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魂——记潘汉年

作者：陈修良

来源：上海老底子

他的谜一样的一生常常使我想到许多问题。他的一生对我虽是一个谜，但却又使我从这谜一样的生活中悟出许多世事。 ——于伶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汉年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自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境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有祖高魁父秀才

清贫破落蕴奇才

——于伶

1906年1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臣，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 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臣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哥哥在大革命时期在陆平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莘臣都是积极支持的。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臣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

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

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青年编辑《小朋友》

水番三郎唱《幻洲》

——于伶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

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头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运动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并请他主编创造社的《A11》周刊，该刊迅速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

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在三德里A11号作门市部兼编辑部，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和邱韵铎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 “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

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

霞飞路旧貌

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他又自称“新流氓主义”，表示硬是和“正人君子”过不去。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羽檄文坛兴队伍

小开为党力绸缪

——于伶

1926年底，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半年后，蒋介石叛变革命，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革命军日报》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由他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8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他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

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二十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

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青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头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双肩挑”。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发起和主持“中国反帝自由大同盟”，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汉年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创造社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它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卫党除奸泣鬼神

瑞金转战一雄兵

——于伶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篡夺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刚调到中央军委“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

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中央与省委机关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

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代表中央“特科”突然出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潘汉年调到“特科”，正赶上这样的时候，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秋！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特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特科时期的潘汉年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向应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

我看毕条子，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

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

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己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

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来客板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鼓楼

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我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

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

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

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本文作者陈修良一家合影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从夏衍同志追叙的一件往事中,很可以看出潘汉年的工作是多么机智灵活：1933年冬,潘汉年奉调中央苏区工作,临行之前,突然找到正在搞情报工作的夏衍。见面后,潘汉年雇了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地开到法租界薛华立路的一座小洋房里。

1930年夏衍在上海

这家主人是一个年约五十岁的绅士,他对潘态度亲切,没有客套寒暄。潘汉年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就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

潘汉年指着夏衍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

这位先生和夏衍握手后,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

潘和这位绅士随便地谈了一番,涉及人的名字夏衍竟亳不了解。临别之时,主人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他也没说声“谢谢”就收下了,原来这里面放着许多政治情报。

至于主人是谁呢?潘汉年只是告诉夏衍：“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一直由我单线联系，你绝对不能怠慢他!”潘还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巡捕房不敢碰,你在危急时,可以进来避难”。

之后,夏衍就这样经常往那里去拿主人给他的“礼物”,他再转到有关者的手里,始终不敢冒昧问他尊姓大名以及社会身份。半年之后,彼此熟悉了,这位神秘的老先生才悄悄地告诉夏衍,他叫杨晢子,即杨度。这一介绍连夏衍这样有阅历的人也吓了一跳,原来这位长者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

杨度是秘密党员,还参加了秘密的“红色互济会”组织,救济为革命入狱的志士家属和烈士遗族。杨度自己也捐献了一笔巨款给“互济会”,他入党就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的。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强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情,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牛兰夫妇

“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许国敢辞千里役

忍寒还耐五更风

——于伶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2年初。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11项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合影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其时,潘汉年还与广东反蒋将领陈济棠、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虽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不无关系。潘汉年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所作的贡献是显然的。

长征途中,潘汉年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派他离队去莫斯科找共产国际。

潘汉年很快在云南、贵州边界离开队伍,结束了他在中央苏区的军队生活。离队时,他机智地化装为一个烟土贩子,混在被红军俘虏的烟贩中,故意表示反抗押送的红军,帮助烟贩脱逃。烟贩自然把他引为同类,一路上对路不熟话不通的他多方照顾,因此顺利通过黔、桂、湘、粤四省关隘,终于从香港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潘汉年又恢复了“绅士”模样,与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商议在上海组织救国会团体,与红军的武装斗争相呼应。

在上海,潘汉年见到陈云同志,和陈云同志一起搭轮到了海参崴。陈云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潘汉年则在大会结束后才赶到莫斯科。红军在长征途中丢失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潘汉年在莫斯科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记熟密码带回中国,他在短短的日子里硬是把密码背了下来。

