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他泣不成声指着屏幕说：这是我的妻子

1957年某天，昏暗的电影院里，台下座无虚席，观众们时而赞叹，时而愤怒，时而悲戚。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士，坐在人群里，眼含热泪，注视着电影屏幕。此刻正在播映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影片。流动的画面，从心底一趟趟穿过，轧着思念的神经。‘赵一曼’是他的妻子。

他与新婚妻子仅共同生活六个月，妻子怀着身孕与他在莫斯科分别，在此后的日子里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直到赵一曼牺牲20年后，亲人们费尽周折，才确认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四川宜宾县女子李一超。

影片《赵一曼》

李一超的丈夫名叫陈达邦，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读书人家庭。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为何要提到任弼时同志呢？因为陈达邦的革命道路与任弼时有关，走上革命道路的陈达邦后来才遇到了李一超。

陈达邦的小妹陈琮英，由双方父母做主，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1926年他们在上海成婚，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1926年扩大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地址在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别名黄埔军校。

任弼时认为进入黄埔军校对于革命进步青年是一个好的前景。他给姐夫陈达邦写信告知，希望他去争取考入黄埔军校的意愿。陈达邦后来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年顺利考进广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乃于7月15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共产国际制定了一个战略性计划，选派优秀党员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而诞生，故以“中山”为名。

1927年9月的一天，他们乘坐海轮，告别祖国，前往莫斯科。

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48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一超。

1905年10月25日，李一超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区黎明乡白杨嘴的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李鸿绪，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两男，李一超排行为七，在姐妹中最小，故称幺妹。

李一超家住的白杨嘴，分为；上白杨、中白杨、下白杨，都为李姓所住。李一超在学习之余，不是在上白杨跑一圈，就是去下白杨走一走。有一天，她在侄儿侄女面前说：“我现在要展劲读书，长大以后好去留洋。”侄儿侄女们听了都投以哄笑。从这以后，侄儿侄女见到姑姑来时，就大声地喊：“留洋的来啦！”还取笑说：“幺姑，幺姑，你要留洋啦！当真你从中白杨留到上白杨又留到下白杨罗！”李一超总是笑盈盈地回答说：“你们看到嘛，我以后就是要留洋。”1927年9月党派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一超“留洋”夙愿真的实现了。

1923年她和二姐李坤杰加入了社青团组织，后来考入了宜宾女子中学，两年后转入重庆女二师，参加爱国运动时，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1926年北伐胜利后，12月的一天《新蜀报》登载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取第六期政治科学生的启示。宜宾得派两人去学习，党团为此开了常委会，决定派李一超和另一名叫段福根的同学去。经过初试，李一超被录取了。
1927年初，复试在武昌两湖书院进行，包括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外加口试)。李一超榜上有名，这在中国历史上，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性。

2月6日全家人在宜宾合江码头为她送行，这一走，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李一超在军校女生队的半年多时间里，接受着严格的训练，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人生磨砺。

女生一律留短发，着深灰色军装，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配发短枪。

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

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21时半睡觉，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8节课，4节学科课，4节术科课。学科课主要学习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术科课主要是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实地军事演习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将黄埔军校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女生又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

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学员紧跟作战的男学员部队，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工作。子弹在她们头上呼啸，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从战场上下来，女生队积极做宣传工作，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军队”，使革命军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女生队被迫解散。很多学员都回家了。赵一曼没有走，她脱下军装，化装成逃难的农妇，乘船赶到上海，等待接受新的任务。由于她的党性与觉悟很高，后来，李一超由党组织挑选派往苏联中山大学。

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李一超不会俄语，交流尤为困难，陈达邦在语言上颇有造诣，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主动给同学们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

在学校的小路上，经常可以看见李一超赵与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一起散步、交流。这个小伙子就是陈达邦。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

陈达邦对李一超格外的照顾些，从政治上上和学习上，都对这个小自己5岁的姑娘提携指点。两人也是郎才女貌，相处融洽，异国他乡，彼此帮助，共同成长。渐渐地爱情的种子在二人心中悄然生长，他们自由恋爱了。经向校方申请，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结为夫妻。

陈达邦

结婚那年的暑期，两人一同到克里米亚海滨休假，那段时光亦或许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幸福的生活，让人觉得踏实而温暖。

