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刘起来

俯瞰陕北黄土高原，近几年的生态治理卓有成效

我1946年2月出生在黄土高原腹地陕北横山县（现榆林市横山区）武镇乡张家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64年12月我光荣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驻防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恰卜恰的骑兵第二师六团四连。骑兵连队按照战马颜色区分，四连是红马连。在部队的教育培养下，5年里，我从四连的一名新兵蛋子，逐步成长为老兵、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团政治处工作员，到1969年部队改编那年的5月被提升为排长，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名干部。5年多的骑兵生活，使我对骑兵部队印象刻骨铭心，对我们的无言战友——战马，产生了特殊感情，每当提起骑兵的那段经历就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如今，我已步入晚年，但那段激情似火的岁月始终萦绕在脑海。撰写这篇拙文，是我对骑兵生涯的追忆，也想让后辈多了解一些已经消失的兵种——骑兵。

几经周折我报名被批准入伍梦想成真

榆林市横山区（原横山县）波罗堡

我在上中学时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梦”。梦见我参加了解放军，在一次战斗中，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把我惊醒。然后就写了自己对梦境的感想，其核心内容是，将来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奔赴疆场保卫祖国。

1964年11月初，部队接兵人员来到我的家乡，那年我18岁，使我当兵的梦想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心中也无比渴望，但却遇到了一番周折。

首先是长辈亲人对当兵打仗会死人有恐惧心理。那时，他们都目睹过或听说过战争中惨烈的场景，我爷爷曾给人民军队带路当向导，他见的更多。1946年10月，解放军武力解放了我的家乡武镇，敌我双方都死了不少人，他们亲眼所见，印象深刻。解放大西北开始，扩充兵源，我们这个不足200人的小村庄，只有不到10个适龄青年（其中还有两个独生子），其中4人参军，后来战斗中牺牲一人，负伤成为二级残疾军人一人。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青藏地区的平叛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的陕北兵也牺牲了一些。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的道理他们很明白。所以一提起我当兵就怕的咬指头（怕到了极点）！

另外，我的家庭情况很不乐观。我姊妹5个，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也就10多岁或者不到10岁；我母亲有胆囊炎，生活稍不注意就犯病，为防止犯病什么都不敢做；那时靠挣工分吃饭，我如果走了，家里就只剩下我父亲一个劳力；我已结婚生子，我当了兵，年轻的妻子，还有幼子谁来护佑？当时长辈们一想到我被批准入伍，思想就乱了方寸，有的竟然到庙里求神问卦，请人算命。

征兵报名时间快到的一天，父亲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父亲是个明事理的人，没有硬性阻挠我报名当兵，而是对我去不去当兵先征求我的意见。他先实事求是地摆了家庭的具体情况，还试探性地给我出了一个不去当兵的下策。他说：“你如果真不想去当兵也可以学别人，离开家乡跑远些。”

在这一点上，父亲还真不太了解我，我是读过书的人，是个有志青年，所以果断地对父亲说：“你说的话我理解，但我是新社会的青年，坚决不能跑，我不能给人留下逃兵的话柄！”父亲看到我态度坚决，便深深呼了一口气，情深义重地说：“话又说回来，这个兵我们不当谁当？”我理解这句话的深义，因为我爷爷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地下共产党员，意思是红色政权我们不去保卫谁去保卫？

谈话后不久我就报了名，随即进行了体检。恰在其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刺激！我的外婆在病中（后来知道是癌症，当时她本人不知道自己有重病）听说我报名参军的事，难以接受，因为我母亲是她唯一的女儿，我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她对我的爱用语言难以形容。我当兵是她最担心的事，因为又是在病中，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就把我叫去要见最后一面。我去后看到外婆痛苦而悲伤的眼神，不由地哭了起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要提前离开人世与我诀别。

我去看望外婆的第三天，她便去世了。

外婆去世没几天，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母亲还没有从丧母的悲痛中缓过劲来，儿子又要马上离开她，精神一下被击垮，每天以泪洗面，卧床不起，上厕所都要人扶。面对母亲的现状，我的心沉重起来，如果真像父亲说的那样，我走后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家的日子以后怎么过？但又想，自己当兵已被批准，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家庭局面。所以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要挺住。于是我就当起了“演员”，把痛苦埋在心里，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负担似的，整天守在母亲身边开导她。有时我和父亲一起做她的工作，随后还请来了我的外爷。

我们商量好要给我母亲讲的道理：一是现在国家和平了，再不会打仗了，还举了邻村几个当兵的安全回来的例子；二是现在交通方便了，如果当兵的地方离家不远，还可以去看我；三是家里人口多，你是当家人，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同时恳求她要坚强，打起精神好好活下去。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见效了，母亲开始吃饭了，病也好像减轻了，生活可以自理了。

