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谈海德格尔：他的思想参与规定了这个世纪的精神面貌​

海德格尔对此评价为：“你已经先于所有其他的人触及了我的思想”

哲学不是谋生的学问，反而是决心成为穷光蛋的人的学问，正是这个决断使得他们成了要求高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要义根本不在于对世界智慧或生活智慧的寻求，而且对于试图为所有谜团寻找答案的人来说，世界观和世界观党派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选项以供利用；为了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不需要学习哲学。

但是，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想要什么。通常，大学为他们提供的或者是学派——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或者是老旧的学术科目，在其中哲学——被精细地分格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类似的东西——与其说是被传授了，不如说是通过深不见底的无聊而被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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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它人们能够有权利质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而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如此决定性地参与规定了这个世纪的精神面貌。这种思想具有一种它所独有的好探索的品质，如果人们想从语言上来把握和探测这种品质的话，那么这种品质就在于对动词“思考”的及物的使用。

海德格尔从未“对”某物进行思考；他思考某物。在这种全然非冥想的活动中，他钻入深层，但并不是为了在这个深层中——对于这个深层人们可以说：在此之前，它完全没有以这种方式和精确度被发现过——去发现一个终极的和牢靠的根基，甚至也不是促使它露出地面，而是为了居留于这个深层中铺设道路并安置“路标”。

这种思想可以接受任务，可以研究“问题”，它当然总是具有某些它当前忙于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对之感到兴奋的特殊的东西；但是，人们不能说：它有一个目标。它是不间断地进行活动的，而且铺路自身与其说是为了一个事先被看到然后被指向的目标，不如说是为了一个维度的展开。

这些道路可以是“林中路”，它们恰恰是因为并不通向被设置在森林之外的一个目的地而且“突然地终止于人迹不至之处”，所以才远比小心谨慎地被规划的问题街道——属于一个行业协会的哲学家和精神科学家的研究匆忙地行走于其上——要更加适合于那些喜爱森林并在其中有在家之感的人们。“林中路”的比喻触及了某些非常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像初看起来的那样：某人走上了他不再由之而继续走下去的林中路，而是这样：与伐木工人相似，某人以森林为业，走上了他自己所开辟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路径的开辟就像木柴的砍伐一样属于业务的一部分。

在首先由其好探索的思想所展开的这个深层维度中，海德格尔铺设了一张这种思想道路的大网；而且可以理解，得到关注并有许多人效仿的、唯一的直接效果是：他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大厦——反正在其中已经很久没有人感到得劲儿了——的崩塌，就如同地下的通道和挖掘活动导致地基打得不够深的东西崩塌一样。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甚或是头等的，但是它不必与我们当中那些处身于所有过去和现在的行会之外的人有关。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出发，人们能够有理由把康德称为“打碎一切的人”，这与康德是谁——不同于他的历史性的角色——少有关联。

而且，就海德格尔对本就即将来临的形而上学的崩溃的贡献来说，如下一点归功于他且只归功于他：这崩溃以一种配得上先前的方式而发生，形而上学被思到了尽头，并只是好像被随它而来的东西推翻了。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的终结”，但是这样一种终结：它给哲学带来荣誉并使之保持在荣誉中，它是由最深地身陷于其中的人准备好的。整个一生中，他把哲学家们的文本作为他的研讨班和讲座的基础；在年迈之时他才敢走出如此之远，以至于他举办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文本的研讨班。

我说过，人们追从这个传闻，是为了学习思，而后人们体验到的是：思作为纯粹的活动，也就是说作为既不是受求知欲也不是受对结论的渴望驱使的活动，能够变成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与其说是控制着不如说是组织和贯穿着所有其他的能力和才华。我们已是如此地习惯于理性与激情、精神与生命的古老对立，以至于一种激情的思——在其中，思与活生生的存在成为一体——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海德格尔自己已经有一次把这种成为一体——按照一则有充足证据的趣闻——表达在了一个独特的简洁的句子里面了，当时他在开始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他没有导入通常的传记，而是说“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并死去”。

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这——如我们事后能够认识到的那样——是哲学之可能性的根本条件，但如下一点是非常可疑的：没有海德格尔思着的生存，尤其是在我们的世纪里，我们还能够经验到它。这种思——它作为激情出自于“在世界之中出生”这个简单的事实，而后“追思在存在着的一切东西之中起作用的意义”——像生活自身一样，少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结论或知识。

生命的终点是死亡，但人不是为了死亡而活着，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他进行思考并不是为了任何结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思着的，即沉思着的存在”。

这导致的结果是：思以其独特的方式解构性地或者批判性地对待它自己的结论。

的确，自古代的哲学学派开始，哲学家就显示出了一种建构体系的致命倾向，而如今我们经常要费力地去拆除被建造起来的大厦，以便发现真正地被思考的东西。

但是，这种倾向不是源自思本身，而是源自完全不同的、在它们那方面又完全合法的需求。如果人们用其结果来衡量直接的、激情的、活生生的思，那么佩内洛普的托词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它的身上——晚上，它就会不懈地把白天纺织的东西再拆开，以便在接下来的一天里能够重新开始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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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活得足够长，每一个思想家都必然会力求消解他所思考的东西的原来结果，而且必然会只通过重新对它们进行思虑的方式而进行。（与雅斯贝尔斯一起，他会说：“那么，恰恰是在人们想恰当地开始的时候，人们应当离开！”）

