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孙仲芳：南京大屠杀，她躲进水塘两天，63年后与儿子相认

当年孙家才从广西接母回家，全村相送的情景

70年代，农村刚刚时兴放映电影，兴安县里也有电影放映队下乡。家住界首镇马路桥屯的妇女孙仲芳从银幕上看到南京城在电影里穿插而过，别人看了无碍，她的心像受到了什么冲击不由得咯噔一下，因为那是她久别的家乡。

有一天，孙仲芳带着复杂的心绪，站在堂屋中间，举目四望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中午她把屋子里里外外又清扫一遍，把丈夫何成才的换洗衣服整理好，一狠心锁上了门。趁着丈夫外出劳动的间隙，她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她要回南京。 她没有钱乘车，存着最痴的念头：沿着当年逃亡到广西的原路返回去，那条路线她一直记在心里。

她迈着小脚，一步一歪地朝向解放前就有的离村六七公里的百里村火车站，沿着铁路走。但走到天黑时，她忽然琢磨到，自己这样离去，丢下已60多岁、无儿无女的丈夫，于心何忍。于是，她又叹息着转回头，回到了村里。这时，丈夫正在着急寻她，知道妻子离家的原因后，他又何尝不理解。妻子不止一次地跟他念叨过：“南京的家绕过一条中山街便到了南京总统府，大约只有两公里的路程。哥哥名叫孙仲府，父亲孙廷国，母亲名叫曾高叙如果有生之年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就是爬着，也要爬回去看看。”

孙仲芳，1911年农历八月十五出生在南京。老家江苏淮阴，后来父亲带着一家人租住在南京市平西街竹竿巷18号两间平房内，做点小生意。15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日子过得是一天一天的紧张。17岁时孙仲芳嫁给了大她9岁的在国民党警察局当职的陈桂同。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外婆给孩子取乳名“小狗子”，就为了好养活。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了上海，不久又开始轰炸南京城，南京各处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供老百姓藏身。

交通部大厦、五台山小学、汉口路小学、陆军大学、司法院、最高法院和金陵大学等地方，都成为市民收容所。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二天，十几万人涌进收容所。人多房少，许多人只能在马路边上搭个芦席棚住下。安全区里的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绝大多数是南京市民和从外地逃来的人。

鬼子的暴虐行为，罄竹难书，南京城里到处是一片片废墟，一片片火海，俨然成了一座活地狱。

12月13日，孙仲芳清楚地记得：那天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关闭了四道城门。以为可以过个平安年的本地老百姓开始走出去，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中，强打精神上街购买年货。26岁的孙仲芳和两个女伴上街，准备购买一些她嫂子分娩用的东西。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喊：“鬼子来了！”大伙回头一看，见四面城楼上站满了日本鬼子，并不断有日本鬼子从城墙翻入城内。“叭，叭，叭，”鬼子开始举枪朝人群扫射，轰炸机不断向城内投下炸弹，枪声惊叫哭喊声叠成一片。孙仲芳身材瘦小被人群冲散，慌忙之中往家里跑。

孙仲芳回忆说：

“我就记得我住那条街两头有座桥，一条叫鸽子桥，一条叫大桥市。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南京城里放炸弹成条街都烧红了，死了很多人，家家都把门关着，就想躲他们。我的嫂子在屋里准备生小孩，鬼子来了就糟蹋她。我老母亲叫我躲出去，我就藏在池塘里的石板下面躲鬼子，我站在水塘里，只露出头吸气，水淹到了我的颈子这里。寒冬腊月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躲了两天两夜后，枪声渐渐停止了，后来母亲看到(很多人)死得死跑地跑，就叫了两个人到水塘里把我拉起来，冷啊冷得要死啊。我妈妈叫我赶紧跑，鬼子来了哪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儿子)小狗子由我妈妈抱着跑了，她说我年轻能跑就赶快跑。我的表嫂在设在国民党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里头做事，她说这里不能呆了，就叫我过去做些给人换药的事情，后来他们撤的时候，就开着个车我就跟他们跑了。

国民党军队从南京一带溃退，孙仲芳也随着溃逃的部队辗转到了安徽。刚一落脚她就托人给家里写信打听亲人的消息，几个星期后，盼来了哥哥的回信。哥哥在信中说南京局势仍然混乱，他带着小狗子和母亲不久将赶到安徽，叫孙仲芳在原地等他们。在安徽桐柏山区，她凭着之前裁衣的手艺艰难地求生。为了能活下去，她嫁给了一个在逃亡途中悉心照顾她的原籍广西的国民党士兵黄世清。

不久安徽战事又起，孙仲芳随着黄世清及其所在的部队辗转到了汉口。这一走，孙仲芳从此与母亲、哥哥及儿子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仲芳随回乡的黄世清定居在广西桂林兴安县界首镇小山村一马路桥屯。她不止一次地想要回南京，找她的母亲、哥哥和儿子，可是世道艰难，她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