记得在新兵将要集中的前五六天，接兵班长王天人来我家走访，又给我助了一臂之力。王班长1960年从西安市入伍，长得英俊秀气，穿着一身新军装显得特别精神。父母一见很是喜欢，母亲脸上的愁容不在了，对王班长笑脸相迎，还让我妻子做羊肉臊子面招待（因为我要当兵，父亲把家里喂的一只羊提前宰了）。

说起我妻子，我知道她对我当兵也有想法，但从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干家务。我趁妻子做饭的时间，领着王班长在院子外面转了一会儿，王班长好像对我家的情况有所了解，首先问我：“听说你的母亲有病？”我说：“慢性病，几年了”。随即我如实向王班长讲了家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母亲的病情和父母的真实思想，王班长理解我的用意。

饭后时间尚早，就针对我家的情况，坐在炕上和我们一家人聊开了家常；这时只有妻子一人站在地上，不懂事的儿子，还趴在王班长的背后走来走去（刚学会走路）。

王班长从自我介绍说，他也是陕西人，家在西安市，父母都当工人，家中七口人他是长子。60年开始，城里人粮食供应标准低不够吃。当年部队接兵的来了，自己高中没读完就报名参军了。这时我父亲问了一句：“你当了几年兵打过仗没有？”王班长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咱们国家早就太平了，没仗可打了。

随后又介绍了一些我父母能听懂的部队情况，比如官兵一致，伙食很好等情况。最后又诚恳地向我父母表态：“请二老放心，你儿子到了部队我们会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

王班长第二天走后，父母的心情更好了一些，我记得母亲对父亲说的一句话：“咱们刘起来到了部队，能像这个接兵的后生就好嚂！”又过了几天，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立忠拿着征兵办公室的通知书来到我家，通知要我在两天后到区政府报到。当时，我们这里在县下面成立了武镇区。通知中还有一条很人性化的规定，就是允许已婚新兵和妻子在武镇单独过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当天晚上，自己才觉得真的要离开亲人了，我是流着泪向年轻妻子作了一些嘱托，也是一些肺腑之言。说起妻子，因为我们是早婚。现在的年轻人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者不理解。当时农村有早婚的风俗，可能妻子就是和我有缘，经人介绍在一次庙会上互相远远地望了一眼，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看清她的真面目，只觉得她的个子不小，人既不漂亮也不丑；看后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说了两个字：“行吧！”

后在父母和其他亲人的半包办下就很快定了亲，而且当年农历十一月就将妻子响吹细打迎娶过来。

经过婚后两年多时间的相处，互相都了解对方，我觉得自己的妻子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心地善良，性格温顺，语言少，懂道理，有礼貌，吃苦耐劳；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所以当晚给她交代了两条：一是母亲有病要精心伺候，千万不能让她倒下；二是把儿子看护好，让他长大成人，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个寄托。我走后，妻子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她孝敬老人的事迹受到当时公社广播站的表扬和宣传，我能在部队安心工作，这与妻子默默支持和全身心的奉献是分不开的。

第二天早饭后，大队的张书记又来到我们家带我去报到。走时，我一出大门就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幼都站到自己的硷畔（院子外面的一块空地）为我送行。大队张书记在前面走，我和抱着孩子的妻子紧随其后，父母站在硷畔没动。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不由得鼻子发酸，热泪盈眶。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能哭，为了不使泪水夺眶而出，我一直目视前方，头也不敢回，人也不敢看，强忍泪水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

走到半路，妻子抱着儿子去了她的娘家代纯沟村。当我和大队张书记走到离区政府不到一华里的地方（武镇完小附近），秧歌队前来迎接（还有一班子迎接沟里边的），因为要等其它村的新兵一起到区政府，秧歌队在路边扭打了足有20分钟，看热闹的人也随之而来，道路已不能正常通行。

新兵到齐后，区政府组织人给我们都戴上了大红花，秧歌队在前面引领，一群人簇拥着我们到了区政府大院。然后，由各公社武装干事带着各自的新兵领了军装和被褥，换装后又到照相馆照了相。我母亲骑着毛驴和父亲来到了武镇，他们和我妻子（是早晨从代纯沟走来的）一直等到我换了军装，照了相才离开武镇。父母去了我外爷家的高桥村（离武镇约一华里），目的是为了第二天再送我路近些。