思着的我是不老的，而且只要他们只有在思中才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思想家们的不幸和幸福：他们没有衰老就变老了。思的激情与其他的激情共有这些性质——我们通常将之认作一个人的特性的东西（它的由意志编排的整体产生了性格之类的东西）不能经受那种攫住并几乎占据人类和个人的激情的冲击。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立于”狂怒的风暴“之中”进行思考并且对其来说时间简直是静止的那个我，不仅不老，而且也无特性，虽然总是特定的、不同的。

思着的我完全不同于意识的自我。此外，就如黑格尔偶然所做的关于哲学的评论所说的那样，思是“孤寂的东西”，而且这并不只是因为在柏拉图所说的那种“与我自己的无声对话”中我是孤单的，而且也是因为在对话中总是显露出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通过语言而发出声音，不能原本地被言说，因而它们不仅不把自己传达给他人，甚至也不把自己传达给被牵涉于其中的那个人。

也许正是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谈及的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使得思进入了这样一种孤寂的活动之中，并且造就了总是各不相同的源泉，思从这个源泉中产生并不断地革新自己。人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到——这肯定完全不适用于海德格尔——思的激情能够突然地侵袭最喜欢合群的人，并且因孤寂而毁掉他。

第一个而且据我所知也是唯一一个把思称作一种“激情”、一种侵袭某个人要被痛苦地忍受的东西的人，是柏拉图，他把惊异称作哲学的开端，借此他当然绝对不是指当我们遇到陌生的东西的时候在我们之中出现但不像激情那样侵袭我们的那种单纯地感到惊奇。因为作为思之开端的惊异——大概就如感到惊奇是科学之开端一样——适用于日常的东西、自明的东西、彻底被思考和认知的东西；这也是它为什么不能通过任何结论而被平息的原因。

有一次，海德格尔完全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谈到了“惊异于简单之物的能力”，但是与柏拉图不同，他补充说，“而且要把这惊异作为居住地而接受”。

在思考海德格尔是谁这一方面，这个补充对于我来说显得是关键性的。因为也许并不是所有人，但还是有许多人，就如我们所确实希望的那样，了解思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孤寂；但是，在那里他们无疑并不拥有他们的居住地，而且当他们被对简单之物的惊异袭击并顺从着惊异而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已经被从承继而来的暂居地——他们的业务和工作在其中持续，人的事务在其中发生——那里撕扯出来了，而且他们不久就会再次回到那里。

以比喻的方式来说，海德格尔所说的居住地远离人的住处，而且虽然在这样的地方它也能够逐渐变得有很大的风暴，但是这种风暴的确甚至比我们谈论时间风暴的时候在更大程度上更加是比喻性的；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与人的事务的地方相比，思的居住地是一个“静默的地方”。

本来，正是惊异自身产生并传播着静默，而且正是由于这静默的缘故，屏蔽所有的噪声（甚至是自己的声音的噪声）才成了如下一点的必要条件：一种思能够从惊异中展开自身。这其中已经包含着一种独特的转变，而这转变经受了现在进入了思之轨道中的一切。在其与世界的本质性的隔离状态中，思总是只与不在场的东西打交道，总是只与逃避直接的知觉的事情和东西打交道。

例如，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面对面地相对而立的时候，他的确在其整个的、总是令人愉悦的肉体存在中知觉到了他，但是没有思考他。而且，如果一个人的确这样做了的话，那么在彼此相遇的这两个人之间就会已有一堵墙挤上前来，这个人就隐秘地远离了直接的相遇。为了在思想中走近一件事情甚或一个人，它必须远离直接的知觉。

海德格尔说，思是“向着遥远的进入切近之中”。人们能够在一个熟悉的经验中轻易地想象到这一点。为了近距离地参观遥远的名胜古迹，我们启程；此时通常发生的情形是：当我们不再受到印象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的东西才开始在回顾着的记忆中完全切近地走向我们，就好像当它们不再在场的时候，它们才开始展现它们的意义。

关系和联系的这种翻转——即思使切近之物远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切近中回撤，并且将遥远之物拉入切近之中——当我们想要弄清思的居住地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

在对作为一种精神能力的思想进行思考的历史中，回忆——它在思中变成纪念——已经扮演了一个如此卓越的角色，因为它为我们确保了如下一点：切近和遥远——就如同它们已感官地被给予的那样——终究是能够进行这种翻转的。

关于他承继的“居住地”、思的居住地，海德格尔只是偶尔地、以暗示的方式和大多是否定的方式谈论过——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思的追问“不是立于日常的惯常秩序之中”，不是“在迫切关切的事情的领域之内和占支配地位的需要的满足的领域之内”，甚至“追问自身是在秩序之外的”。

