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站在人群中，有一个穿着僧衣的光头和尚，格外显眼，他是出席开国大典的唯一一位僧人。

而周总理，亲笔给他写下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这个和尚到底是谁？他凭什么站上了天安门？

通缉令里逃出来的和尚

这个人叫巨赞法师，俗名潘楚桐。

1908年，他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户农家。家里穷，父亲嗜酒好赌，家道日渐败落。母亲早逝，少年潘楚桐从此一个人扛着。

14岁那年，他就开始萌生出家的念头。不是因为看破红尘，而是因为看不惯这个世界乞丐太多，穷人太多，他把自己仅有的那点钱全给了讨饭的人，还替他们难过。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管闲事的性格。

1927年，19岁的潘楚桐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上海那几年，他认识了田汉等一批进步人士，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毕业回乡后，他当了一所小学的校长。但脑子停不下来，他组织教员搞罢教斗争，反对国民党当局，结果被通缉了。

1930年，追捕令下来的那天夜里，潘楚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杭州跑，躲进了灵隐寺。

就是在这里，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太虚大师。

太虚是当时中国佛教界公认的大宗师，力主佛教改革，认为僧人不应只是枯坐念经、躲避世事，而应该参与社会、服务大众。这套理念，正好和潘楚桐心里的那团火对上了。

两人一聊，潘楚桐当场写下一篇《出家志愿书》，文笔绝佳，太虚看了赞不绝口。

家里的阻力来自他母亲。她拦着儿子不让走，说你好不容易读了书，有什么必要去吃苦？但儿子已经主意打定，母亲最后也拦不住，只能放他走了。

1931年，23岁的潘楚桐在灵隐寺剃度，由方丈却非法师主持仪式，取法名"传戒"，后来改名"巨赞"。自此，他正式成为佛门弟子，与青灯古佛相伴。

但如果故事就此结束，他最多是个有学问的高僧，绝对不会站上天安门城楼。

因为1937年，一切都变了。

拿笔当枪，和尚出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日军一路南下，烧杀抢掠，所过之处满目疮痍。佛门讲究"不杀生"，但巨赞法师坐不住了。

他在桌前写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引用："日寇是嗜血的魔王，不除掉魔王，他必然继续残杀同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果杀魔要下地狱，我愿为苍生下地狱。"

话说得斩钉截铁，行动跟上了。

1938年，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之间，四处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正是在湖南讲学期间，著名剧作家田汉找到了他，把他引荐给了叶剑英。

叶剑英当时主持八路军在湖南的工作。他见到巨赞法师，听他讲完想法，当即大力支持。

1939年秋，巨赞法师在南岳圣化寺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自己担任宣传股长。这是一个专门由僧道人士组成的抗日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不久之后，佛教青年服务团组织起来了，一群剃着光头的年轻僧人，跑到长沙街头，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宣传抗日，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专门接见了他们。

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得知南岳的僧侣组织抗战，当即拍案赞赏，亲笔写下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这八个字，写的是一种精神——战场上，放下佛经拿起刀；战场下，放下刀拿起经书。两件事，不矛盾。

巨赞法师把这八个字挂在心上，一生信守。

1940年，他去了广西桂林，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月牙山寺住持。在这里，他创办了《狮子吼》月刊，用"巨赞"这个笔名，写了一篇又一篇激昂的抗战文章，发到全国、发到海外佛教界，号召天下僧众共同抗日。

《狮子吼》的意思，就是佛陀说法时的声音，响彻四方，降魔伏妖。这个刊名，起得太妙了。

1942年，他移居桂平西山龙华寺，一边讲经，一边秘密联系地方武装。当地有一位传奇人物，绰号"瑶王"的李荣保，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巨赞法师和他一拍即合，联手策划了一场伏击战。

这一仗，歼灭日军一百余人。

日本人事后查清楚这次伏击的主谋竟然是一群僧人，气得暴跳如雷，开始到处搜捕巨赞法师。日军给这支"和尚兵"起了个名字，他们说这是中国最奇怪的部队。

1944年，日军大规模进攻，巨赞法师被迫转移，辗转各地，继续他的抗战宣传事业，直到战争结束。

光头僧衣登上天安门

1945年，抗战胜利，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这是他出家的祖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但他没有停下来。

接下来几年，他先后出任浙江省佛教会、杭州市佛教会秘书，又担任武林佛教学院院长，积极推动佛教的改革与现代化。他一直在想战争结束了，佛教怎么办？

他的答案是两个词：学术化，生产化。

学术化，就是让佛教走出迷信和神秘，建立有学问、有理论体系的现代佛教学。生产化，就是让僧尼参与劳动，用双手自食其力，而不是靠香火钱吃饭。

1948年底，内战局势紧张，他应邀去香港讲经。

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在即。巨赞法师从香港一路北上，到了北京，递交了一份《关于佛教改革》的建议书，系统阐述了他对新中国佛教发展的构想。

新政府看到这份建议，看到他在抗战中的一系列事迹，决定邀请他出席最重要的那一天。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城楼上，600多位各界代表，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陈嘉庚……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党派的人，见证了这历史性的时刻。

而在这600多人中间，有一个穿僧衣的光头，格外显眼。

他就是巨赞法师，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僧人。

他站在那里，不说话，只是看着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听着那一声宣告响彻天地。

从1908年在江苏一个穷苦农家出生，到1930年通缉令下来仓皇出逃，到1931年灵隐寺剃度，到1939年组建抗日佛教救难协会，到1944年率"和尚兵"伏击日军，再到1949年这一天，他走了多远的路，才站到了这里。

"学术化"与"生产化"，和尚改革佛教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没有选择重回山门、青灯古佛。他留在了北京，开始做更多的事。

1950年，他在北京开办了"大雄"麻袋厂，带着僧尼们亲自上生产线，用双手赚钱养活自己。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群出家人，去开工厂！这正是他"生产化"理念的实践。

同年，他出任《现代佛学》月刊主编，把它办成了新中国第一本权威佛教学术刊物。

1952年，他牵头筹备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正式出任副会长，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还担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为中国佛教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政治上，他先后当选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常务委员，这个和尚，从来没有把自己关在寺庙里。

其实从根儿上讲，他这一生的核心信念只有一条：佛法不是逃世的工具，而是入世的精神。

在他看来，真正懂佛法的人，不应该躲进山门、与世隔绝。佛陀说"救苦救难"，那么当国家在受苦、当同胞在受难，僧人当然要站出来。上马杀贼，是救难；下马学佛，是修行。两件事，从来都是一回事。

他的朋友田汉曾几次劝他还俗，说你这么有能力，干嘛非要顶个和尚的身份？

巨赞法师回了他一首诗："亡羊白昔多歧路，脱俗方为中道行。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

意思大概是：路有千万条，我选的是中道，不是彻底逃离世俗，也不是沉溺其中，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那条最难走、最清醒的路。

就是这样一个人，用一生去验证那八个字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1984年4月7日，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世寿七十七岁，僧腊五十二年。

追悼会上，来了邓颖超、习仲勋等人，亲自送别这位一生未娶、一生在路上的老法师。

【主要信源】

1. 《爱国佛学家、活动家：巨赞》，无锡市档案局官网，2014年，引自地方志史料

2. 《巨赞法师》，百度百科，综合中国佛教协会、《现代佛学》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