了一次征文。但是收获不大，只有北韩的闫志凯老人写了一篇，牛茂林过去采写的三府湾老村长张忠义的访问记、张凌雁写的韩森寨一家人。在征集资料的过程中，村民也包括部分村干部，积极响应者不是很多，这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能体会到其中的难处。现在村民基本上都在拆迁过渡，居住特别分散，像过去那样集中居住的模式几乎完全不存在了。而且好多村落的拆迁、安置正在进行时，村民的情绪比较焦虑、焦灼、甚至焦躁，大家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当下，无暇回顾。作为当事人，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收集的村史资料变得尤为珍贵。我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中细细挖掘，拨开风尘的记忆，抽丝剥茧，努力在重大历史事件、人文习俗、重要历史人物和史迹遗存上下功夫。我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个人回忆录，依照每个村子的特点，表现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遵循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在可读性上下功夫的原则，尽量增加看点。让读者从这本书里不仅了解了13个城中村的历史，还能够大致了解西安近现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历史的皱褶中觅得一些历史细节，作为正史的补充。

我的少年时代，曾经在杨家村租房居住，对村民的善良友好和淳朴有切身体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青年时代，我曾居住在八府庄居民小区，许多次从三府湾村里经过，出村向北，经过陇海铁路桥下的涵洞，一路向北回家。那时涵洞以南道路两旁满是大片盛开的玫瑰、碧绿的冬青，曾多次吸引我停下匆忙的脚步，久久驻足。这里不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也是我曾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