榆林市横山区（横山县）宽幅梯田

当天晚上区政府召开了全区新兵座谈会，当时全区管3个公社，新兵约二十四五人（具体数字不记了）。座谈会上，先由各公社的武装干事介绍了本公社的新兵，区武装部长介绍了区政府领导和部队接兵人员；这时我才认识了除王班长外还有排长高永昌（陕西神木人，1959年入伍）和班长李德荣（兰州市人，1961年入伍，以后是我们师的副政委，已不幸去世）。座谈会上有好几位新兵都抢着发言，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豪情壮志。因我有一定的思想负担情绪并不高，一直没发言，最后王班长指名让我发言，我无奈只说了一句话：“既然当了兵，就争取当个好兵”。因为第二天就要出发，为了便于交流与管理，要在二十几个新兵中选出两个副班长，结果把我选上了，这是为什么？我一生不得其解，因为当时我的表现并不积极。

跋涉千余公里到达青海恰卜恰军营

参加完新兵座谈会，晚上住了一夜，第二天，1964年12月初的一天，我们从家乡横山县武镇出发往部队行进。

离开武镇时，区政府还是用两班子秧歌欢送我们，因秧歌队集中到了一起，整个小街是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可能那天还是个集市贸易日），我没有看到一个亲人，就戴着大红花，背着背包，在接兵人员的带领下，徒步上了路。

那时武镇还没有通公路，要步行四十五华里才能到达党岔乡的银湾乘坐汽车。去银湾经过的第一个村子，就是我岳父母住的村子——代纯沟。路过这里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我们排队正在行进中，突然发现岳母在路边站着，我便给接兵班长打了个招呼停了下来，岳母一边用和善慈祥的眼光看着我，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了部队要爱护身体，家里的事少操心，娃娃大人有我们了”。意思是说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会关心的。说话间，她把一小袋炒熟的南瓜籽递给了我，我接过南瓜籽，也没说什么话，就向她告别，岳母又说：“等等，来挡（妻子的乳名）抱着娃娃也来了，你再见一见。”我只好站在路边和岳母边说话边等待，可是等也不来，再等也不来。

如今的榆林市横山无定河畔

这时我担心时间长了，不要让接兵的班长他们还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不测，再派人回来找我，那就不好了。只好对岳母说：“不能等了，时间长了我怕人家批评。”所以就决然离开了岳母去赶路。在当时来说确实有点遗憾。

去党岔的路上，翻过一座大山后，都是崎岖不平的小道，我们新兵都是第一次穿上翻毛棉皮鞋（俗称大头鞋）走路，脚上沉重，走起路来很不习惯，行军速度很慢，大约走了有6个小时才到达银湾。我发现路边停了五六辆大卡车（党岔公社的也在此乘车）。

班长李德荣随即指挥我和其他9个新兵上了一辆卡车。车厢没铺任何东西，我们把背包放在车厢底板上，人坐在背包上靠着厢板就出发了。行车约两个多小时到了横山县城，记得晚饭是在县招待所吃的，饭后县政府和武装部组织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会上县政府、武装部领导和区、公社武装部干部代表讲了话，鼓励新兵要安心部队工作，为保卫祖国作贡献，并表示他们会关心军属，让我们走的放心。最后还让新兵代表作了表态发言。会后县剧团又表演了几个折子戏。散会后我们夜宿横山中学，这一晚上和我在这里上学时冬天住的宿舍（窑洞）完全不同，一进宿舍炉火正旺，一个晚上没有一点冷的感觉，可见县领导对新兵的重视。

第二天早饭后继续乘大卡车向靖边进发，因为只有60多公里的路程，中午就到了目的地。这时绥德、子洲、清涧、吴堡的新兵与我们会合，5个县的新兵约过千人。当晚在县剧院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仪式后，观看了县剧团演出的现代秦腔《芦荡火种》，即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前身。第三天早饭后七八十辆满载着千余名新兵的大卡车浩浩荡荡向宁夏青铜峡火车站行驶。

宁夏盐池县境内的明长城

从靖边县到宁夏盐池县的这一段，都是石子儿路，且又经风沙肆虐，不但路面不平，有些路段还被沙子掩埋，所以行驶速度很慢。那天又是扬沙天气，车队在黄沙弥漫中行驶，后面的车看不见前面的车，坐在车上的人都勾着头，不敢往前看。不足三百公里的路程行驶了八九个小时，大约下午5点左右才到达青铜峡火车站，新兵下了大卡车个个灰头土脸，如果不说话，可能谁也认不出谁来。饭前（中午没有吃饭）谁也没有洗脸（就没有水），只把衣帽上的土拍打了一下，吃了饭便组织上火车。