20世纪30年代的陈云

1935年11月,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有所松动,蒋介石以为红军已经削弱。幻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谈判方式改编红军然后彻底消灭之。因此,国民党政府令驻苏大使馆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派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但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1936年5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这次和他同行的是胡愈之。他们两人由莫斯科假道巴黎到了香港。一到香港后,他立刻通过邹韬奋的《生活日报》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和党的政治主张，并派胡愈之先回到上海找冯雪峰,冯随即赶到香港与他商谈。两人共同决定找国民党方面的要人接触,后来终于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

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回到上海传达中央决定,由冯雪峰负责恢复上海党的组织工作,自己则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汉年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滚瓜烂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9月间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信南下。致宋庆龄等人的信中,毛泽东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潘汉年把信亲自送到这些杰出的爱国者手里,此后一直和他们维持着密切的联系,努力推动上海文化界的救国运动。

此外,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在上海直接找了张冲,张又约他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烜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上海沧州饭店旧貌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陈立夫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往于西安、延安间，代表党与张学良联系，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

1937年4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全面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确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敌垒森森步从容

出生入死立千功

——于伶

早在1937年5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7日，潘汉年与刘晓在中国饭店秘密会面，刘晓的夫人张毅在门外“放哨”，买了张晚报，发现“七七事变”的消息，急忙送给他们两人看，他们立刻意识到，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以后的斗争必须适应新形势。

几天后，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上海地下斗争领导集体照：前排左起王尧山、沙文汉、刘长胜、刘晓、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后排左起：赵先、张毅、刘人寿、张承宗、王清、黄景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支援抗战，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当时上海幸存下来的正式党员不过几十人，但这些党员都是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战士。“八办”对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大赦”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先行审查，然后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如《译报》等。

李克农与当年中央特科的几位老同志在原八路军上海办事处门前合影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汉奸的破坏。

1937年12月间，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事文化与情报活动，同时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到香港或大后方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又是潘汉年派干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亚子、邹韬奋、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离)。在武汉沦陷之前，他又赶到那里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1939年宋庆龄与何香凝在香港合影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党要求情报工作适应形势长期隐蔽，有目的、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机关。潘汉年在武汉查知有个汉奸在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曾做过周恩来的警卫员，后来被捕投敌，此时已投向日方且红极一时。

潘汉年得知此人尚未死心蹋地，私心希望和我们方面拉关系，做两面派人物，决定派女诗人关露去找他，对关露，对方不太信任；潘汉年又派另一位同志与此人直接联系，从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敌方军事情报。武汉工作完毕，潘汉年重返香港，在华南局领导下工作。

1938年9月，潘汉年经重庆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敌占区的工作问题，还常到中央党校和社会部情报训练部讲课。

1938年潘汉年与陈云等在延安(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与董慧相识。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来延安进抗大，是位热血青年。潘汉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护理，终于相爱。1939年，两人结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亲办的道亨银行当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潘汉年最贴身的助手之一。她传递情报，筹措、保存活动经费，工作极为出色。由于她的社会地位，为其来往港沪之间从容工作提供了便利。

于伶同志的下述回忆可以使我们想见当年他俩的工作配合是多么默契：

“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指潘汉年)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潘汉年的情报据点主要放在香港与上海。他则仆仆风尘不时来往于港沪之间。

1938年3月29日，潘汉年在广州与文化界人士合影(照片前排左起为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1939年秋，汪伪粉墨登场，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仍能从敌人内部及时地搞到精确的情报，迅速通知江苏省委，斗争艺术令人叹服。

关于潘汉年与江苏省委的联系方式，于伶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

“某晚，剧社女演员蓝蓝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咖啡馆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1951年，沙文汉与本文作者陈修良摄于杭州西湖

潘汉年的长处是不拘一格用人材,在沦陷区善于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取得情报。如日本军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意图,我们早在1941年夏已得到情报,由此可见他工作的出色。

至于他自己在工作中的机智灵活,更是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的侄子潘可西在《怀念三叔潘汉年同志》一文中列举的三个小故事,很可以看出他娴熟的斗争艺术：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备用的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着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着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1938年初，潘汉年(中)与夏洐(左一)在广州

潘汉年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善于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但他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分领导人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辗转来沪，之后，由潘汉年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把他们安全送回根据地。

1942年,鉴于太平洋战争后的形势,中央电示江苏省委和潘汉年本人,迅速由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