甜蜜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分别来得实在太快。1928年冬，赵一曼怀孕4个月时，党组织却有任务派她提前回国。

妻子有孕在身，还有肺病，陈达邦如何也放心不下，想留下她，生完孩子再说。看到妻子坚决服从，就决定与妻子一同回国，她不同意。陈达邦想要送她回国，她也不同意，就让陈达邦在苏联好好学习。陈达邦拗不过妻子，不愿让她为难，只能把身上最值钱的一块怀表和一枚金戒指给了妻子，让她遇到难处时应急。

陈达邦在《忆一曼》的文章中写道：

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四个多月了，我建议释怀以后再回国，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为了照顾她，我又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她的党性和原则性多么强……

李一超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往祖国的轮船。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1月21日夜，李一超在湖北工作地生下一个男婴，还好生产顺利。她给孩子取小名“宁儿”，希望儿子一生安安宁宁。
李一超带着孩子从事地下工作。颠沛流离的生活，险象环生的经历，让她不得不考虑儿子的安置问题。自己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母亲也不愿这种危险降临到孩子身上。
她抱着儿子来到上海，拍了一张合影，将这张照片随信寄给了远在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然后，把儿子送到了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里，由他们代为抚养。

上次与丈夫分别是一场诀别，今日与儿子离别又是一场诀别!

骨肉分离时，儿子才1岁零3个月，从此，生死两茫茫。一个母亲，离别爱人，扔下襁褓中的幼子，现在看来难以理解，但放到那个时代大背景下，那种超越平凡人情感的牺牲则显得伟大而弥足珍贵。

陈岳云的弟弟陈海龙在1964年11月6日给赵一曼纪念馆的回函中，对赵一曼生前送孩子到汉口的情况进行过细致描述:

记得她到我们家时，我们对这位陌生人都不认识，后来经过她自我介绍才清楚。我们都称呼她八嫂，她不胖不瘦，中等个子，长长的身材，面目清秀，短发；穿的绸面棉旗袍，短裤，半高跟鞋，说一口不大流利的普通话，对人和蔼可亲。
掖贤那时候正在牙牙学语，刚刚学走，天真烂漫的模样，让人疼爱。
从此她和心爱的孩子永别了 ，虽然她和我们在一块儿生活不久，但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她去后，看到掖贤那副寻娘的小脸，周围的人无不为之鼻酸。
今日言之，回忆起来，她那种与爱人与孩子离别，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英勇精神永远值得祖国人民学习。
我八哥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由法国回到祖国，他们父子是在长沙团聚的。记得赵一曼有一次上海来信给哥哥，通信处是：上海市鸭绿江路×号×××转李一超。

赵一曼儿子宁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武装侵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北的大好河山遭到日寇的铁蹄践喳和蹂躏，东北的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沦为殖民者的奴隶。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加强东北党组织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党中央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李一超由此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她从此由地下工作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为了抗日不连累亲人，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

刚到游击区时，赵一曼对东北农村的生活不太习惯，作为南方人，她吃不惯苞米粒子、大饼子、高粱米饭。为了开展工作，她克服重重困难。

1934年7月，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一次，一曼在伪军搜山中被捕。他对伪军连长张某说：“现在要你们反戈抗日可能难以做到。但你毕竟是个中国人。我希望，除了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死伤难免外，你们决不可对自己的同胞搞抢、杀、烧，最低限度抓住自己的同胞不交给日本人……。至于我，要杀要砍，由你连长下令，但不要把我交到日本人手里！”张某被赵一曼大义凛然的言行所感动，将她释放。

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由于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她胆量过人，有着男人的刚强意志 ，原本战争应该远离女子，但是危难时刻，英勇的中华儿女，她腰里常别着匣子枪，带领模范队、青年义勇军与敌人作战，驰骋于滨绥铁路以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一带。出其不意，给日寇一次次沉重打击。

赵一曼的名声在群众中很是响亮，整个哈东游击区，都在传说赵一曼白马双枪英勇杀敌的故事，群众称赞她是“英姿飒爽，目光炯炯，身披大衣，腰系皮带，手持匣枪，威严如铁……文武双全的女指挥”“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5年11月15日，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带领二团50余名战士遭到300多名日伪军的围攻。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被子弹穿透。突围后，她与几名战友一起，在珠河县侯林乡小西北沟养伤。7天后，他们的行踪被特务发现了。11月22日上午，珠河县日伪警察队袭击他们的住地，两名战友牺牲，赵一曼左大腿骨被打断，和另外两名战友周伯学和杨桂兰一起被俘。敌人找了一辆牛车把他们拉到珠河县城，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连夜进行审讯。