但是，切近遥远的关系和它们在思中的翻转贯穿着全部的著作，就像一切都据之而定调的一个基音。在场和不在场、遮蔽和解蔽、切近和遥远——在它们当中起作用的耦合和关联，与如下的自明之理几乎毫无关系：如果没有不在场被经验到，就不可能会有在场；如果没有遥远被经验到，就不可能会有切近；如果没有遮蔽被经验到，就不可能会有解蔽。

从思之居住地的视角看来，实际上在这居住地的周围、在“日常的惯常秩序”中和人的事务中，“存在的隐退”或者“存在的遗忘”、（根据其本质而紧抓不在场之物的）思所必须关涉的东西的隐退，的确起着支配作用。对这种“隐退”的扬弃总是以人的事务世界的隐退为代价，而且即使恰恰是思在它自己孤独的静默中思索这些事务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甚至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伟大例子还活生生地在眼前——就已经急切地劝告哲学家不要想着在政治的世界中扮演国王。

至少偶尔地“惊异于简单之物的能力”也许是所有人都拥有的，而过去和现在被我们所知的那些思想家们由于如下一点而是出众的：从这样的惊异中，他们发展出了思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自适合于他们的思。但“将这惊异作为居住地而接受”的能力不一样，它非常罕见，只有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才能发现一点儿可靠的证明，他在《泰阿泰德篇》中多次并最为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居住地的危险。

在那里，柏拉图也——显然作为第一人——报道了泰勒斯和色雷斯农村女佣的故事，当这位“贤人”为了观看星星而将目光对准上方却掉入井中的时候，这个女佣在一边看着并嘲笑道：想要认识天空的人，不再知道他的脚下有什么。

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泰勒斯立即就变得非常生气，尤其是因为他的同胞们由于他的贫穷而经常讥讽他，而他想通过一次在油压机方面的大规模投机活动来证明：对于“贤人们”来说，变得富有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他们认真对待的话。而且，众所周知，因为书不是农村女佣写的，所以这个爱笑的色雷斯孩子必须还得让黑格尔告诉她：她就是对更高级的东西没有感觉。

众所周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不仅抵制诗人，而且也想禁止公民（至少是守卫者阶层）笑，对于同胞们的大笑他感到比反对真理之绝对性要求的意见的敌意更加可怕；也许恰恰是他知道：从外面来看，思者的居住地有些像亚里士多德的云端布谷之乡。

无论如何，他都已知道：当它想将它所思的东西带到市场的时候，思想无力抵御他人的笑声；而且，除了其他的之外，这也许进一步促使他在已年迈之时三次动身前往西西里岛，为的是通过数学——作为哲学的入门，对他来说显得不可或缺——课程指点叙拉古的暴君。

他没有注意到：从农村女佣的角度看来，这项离奇的事业甚至比泰勒斯的不幸还要更加明显地滑稽可笑。在一定程度上，他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就我所知，没有人笑，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对这段插曲的哪怕只是微笑着的描述。人类显然还没有发现笑有什么用，也许是因为他们那些从来对笑就只说坏话的思想家们对这个主题已经撒手不管了，即使有人有时为它的直接动因而伤透了脑筋。

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也曾屈从于改变他的居住地并“插手”人类事务的世界——就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的诱惑。而且，就世界而言，它对于他来说比对柏拉图来说还要令人不愉快好几倍，因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不是在海洋的那边，而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之内。

就他自己而言，我认为，情形是不一样的。他还足够年轻来从碰撞的震惊——这震惊驱使他在35年前那短暂的、狂乱的十个月之后回到他所承继的居住地——中学习，并将他所经验到的东西植根和安顿在他的思之中。

对他来说，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并从而对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的发现。在近代，尤其是在现代，关于意志已经有很多东西被写出来了，但是关于它的本质，尽管有康德，尽管有尼采，还没有太多的东西被思考。

无论如何，在海德格尔之前，没有人看到这个本质多么地与思相对立，以及对它造成了多么破坏性的影响。“泰然任之”属于思，而且从意志看来思者必须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悖谬地说：“我意愿不意愿”，因为只有“彻底经过这个”之后，只有当我们“戒除了意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进入不是一种意愿的思之被寻求的本质”当中。

想敬重思想家的我们，即使我们的居住地位于世界之中，也不禁发现如下的事实惹人注目，而且也许令人不快：当卷入人类事务的时候，柏拉图和海德格尔一样，都乞灵于君主和领袖。

这不应该只是被归因于他们各自的时代境况，甚至更不应该被归因于一种预先形成的性格，而是毋宁被归因于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畸变”。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专制的倾向几乎在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那里都能够得到证实（康德是一个大的例外），而且如果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中这种情形不能被证实的话，那么只是因为甚至在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准备好了超越“对简单之物感到惊讶的能力”而“去把这惊异作为居住地接受下来”。

而在这少数的人当中，他们的世纪的风暴想要把他们吹向哪里，终究是无所谓的。因为席卷了海德格尔的思想的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依然迎面向我们吹来的出自柏拉图著作的风暴一样——不是出自这些世纪。

它来自远古，而且它所遗留下的东西都是完满的，而这完满的东西像所有美满的东西一样回归于远古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