这年9月,江苏省委机关陆续转移过江。在转移前,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交通线,保证了过江同志的安全。

11月初,他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决定动用情报系统的交通线过江。途中,潘汉年装扮成一个阔绰的商人,西装革履,外加秋季大衣,时髦而不俗,俨然洋派经理模样。从上海到镇江,一路上盘查很严,但他们一行因坐在空荡荡的二等车厢里,没有被人注意。

到了镇江,便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带着个穿长衫的人前来迎接,请潘汉年一行住进金山饭店。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对同行的夫人赵先说,那个穿西装的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

第二天,潘汉年又告诉大家有个伪军官请大家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犹豫不决,脸有难色。潘汉年坦然地说：“这些叛徒明知汪伪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地区做生意的。”

吃了饭,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又大摇大摆陪他们逛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他们乘上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青年伪军混杂其间。从这些伪军的和气态度可以猜出,他们是镇江特工站派来护送的。

下午到仪征县城,住进很简陋的客栈,次日天蒙蒙亮,那个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又改穿中装短衫,带来几个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他们直赴城门口。

当时城门紧闭,特工人员和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放行。刚走了几步,城墙上的伪军突然嚎叫：“站住!”

大家转身看城墙上的伪军,气氛顿然紧张。潘汉年却从容地用两手筒着嘴,威严地斥责伪军：“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

经这一训,伪军噤若寒蝉,大家重又上路,走了十几里,在一个小山岗,又被两个小男孩威风凛凛的“站住,不准动!”挡了道。又是潘汉年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这才跟着报信的孩子进了村,与特工人员和挑夫分手。他们步行三天才于11月6日到了顾家圩子。谁知后来这次传奇式的经历竟作为“镇江事件”成了潘汉年和他同行者的罪行!

实际上,潘汉年在敌占区建立的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络的畅通,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还向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紧缺的物资。“镇江事件”证明潘汉年所建立的交通线安全有效,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大功绩的。

1943年,潘汉年参加根据地的整风,竭尽所能保护了受到冤屈的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即殷扬)。后来扬帆写诗赠潘汉年,对潘“殷勤慰我铁窗前”极为感激。在新四军机关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诬陷陈毅和潘汉年,甚至把陈毅挤走,对此,潘汉年是做过斗争的。

扬帆

1944年底潘汉年赴延安参加第七届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不少干部联名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表示对饶漱石不满,请陈毅回华中,并托潘汉年将这一报告送到中央。启程之前,潘汉年给上海情报部门负责人张唯一写了长信,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的情报工作暂由刘长胜领导,重申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主要干部作了安排。

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天亮前后 履险如夷

道路分明在

火中堪铸魂

——潘汉年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电台，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为突出。

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

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各色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潘汉年手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

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不顾敌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其中著名人士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

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20架飞机起义，也是潘汉年组织策动的。

“两航起义”前，依次准备起飞的飞机

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当年的《文汇报》版面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在东北的接管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解放初期的潘汉年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

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

陈毅、潘汉年、盛丕华的签名

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

1953年，潘汉年同志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六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瑶瑟韵绝 千古奇冤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李一氓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 “失踪”了。从1925年参加革命起,潘汉年的斗争生活真可以说“电闪雷鸣”,但如今他却被描绘得千疮百孔,几乎体无完肤。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与副市长潘汉年在市内视察工作

见诸1958年7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社论,首先公开了潘汉年一条叫人百思不解的“罪状”：“潘汉年、扬帆与胡风都是三十年代文化人”，“钻进党内来了”。这一笔非同小可,“三十年代文化人”似乎都可怀疑,为当时及以后的深文罗织、广泛株连埋下伏笔。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 “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在潘汉年的“罪行”中，“镇江事件”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潘汉年、刘晓一行经镇江前去淮南根据地的事实已如前所述，但如今却成为潘汉年是“内奸”的铁证。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是：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扬案”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

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潘汉年曾被羁押在这里

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

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

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在1936年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这条罪状已详见前文所述，缺乏事实根据显而易见，我们可置而勿论。这里就不说了。

再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京郊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潘汉年、董慧夫妇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字字血泪，简直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了！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潘汉年生命的最后的22年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潘汉年、董慧夫妇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

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

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