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土包子，以前就没有见过火车，看见铁路上黑乎乎的一绺，不知道是什么，接兵的说这是货车，客车究竟是什么样就更不知道了。上车前要求人人排一次大小便，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车一看车厢底铺了一层稻草，厢壁还沾着煤灰粉尘。接兵班长们指挥我们把褥子和床单铺在草上，大家就躺下了。要开车了把车门一关，里边漆黑一团，确实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叫闷罐车（照明工具只有接兵班长带的一把手电筒）。

宁夏青铜峡火车站

这时谁也无心说话，也因为太累了，一躺下就进入梦乡。可是到了晚上有人要小便怎么办？接兵班长想的办法是，手电照明把车门拉开一条缝（我们乘的那节车厢是推拉门），两人架着要小便的人，因我是副班长，只要有人小便，我都要起来架扶，记得那一夜我起来了3次，这才知道了事先为什么要求提前排便的原因。

这一路上李德荣是我们新兵班的班长，一直与我们同乘一车，他比较喜欢我，一有机会就主动和我唠家常，不过有些话他是在“骗”我，是想和我拉近距离。比如他一直对我说他是甘肃某县人，在家里还放过羊。可是第4天早晨到了兰州火车站，一下车他就给我向北指了一下说：“我的家就在那个地方！”我反问他：“你不是说家在农村吗？”他嘿嘿笑了一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下，那个方向全是高楼，离火车站还不很远（以后才知道那是东岗区）。

六七十年代的西宁火车站

饭后我们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车向西行进，当天下午三四点到了西宁市，因为所有的人身上实在是太脏了，所以就安排先去洗澡。洗澡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新鲜事，到了澡堂只见是一个长方形大池子，里边有冒气的热水，我不知道怎么个洗法，脱下衣服就学着老兵的样子进入水池，泡了一会儿就胡乱地在头上、身上抹了些香皂，简单地搓洗了一下就出了澡堂，虽然洗的不很干净，但总算把身上的污垢和煤尘洗掉了，也觉的舒服多了。

饭后班长李德荣又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咱们是骑兵，你喜欢骑什么颜色的马？”我没加思索就说：“红色”。因为陕北民歌有一句歌词就是“骑红马挎洋枪，三哥哥要吃八路军粮……”这首歌广为流传，也影响了我。

说起骑兵一事，我还想说，那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人，真是见识太少，只知道穿黄衣服的就是解放军，对空军、海军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根本不知道，就说骑兵穿马裤，接兵的来到家乡也都穿的是马裤，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骑兵，如果李班长不说，可能到了军营才会知道。

日月山

第二天（行程的最后一天）出发前，因为新兵已分配到各个连队，安排一个连的坐一辆大卡车，和我同坐一车的只有马耀义是从小就认识的。去武镇接兵的人也没有同坐一车，而是另外一个老兵（以后才知道他是四连的排长）。出发以后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只知道当天就能到达军营。刚上车新兵们的情绪还比较高涨，在西宁到湟源这段路上都有说有笑，有些活跃分子还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和陕北民歌。

可是在翻越日月山时，车在盘旋路上爬行，速度很慢；可能是缺氧的原因（当时并不只是缺氧），有的人已昏昏入睡，没睡着的人也是无精打采，一声不吭。我虽然没睡，但也是稀里糊涂翻过日月山的。

下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倒淌河兵站，车停下让我们下车排便、饮水，小憩之后，又上车继续向西南前行；实际到了兵站，就算真正进入了藏区。老兵们说离军营不远了，这时新兵们又来了精神，看到茫茫大草原，一尺多高的牧草，好像金黄色的麦浪随风摇摆，都感到稀奇，个个东张西望。但在公路两旁没有看到牛羊群，我只看到一个穿长袍的人露着一条胳膊，（那时我不知道是藏族）骑着一匹小红马，甩着马鞭在草丛的小路间悠闲地行走，心想我们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车行不到一个小时，进入山间拐了几个平缓的大弯后，车向下行驶，望见四面环山（山不大）的一块盆地，似有人住的地方，再往前就发现有好多建筑群，这时和我们同坐一车的老兵告诉我们：“这就是青海海南州，我们的营房就在这里！”

听说就要到了我们的军营，新兵们精神又为之一振，不停地向前张望。到了海南州下了个缓坡，路边不远处有营房，老兵说那是咱们团机炮连和二连的营房，只看见一群老兵敲着锣鼓欢迎他们连的新兵。我们四连、三连和特务连的新兵车继续南行，我不知道还有多远，心里还有点着急，实际距离很近，车行不到5分钟，就看到了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老兵。