她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念叨儿子：“小狗子”是在冬天出生，长得圆乎乎，肉嘟嘟的，家人都疼爱的不得了。母亲说她还太年轻，不会带孩子，10个月时外婆就负责照顾小狗子。与母亲失散前，她最后一次见到的孩子只有四岁多。因为曾经在水里泡着伤害了身体，她后来一直未育每次见到别人抱孩子，她就越发的思念儿子，她总忍不住要流眼泪。

“寄不到，也写过蛮多信的，写蛮多信也不通。你把信寄过后来信又退回来，最后觉得可能实在找不到了，就没再写了。”

黄世清去世后，在1967年她又改嫁给同一镇上的何家村何家拉屯村民何成才为妻。他们领养了一个儿子，取名何子林。有了自己需要照顾的孩子，她把全身心放在照顾家庭上了，回南京的念想，埋在了心底深处。

在何家拉屯，孙仲芳凭自己的手艺给村民做衣裳，补贴家用，村民们与这位外地“巧媳妇”都相处得很融洽。

日子年复一年，春秋冬夏，风吹走了岁月的痕迹。孙仲芳有四个孙子孙女，她最疼爱大孙子何勇勇，10个月就由老人照顾，从小和孩子同吃同睡，直到孩子14岁小学毕业到中学住宿。老人家境贫困，每次鸡生了个蛋，都偷偷塞给勇勇。难得的几块饼干经常放坏了都还舍不得吃，一定要给勇勇留着。

1990年何成才去世，独剩下她生活在不是家乡的村庄里。幸而养子一家对老人也很孝顺，常常过来看望。由于她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又没有亲生子女，村里为了照顾她，给她纳为“五保”老人，享有有限的待遇。

村里人偶尔会和她聊天。

“孙婆，做饭啦，去我那里去吃吧？”

“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送碗饭给你吃吧？”

“谢谢了，不用了。”

“你有菜吗？我拿把菜给你。”

“孙婆，帮我补一下这个衣袖。这衣袖破了，补得了吗？”

“哪有补不了的。”

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不久，因为母亲下落不明，父亲陈桂同续弦，“小狗子”有了后母。外婆把他从父亲那儿接过来，靠着给人家缝补浆洗拉扯着他，祖孙俩相依为命。邻居十分可怜他们，时常给予接济。特别是一位叫余锦春的人家给了他们莫大的帮助，他小时候就和余家的孩子一起玩、一起上学。1947 年,父亲曾找上门来要把他带走，外婆说什么也不肯。这以后，“小狗子”改姓孙，叫孙家才。

从那时开始，他慢慢知道了一些自己的身世。孙家才说：

我父亲是旧军官，印象里他當骑马穿制服。听外婆说 父亲对母亲不好，我是1933年阴历腊月初四出生的，在十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来由外婆照看。

那时候我虽然还小，但和每个南京老百姓一样对日本军国主义充满了仇恨，我永远不会忘记是那场空前血腥灾难使我们家破人亡。日军投降后，南京城里的百姓自发地找日军报仇的事我至今都还记得。那时我和外婆也特别盼着母亲能早日归来。房子破、生活苦，外婆就是不愿走，她总念叨说，妈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就一定会找回来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总没有消息，我和外婆真的担忧起来了。

解放前夕的南京，被日本鬼子破坏的只剩断垣残壁。幸存下来的老百姓除了有条命啥也没有了，生活困苦不堪。孙家才刚上完小学三年级，外婆日益衰老就供不起他了。后来几经辗转他们找到了在上海落户的舅舅，孙家才在上海开始当学徒。解放后，50年代孙家才进了上海第8纺织机械厂，后来与同厂的孤儿姚桂香成了家，生有一儿一女。

1959年孙家才因入党问题曾回南京，他住在外婆的好友——当时家住广义街的朱学文母亲家中，结识了朱学文，也为后来得到母亲的消息埋下了伏笔。

老人的事迹经过媒体报道出来后，南京读者朱学文通过热线电话提供了重要线索：孙仲芳的儿子“小狗子”在上海！叫孙家才，在上海第八纺织厂工作。后来经过孙家才手上的唯一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确认和他的自述经历，大家都确认他们就是母子。

孙家才掩饰不住复杂的情绪喜极而泣说“我真没想到母亲后来吃了那么多苦，她老人家能逃过那场劫难坚强地活下来，真是我们这个不幸家庭的万幸。我这把年纪还能见到亲生母亲是做梦也不敢想的。能告诉我们她老人家现在还好吗……？”

孙仲芳第一时间听说了这件事，老人家像在梦境里一般。63年了，孙仲芳已经不再奢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儿子。她不停地问：“他真是我的儿子？”后来她急切地对记者说，能不能给我和小狗子捎几句话：