大野泰治在后来的供词中写道：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在不断往外渗血。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据敌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记载：

“赵一曼女士，这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中国女性不是普通的农家妇女，肯定是在共产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负责人。”“既然逮到了，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

敌人把周伯学带到别处关押起来，把赵一曼和杨桂兰临时关在拘留所旁边的一间喂马的草料房里。赵一曼非常关心杨桂兰，不愿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敌人的折磨。她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就说是赵一曼找她来伺候枪伤，别的什么也不要说。一切都由赵一曼承担，这样敌人查不到实据就能放她出去。

后来杨桂兰在珠河县警务科被关押了二十八天后，释放回家。

敌人对赵一曼的身份还不清楚，大野决定连夜审讯。当大野问她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一般情况时，赵一曼编造了一些假话。大野又问她关于三军部队的事，赵一曼坚决回答：“关于抗日军的事，我不知道。”又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关系”。

赵一曼最后坚决说：“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

大野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有些恼火，就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手的伤口，赵一曼怒瞪着他。这个家伙又用鞭杆狠戳赵一曼的伤处，一阵剧烈的疼痛，赵一曼几乎昏了过去。

警察找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医生，大野对他命令说：“这个女人，不皆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医生给赵一曼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了腿部的伤口，摇着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

十二月十三日夜里，大野用汽车把赵一曼送到南岗警察署，放在外侨户口登记室地下一个草垫子上。然后由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从市立医院要来一辆救护车，派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长张兴武把赵一曼送到市立医院，放在楼下第一病房一个有十几名伤病犯人住的大病室里，并派南岗警察署管内邮政街派出所警士董宪勋、范迪民、田××等三人轮流监视。

医生在给赵一曼腿部拍片子当中，发现有二十四块碎骨片散乱在肌肉内。

经过张柏岩医生三个多月的治疗，赵一曼的伤势很快好转，由原来的不能坐，恢复到可以拄着拐杖散步。敌人见她的伤势好转，马上又把她押到哈尔滨警察厅审讯，送回来时，赵一曼遍体鳞伤，不省人事。

张柏岩义正辞严地对日寇说：“我治疗的再好，怎么能经这样的折腾她，如果下次再这样折腾她，请不要再送医院了。”大野走后，张柏岩又对院长便衣特务说：“他们叫我治就别打，要打就别叫我治，治好了又打坏了”由于张柏岩的据理力争，此后在治疗期再没提审赵一曼。这次提审后，张柏岩再次精心对赵一曼治疗、护理，不久伤势逐渐奶转，她又能够坐起来，自己也能吃饭和处理日常生活，有时还可以在室内扶床站立。

赵一曼在医院

在医院，赵一曼向中国籍医护人员、看守宣传抗日救国大义。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决定营救她。

1936年6月28日晚，大雨滂沱。董宪勋和韩勇义乘雨夜把赵一曼背上事先雇来的小汽车，雷电交加，道路泥泞，经过辗转他们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29日晨，警务厅得知赵一曼失踪，顿时炸开了锅。被抓来的白俄司机，在酷刑下供出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驾车、骑马的日伪宪兵、特务们开始追踪。

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眼看敌人的车队、马队逼近，赵一曼沉着地说：“不要慌！大家记住口供，就说是我用钱雇请你们送我走的，一切与你们无关。”赵一曼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再次被带回哈尔滨。

赵一曼第二次被捕后，在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还多次给她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迫喂灌许多掺有咖啡因的盐水和含有高纯度甲基苯丙胺的葡萄糖液。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继续审讯。

最后，日军绝望了，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休想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凌晨，一声汽笛嘶鸣，赵一曼和周伯学被日伪武装军警由哈尔滨押解去珠河。次日，敌人将他们绑于马车上“游行示众”。

在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上级宪兵对她他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伯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孩子，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中国共产党人倒下了，他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赵一曼以31岁的年轻生命和壮烈的战斗历程，谱写了一曲光辉的生命之歌，给人们留下一帧安详文弱、面庞俊美、秀目含笑的照片。朱德为其题词：“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此时，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已经从莫斯科调任巴黎负责《救国时报》刊发。《救国时报》主题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联合则生，分裂则死。”