就这样，历时五天，长途颠簸，行程一千二三百公里，我们终于到达自己的部队——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军营

到了四连驻地，车没有直接进营房，而是在离营房大门还有七八十米的路边停了下来，只见大门外路的两边站着欢迎我们的老兵，有的敲锣打鼓，有的高喊：“欢迎新战友”、“欢迎新战友入伍”的口号。有一些老兵看到我们要下车，就跑来站在车厢边扶着我们下车，还不停地说：慢点小心绊倒。

我们一下车，又来了一些老兵，争着抢着把我们的背包提到他们手里，另一只手拉着新兵的手进了大门。进门一看院子很大，老兵帮我们把背包整齐地摆在大院中央，先让我们坐在背包上休息。接着又有老兵用自己的脸盆端来了水，让我们洗脸。洗完脸的水还不让我们泼洒。

这时我的心里一股暖流涌动，没想到老兵对我们是这样的热心和体贴。我们洗完脸，已经已到下午开饭时间，连首长考虑到新兵早上吃的饭，现在肯定饿了，就听到有人喊：“新兵先开饭，老兵等一会儿！”

然而，我们分到四连的这近40个新兵的第一顿饭就吃出了故事。

新兵们听到要开饭的喊声都像待哺的婴儿，急不可待地取出自备的碗筷，我的碗实际不是碗，是个黑色的盆，其他人和我差不多，拿的都是大号碗。因为这天天气好，吃饭就没进饭堂，炊事班抬出一个大排灶锅放在院子中间，里边盛的全是羊肉手抓，还端来一大筛子馒头，让我们随便吃。

可让连首长和老兵们没有想到的是，炊事班煮的肉是给全连130多号人吃的，（以后听说是两只大绵羯羊，有一百二三十斤）可是让我们这些“饿狼”第一轮就把一锅羊肉吃的精光，炊事班只好又把伙房炖肉锅里的羊肉，连肉带汤全舀了出来，又让我们连肉带汤一扫而尽，馒头也没剩下一个。那天，我吃了一盆半手抓羊肉和4个馒头）。

连队干部和老兵还没有吃饭，炊事班只好重新做饭，当然就不是手抓羊肉了。连队的干部和老兵看到我们这帮新兵这么能吃，都感到诧异。但是连长却高兴地说：“这批兵将来肯定能干！”后来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饭后，连首长就地宣布，把新兵分到了各个班。我被分到二排五班，分到这个班的还有侯宗表、邱德明、李坤乾。五班的老兵把我们带到班里，一进宿舍老兵就帮我们解背包，往床上铺褥子，让我们先上床休息，还问寒问暖的，有的还端来了开水让我们喝。老兵们的真诚和热情，不但使我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也忘记了想家。当晚我是扎扎实实睡了一觉。

第二天起来，老兵带我们到马厩做马事勤务。进了马厩一看全是红马，心想李德荣班长还是帮我实现了骑红马的愿望。就此，意味着我的骑兵生涯开始了。

来到部队后，经过连首长和老兵的介绍，我逐渐了解了我们这个团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

青海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

我们团驻地就在共和县的恰卜恰镇，该镇地处青藏公路的交通要道，州、县机关都设在此镇，海南州就成为青海省翻过日月山进入藏区的第一个“大”城市，实际上说海南州是城市还不如说成是军事重镇更加贴切。州、县机关虽然都设此地，但所有建筑都是平房，行政机关编制的人员也不多。倒是军人不少，当时除我们团，还有驻扎了其他部队。

我们连的营房就在镇南约3华里的公路边上，这里原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建的一个废弃机械厂，院子占地很大，四周有围墙，墙内有五排平房，一排窑洞；南边有两座大厂房（作马厩），院子西边有口水井。我在此院生活了三年半，院内的一砖一瓦至今记忆犹新。

（未完待续）

本刊独家原创 抄袭剽窃必究

1964年12月，刘起来（二排左一）从陕西横山县入伍，与同公社入伍新兵合影

作者小传 刘起来，陕西横山县（现为榆林市横山区）人，1946年2月出生，1964年12月入伍，历任骑兵第二师六团四连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团政治处工作员），陆军第二十师炮兵团干部股干事，榴弹炮营一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教导员，宣化炮兵学院政治系学员，兰州军区守备一师炮兵团政治处主任，宁夏军区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宁夏盐池县人武部政委、县委常委等职。1986年10月转业，先后任宁夏印刷物资公司副经理、经理，宁夏博誉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2月退休。

原文编辑：曹益民

本文编辑：徐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