听别人告诉我，已经找到了小狗子，我好欢喜。如果你有时间，又愿意，能不能来一趟，让我看看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听说现在路好走了，来广西不用多长时间的，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家里有多少人吃饭？日子过得好不好？我在兴安有孙子孙女，你上海那里也有孙子孙女，我两头都舍不得如果你上海那头有孙子需要，我就去帮你照顾，不需要，我就回兴安去我现在眼睛还好，我要帮你和家里每一个人都缝一套衣服。

孙家才要来广西接母亲回家了。母子俩都过了几个不眠夜。看着印有儿子照片的报纸，她看了又看。离开时儿子才4岁，现在儿子竟也到了古稀之年，之间这么多年的空白与缺失也都交付给了思念。这天，早上5时，89岁的孙仲芳就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床头念叨：“小狗子来了吗？小狗子什么时候到呢？”

当天上午，知道孙仲芳老人失散60多年的儿子要进村接母，村里的乡亲一大早就在村口挂出横幅“欢送孙奶奶重归故里”。孙仲芳的养子在门口挂出对联：

“六十载寻子母归乡人间少有

四十年母情深似海怎能分离。”

村民们还按风俗习惯在村里摆起了酒席，然后拥向村口伸长脖子迎候孙仲芳的儿子—“小狗子”的到来。

下午3时许，村口终于出现了“小狗子”一家四口的身影，村里立即响起了迎客的鞭炮声。

孙仲芳老人激动得嘴唇抖动，泪水一滚而出。未等“小狗子”走近，孙仲芳老人便脚步蹒跚着挣脱搀扶她的乡亲迎了上去。拥着“小狗子”哽咽着说不出话来。63年了，从哪句开始说起呢。

最后老人抑制住不太稳定的语调喃喃地说：“你来啦。我等你都几夜没睡着觉啦！”

“妈妈！”67岁的儿子拥住妈妈的肩头摇动着，眼里闪着泪花：，一头白发扎进母亲的怀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痛哭着叫出藏在心中63年的“妈妈”。孙仲芳半晌才弯下腰，抬起起佝偻的手臂搂住怀里的儿子哭出声来。

孙家才拿出两张泛黄的老照片，指给老人辨认。屋内鸦雀无声，突然，老人的泪水夺眶涌出，她指着照片轻声喊了一句：“这个，是我妈妈！”说完双手抚向孙家才的两颊，双唇激烈颤动着呜咽起来。

随后，“小 狗子”端着酒杯来回到村民们面前敬酒说：“今天，我来接母亲。63年了，我一直睡不好觉，今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谢父老乡亲们对我母亲的关心，感谢媒体的帮助。63年了，63年后仍能见到母亲，真是天下奇迹啊……”

下午5时许，村民们将孙仲芳老太太扶上汽车，一路缓行送出村口两公里之外，并一路叮嘱：“到了上海，要保重身体啊，经常寄照片过来。”言语之间我们看到了乡亲们是那样的淳朴，可亲。

“妈妈，这是你孙子、孙媳妇、重孙子，你都做太祖母了。”刚到家门，儿媳妇把婆婆搀扶到沙发上，拿出一家人的照片，细细向老人介绍。婆媳俩进行平生第次对话：“妈，这张你的老照片是外婆留下来的，她要想你，就看照片，我们也一样。”“现在老了，这个丑样子。”“那时候你20几岁，现在80多岁了。

孙仲芳老人的生日在八月中秋节，在上海的黄浦江畔，在满堂儿的簇拥下，老人度过了几十年来最团圆的中秋之夜。

在上海，从未感受过母爱的孙家才对老母亲极尽孝心，以弥补多年来他与母亲之间缺失亲情温暖。他给她买了许多金银首饰虽然母亲只选择带了一件，他给母亲买了衣服塞满柜子，为她制订了适合老人口味的食谱，定期到医院体检。

在上海和儿子生活了一年多后，孙仲芳老人决定回广西养子家。

有些事情改变了也就改变了，寻找亲人是一种执念，一种完成。她的根她的魂在故乡，而她生命里的大多数日子却交付给了另外一个小山村，终于她又回到了何家村何家拉屯。

2003年1月15日，孙仲芳老人弥留之际临一直轻唤着“小狗子”的名字。遗憾的是，年近古稀的孙家才此时也卧病在床。电话里孙家才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呀，这次儿子赶不上给您尽孝了!在乡亲们悲伤的唢呐声中，她被安葬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何家拉屯后的山冈上。

近些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认侵华罪恶历史的言论甚嚣尘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的谎言”。他们居心叵测地等，等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再过几年越来越少一直到没有一人存世，好像他们的恶行就可以销声匿迹了。

历史已经翻过去一页，但真相不会被带走。

感谢你看完全文。

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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