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开启了全民网课时代，在这个特殊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网红老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罗翔。

虽说罗翔的课程主要面向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却因为把刑事案例当段子讲，并以张三为主角编出各种奇葩案例，考验学生的运用能力而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

一度火爆到刷新B站最快涨粉速度的记录，谁也没想到一个刑法老师不出一年便拿到了“饭圈偶像“般的顶级流量。

优秀教师走红网络是件好事，让大家沉寂已久的求知和探索欲瞬间勾起持续上头，使出了追剧的劲头在B站追公开课，发现宝藏老师还真不少，比如被誉为“大V素材库”的杨宁老师。

虽然杨宁老师的文学理论课播放量破了百万，但还没到出圈的程度，真正让他走红的其实是话题，之前提过的热搜“你是否只看到一只鸡”就是出自他的课堂，最近杨宁老师再次登上热搜，话题却落在了自己身上。

学中文有什么用？

中文系学生经常会被这样问，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完美应对的回答。

因为，被认为没用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挣钱”，这和去年因为考古系登上热搜的钟芳蓉如出一辙。

钟芳蓉是来自湖南耒阳的留守女孩（冷知识：和罗翔是老乡），去年她以676分的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 “考古系”，瞬间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有人说考古专业太冷门，也有人说农村孩子应该选择好就业、能赚钱的专业，劝阻之声不绝于耳。

但钟芳蓉坚定地回应：就是喜欢，就是爱。

也正因为态度坚定，她收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比如收到樊锦诗先生的来信和以及他的著作《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9 家考古所、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相继为她发声，鼓励她笃定信念，勇敢追梦，还送出豪华考古大礼包，里面包含珍贵的考古书籍和文创产品。

钟芳蓉是幸运的，但是不可能每个选择冷门专业的学生都成为钟芳蓉，因为如果按照个标准，那“不挣钱的无用专业”就太多了，难道每个学生选专业都上一次热搜吗？

说到底问题还是出在“学科偏见”上。

01

什么是学科偏见？

对中文系学生来说，这个问题一定不陌生，其实范围还可以再扩大，文史哲，体美音都可以算在内，肉眼可见的学科偏见。

豆瓣甚至有个关于学科偏见的话题，其中文史哲占了一大半，日常被质疑，还得背上一口“死记硬背谁不会”的黑锅。

学科偏见就是简单粗暴地一分为二，认为理科有用，文科无用，主要体现在就业上。

比如学计算机、软件工程、化工、生物工程、金融等理科专业都被认为薪资更高，待遇更好。

而中文、历史、哲学、新闻、政治等文科学科则被认为是万金油，承包各个行业的行政和编辑岗，门槛低薪资低淘汰率高，想要收入有保障必须加入公考大军一举进入体制内——还是承包行政和编辑岗，工作是稳定了，收入也跟着稳定了。

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理科也有不好就业的专业，文科生也有自主创业做自媒体发家的，所以它不是定律，只是被大多数人认可也真实存在的“偏见”。

偏见的背后是一套扁平化的标准：变现能力差的就是没有用的学科。

这也是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问题的人已经预设了“学中文没有用”，也预设了“没用=不赚钱“，制定了标准又限制了答案，杨宁老师认为对于这种问题，不用回答，直接反问“什么是有用的？”对方大概率不好意思回答赚钱才是有用。

02

不赚钱的学科就没用吗？

有个成语叫“君子不器”，用来形容这些不赚钱的学科很合适，“学以致用”不能用商业价值来衡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学界要倒下一大片，谁能拍着胸脯说：我学的东西能致富？

学习是小树苗长大的过程，有没有用取决于有没有学到，而不是能不能赚钱，赚钱是另外一种能力，就算两个人学识相同，但变现能力不同，收入就会有差异，可能差得还不小，所以用赚钱多少来衡量学科价值显然是张冠李戴。

当人们把学科知识和挣钱能力混为一谈的时候，更是忽略了学科背后的隐性价值。时至今日，那些不能致富的学科依然受到很多学生的青睐，证明了知识的无穷魅力，他们常以自嘲聊慰：你可以说我穷，但不能说我学的东西没有用。

不得不承认，如今拜金主义甚嚣尘上，而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是无法满足物质追求的，乃至要用隐性来形容它们的价值。

但实际上开设这些学科就是为了开阔视野、明晰事理、培养人文精神的，它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不是直观地提升现有的生活水平，而是如杨宁老师所说的“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表现在对人生境界的提升，是为自己所思所想、所悟所感发自内心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没有体验过的人想象不到。

精神和物质的满足从来都不是相对的，但是会互相影响，沉浸于物质满足的人会逐渐丧失精神追求，执著于精神追求的人又会活得很拧巴，两相结合才会体验到更丰富的乐趣。

庆幸的是，这条热搜之下并没有一边倒地抨击其中任何一方，而是给予了广大文科生一个正名的机会，在评论区有几千名文科生表达他们对所学专业的热爱，还有虽然不是中文系，却被其魅力深深感染的同学。

03

科技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在《走出唯一真理观》书中说，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有过一段“文化热”，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达到了顶峰。

他也是那时考入北京大学随后赴美深造，等到1993年留学归国时，文科衰落到了底点，很多人都散到商界去了，哲学、历史、考古等人文学科成了冷板凳，在沮丧时刻他被依然坚守在研究阵线的老师们感动了。

他想中国有这么多人，即便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会有好多人热心哲学的。

面对现实及利益的抉择，有人离去有人留下很正常，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淘金年代，它带来的影响与恢复高考掀起的热浪本质上无异。

陈嘉映一生经历了很多次社会变革，对此他选择保持清醒：

“天下滔滔，时局动乱，但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能不断兴奋，荒疏了自己的学业。每一场运动就像一场浪潮，把很多人卷进来，往往，浪潮退去，满地不过一些瓦砾而已。”

如今，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密不可分，所以文科又常被提出来做比较，甚至学界内部也存在鄙视链，文科依然处在底端，很多人认为相比于“理工科”的不断成功，文科则一直在交白卷，这成为定义“文科无用”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描述中，理工科变成了拳头学科，因为它挑起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梁，而认为自己高于文科，甚至批判文科无用。

但是，试想一下，如果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一些极端的价值观，这世界也许就没什么伟大的发明创造，还可能会朝着错误或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例如发动二战的纳粹德国。

再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兴办洋务运动大举引进西方科学，但由于没有改变封建制度与思想，还是落得一败涂地。

所以，无论在什么时代，科技的发展都会受到人文的约束。反之亦然，如今科技发展如此迅速，与精神文明愈发开阔息息相关。

更何况用科技成果衡量人文研究的价值本身是不合理的，文科的价值在精神文明领域，难以获得与理工科造飞机潜艇那样的可视化成果，难度却不亚于前者。

就拿现在来说，致富成为主流梦想，这会导致选择“无用文科”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学科偏见，而我们之所以讨论它，就是因为追逐“致富”以外的梦想渐渐变成了一件遭歧视且可笑的事，这种现象背后是无数的社会问题，比如价值体系单一化等等，都是有待人文学者解决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陈嘉映提到的“不断出走”的情况还会继续发生，试想如果只有千万甚至亿万分之一的人关注人类精神文明世界，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最后借用刘擎教授在《西方现代思想40讲》最后一课的最后一句话来结尾：

“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也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