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在我身后

那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离开生我养我近三十年的村庄。

过了正月十五，送了祖宗，该出门的出门，不出门的就要准备农活了。年味到了初八就开始淡了。冬天还没走，寒气像老鹰一样还在村庄的上空盘旋，光秃秃的树枝在空中涂写着无奈。

匆匆吃完新年的第一餐，妻子就急急的带着三岁的女儿，一岁的儿子去她娘家了。老丈人家不远，骑上自行车没十分钟的路程，早去晚归的。反正家里只有亩把地的麦子，几分地的油菜，闲的很。我就缩在家中，窝在火桶里，烟雾缭绕中，品着那咸菜叶般的老茶，哪里也不想去。偶尔有玩伴来我家打打小牌，聊聊天，似乎生活在恍惚中。

有天觉得无聊，便掩上门，也没用锁，去村后面的“北大地”看看，那里有我家的麦地，“北大闸”还有几分地，很远，懒得去。冷风呼呼的，麦子还没有拔节，稀稀的，像癞子头上没长满的头发。不过有闲不住的人开始在给麦子松土，准备二次施肥了，远远地看上去是个孤独的影子。眼皮下我家的麦子长得很瘦弱，一双地只种了两行，黄黄稀稀得像个丑女人的两道眉毛。两边的空地留着套种棉花，空地上也长着杂草。忽地想起母亲的话：这么一点地就是种黄金也发不了家。

种黄金没这个本钱，麦种还是欠的，我咬咬牙，狠狠地跺了跺脚，有泥。

回来经过生产队的老稻场，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已经造了几家房子，弄得路也是七弯八拐的，看着别扭。路西边静静地停着一辆宝蓝色的轿车，商标像个十字架，是汪家老二的。听说这两年在广州挣了不少钱，他娘去广州都是到合肥坐飞机飞过去的。比我小几岁，记得他小时候老是流着鼻涕，流得长了就用袖头擦一下，几天下来，袖头闪着光，和剃头的荡刀布差不多，看着叫人着急。想想像是没几年似的，印了那句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一点没错，看人看事眼光得放长远点。

拐过锅屋的墙角，见建蹲在我家的门坎上，正举着茶杯，像是欣赏茶叶又像是看水的深浅。他一看到我就蹦起来，咬牙切齿的：死到哪里去了，大门开着却找不到人？我笑笑：去地里兜了一圈，又没什么事。建说：兜个卵，那点地收的麦子都不够别人买条烟的，弄点菜，搞一杯。

剩菜有，只是凉的，又捧了点熟花生，两人碰起了杯。空气冷而沉闷，最多的是叹息声。墙上相框里，女儿在她妈的怀里，头扭过来朝我笑，甜甜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好看。

队里不能呆了，要疯的，建说。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老同学又是同龄人程这几年在苏州赚了不少钱，上午几个人去他家推牌九都想赢他的，不曾想反被他满了几庄，给几个人的口袋里没收得干干净净，听说建的香烟钱也输给他了。有人感叹：越有越正，越无越空。

那怎么办？去哪里？我问，我没提推牌九的事。

找三鬼去，建说，再呆下去脸都丢尽了，明天就走，正月都要过去了，一年快的很。

晚上妻子回来了，和她说了下午的决定，她没阻拦，只是轻声地说，你没手艺又没力气，出门做么事呢？说着眼睛便红了，就要去收拾东西。我说，明天下午的船呢，急什么？妻说，那我明早去外婆家要点花生你带着，没事的时候剥剥消消闲。我说，外婆炒的花生没你炒的好，都炒老了火的，不香，苦……

外面有人放着礼花，那是过年没放完的，一团团火球在空中绽放，绚丽得很，只是片刻又恢复了宁静。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们就悄悄的出村了。天气还阴沉着，风在树枝间呜呜直响。妻子抱着女儿靠在墙上，无奈地看着我们远去，后面女儿在叫什么我也没听见，风太大。

上了江堤就是红旗闸，再顺着江堤向东走两百多米便有一条斜斜的小路插向江边的小轮码头。还没下江堤就想起两年前的一天下午，也是在这里，这个时间。我从街上回家，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坐在江堤边沿的草皮上，头埋在双腿间，披着黄色的大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远看像一堆草。这个人就是三鬼，我弟弟。

去哪里呢？我推推他。

他没有抬头，摇头的样子是整过身体在摇。

其实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知道事情的大致了：弟弟在老湾开店是我好不容易赚的钱给他做本钱的。后来他又学会了做大饼，父母收的麦子都给他了，早上他正准备出门，碰到父亲回家问他要麦子钱，他死活不说话，逼急了才说赌博输了。气得父亲找根树棍打他，他也不跑，偶尔抬下胳膊挡一下，后来树棍断了，父亲的气还没消，我就在边上没拦着父亲，我恨不得再找根结实一点的棍子给父亲……

现在我和建就要去常熟找他。

隐隐的看到轮船从上游向这里驶来，两层的，闪着昏黄的灯光。这是枞阳到南京的加班船，那时候叫“南京班”。坐这班船的大都是和我们一样背着个蛇皮袋的，挎着蓝布牛仔包的，还有挑鸡蛋鸭蛋去芜湖卖的。

下了江堤就再也看不见老家的房子了，也看不见在风中乱舞的高高的树梢。其实出了村我就没有回头，那一刻，村庄已在我们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