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救国时报》上时，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陈达邦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辗转来到重庆，去见儿子。那时寄养在哥哥家中的宁儿已经十三岁了。这是父子第一次相见!他搂着宁儿似在梦中，宁儿和他母亲李一超长得极为相像。可是他的母亲在哪里呢？自当年一别，陈达邦哥哥一家也再未得悉赵一曼的下落。陈达邦只在1930年收到妻子寄去的一张和宁儿的合影后，也没有收到妻子的只字片语。十几年了，生死未卜，大家心里都知道恐怕是凶多吉少!

宁儿

那张赵一曼母子合影的弥足珍贵的照片陈达邦本来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后来陈达邦又去了苏联，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民族的苦难和赵一曼的坚贞不屈令观者为之落泪。然而观众在感动之余，对“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却无从知晓。

当时，谁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真实姓名叫什么，她在哪里成长。她的丈夫陈达邦在寻找她，她的二姐李坤杰和大哥李席儒在寻找她。她在东北的抗日战友更急切地四处打听她的家乡、她的身世。
剧作家于敏在写《赵一曼》的剧本时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不得已寻求“第三手材料”——来自抗联女战士、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她向于敏忆述抗联战士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乌拉草皮，这构成了于敏笔下赵一曼的战斗场景。

赵一曼的身份确认来自两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赵一曼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赵一曼”的化名、假身份的使用在迷惑敌人的同时也使追踪英雄的来龙去脉增加了难度，为了不连累家人，赵一曼多年不与家人联络，她的家人都不知其身在何处。

二是敌伪档案的失实记载。对于敌伪档案中大野泰治和林宽重对赵一曼的审讯，赵一曼提供的全部是假口供，这是她同敌人周旋时的智慧，也让赵一曼的真实身份沉迷的原因。

1952年5月，《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组收到一封信，请求刊登一份寻人启事：

“李淑宁，名一超，四川宜宾人，民国15年(1926年)到武汉就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民国16年，宁汉分裂到莫斯科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曾回国一次，民国19年以前曾有音讯，自后即中断。如有同志知道以上两人情况者，请函告四川省宜宾县白花乡邮转为祷。”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因为李一超是她的嫂嫂，李一超之前的黄埔军校的同学一起工作过的战友，都记得她这个人。赵一曼后期革命中接触过的同志 对赵一曼的为人很了解，但对她的身世却不知情，所以大家都无法将四川的李一超和东北的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直到1954 年，经过赵一曼姐姐李坤杰的不懈努力，找到了赵一曼的战友、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何成湘。何成湘说：

“电影《赵一曼》的女主人公就是姓李，她是四川人。她和老曹在哈尔滨领导电车工人罢工后，身份暴露了。老曹被捕牺牲，组织决定让她转移到珠河游击区去工作。我当时担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找她谈过话，我建议她改姓李，她说我本来就姓李。她到了游击区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领导人民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老百姓都管赵一曼叫‘瘦李’。如果有照片的话，我可以帮她认证。”

何成湘见到李坤杰提供的赵一曼生前留下的照片——那张母子合影后，最终确认赵一曼就是原名李一超、从巴蜀走出来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女英雄。这时，赵一曼牺牲已近20 年。

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

当陈达邦得知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竟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一时间，心潮难平。魂牵梦绕的妻子早已不在人世，孩子的母亲早已把一腔热血洒在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土地上，他是该悲还是该以她为荣!

1957年底，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头一件事就是走进电影院，观看电影《赵一曼》，影片演绎了妻子短暂的一生，英勇的一生。多年以后以这样的方式与妻子“见面”，他心里感慨万端!

天人永隔，只能用这一种凄美的方式追寻妻子的身影，寄托这么多年无望的怀念与情丝。他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呼唤妻子的名字，妻子已然离去，却在银屏中永生，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她是位女性，她是位母亲，她是一位妻子，她毅然放弃这些生命中美好而伟大的承载，为了正义献身!这是多么悲壮的舍弃!

书写赵一曼，就是为了让大众了解英雄，传承英雄精神。”赵一曼为了中国革命牺牲，她应该被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