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6年6月，四川某所希望学校收到了一批捐赠电脑，捐赠人是上海商人汪嘉伟和他的妻子刘超英。

同一天，东京一间普通公寓里，一位71岁的老太太对着电脑屏幕翻看资料，她叫邓星，独居日本近四十年，从未再嫁。

这两个人，曾经是夫妻，共同熬过了最难的岁月，却在各自七十岁的晚年，活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把这对曾经相濡以沫的夫妻，推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轨道？

他曾是全中国最红的运动员

说起汪嘉伟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没有概念，但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三个字在中国的热度，绝对不输今天任何一个顶流明星。

他生得一副好身板，身高一米九三，站在人群里鹤立鸡群。在排球场上，他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快攻打法，起跳时机和空中姿态都跟别人不一样，行内人给这套打法取了名字，叫"前飞"和"背飞"。这两招放到当时的国际排坛，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外国队根本摸不透他的节奏。

1977年的东京世界杯，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那届比赛，中国男排在他的带领下打进了前五，他个人更是直接入选了世界最佳阵容。

要知道，这个荣誉在他之前，亚洲球员从来没有拿到过，他是头一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沸腾。

那几年，他收到的情书据说装了好几麻袋，女球迷追着他跑，人气碾压当时不少电影明星。一个运动员能红到这个程度，放在今天看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邓星呢，她的起点比一般人高出一大截，但高的方式跟汪嘉伟完全不同。她从小在片场环境里长大，母亲秦文是北影厂的老演员，姨妈秦怡更是整个文艺圈数得上名号的人物，"人民艺术家"的头衔不是随便挂的。

1979年，邓星跟着姨妈秦怡一起出演了电影《海外赤子》，饰演年轻时期的林碧云。

她长相清秀，上镜的感觉很对，那张干净的脸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她的家庭背景和自身条件，只要稳扎稳打，八十年代的影坛完全容得下她。

一件蓝毛衣，改变了两个人的轨迹

1983年，两个各自在自己领域发光的人，在上海的一场聚会上碰了面。

邓星那天穿着蓝毛衣配牛仔裤，打扮简单，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利落。汪嘉伟个子实在太高，跟她说话得微微低着头，但语气很温和，没有那种大明星的架子。聚会结束，他骑着摩托车送她回家，两个人就在这一来一回里互生了好感。

只是缘分刚冒头，就被现实掐断了。汪嘉伟因为伤病不得不退役，很快就去了日本，进入日本体育大学读书。两个人的关系就这么搁置下来，谁也没有明说，但心里都有数。

这一等，就是三年。

1986年，邓星去长崎短期留学。汪嘉伟知道消息后，专程从东京赶到长崎去找她。两个在异国他乡重逢的人，距离一下子近了，感情也跟着升温。正是在长崎，汪嘉伟向邓星开口求了婚。

1987年4月，两人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礼没有大操大办，就在日本请了几个留学生朋友吃了顿便饭，低调得很。后来儿子出生，两人给孩子取名汪崎，这个"崎"字，留的就是长崎这座城市的记忆。

那些在日本熬过的苦日子

结婚之后，邓星的人生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婚前她是演员，有家人铺路，有观众认可，前途是看得见的；婚后她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全部按了暂停键。

在日本的生活，远没有外人想象的体面。汪嘉伟一边在体育大学读书，一边参与球队训练和执教工作，每天忙得团团转，家里的事情全压在邓星一个人身上。孩子出生后，她彻底告别了演员这个身份，没有商量，也没有犹豫。

那段时间，经济上确实紧张。汪嘉伟读书要交学费，作为球员的收入也不算高，一家三口过得精打细算。

邓星在国内的时候，是被剧组捧着的人，到了日本，她的名气和资源归零，谁也不认识她。

她开始学日语，接各种零散的工作维持生计，还靠教中文来补贴家用。去看一场电影，都要仔细掂量一下钱包。这种落差对于一个从文艺世家出来的女孩来说，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是件容易消化的事情。

但邓星没有向家里诉苦，也没有找姨妈秦怡走后门帮忙，更没有让前辈的资源替自己解困。她就这么跟汪嘉伟一起扛过了那几年最难的日子。两人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十年携手闯东瀛》，光看书名，就知道这段婚姻里藏着多少不容易。

事业起飞的代价，是婚姻开始失温

1997年，汪嘉伟接到了来自国内的邀请，请他回去担任中国男排主教练。

这个机会对于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代表的是职业荣誉的延续，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本来打算全家一起回国，但儿子汪崎当时正在日本读书，怕环境突然改变影响孩子的状态，最后两人商量的结果是，邓星带着儿子搬去香港，距离内地近一些，方便和汪嘉伟见面。

汪嘉伟上任之后，工作成绩相当亮眼。接手球队没几个月，就带队重夺了阔别十五年的亚锦赛冠军。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又拿下了金牌。在排球圈，他的声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邓星母子在香港的处境，和他的风光完全是两回事。香港的房租向来不便宜，她靠着给媒体写专栏挣生活费，带着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住在逼仄的出租屋里。

汪嘉伟埋头扑在球队事务上，和家里的联系越来越稀疏，电话打得越来越少，见面更是奢侈。

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是在这种长期分隔和疏于经营的状态下，一点点冷却的。不是一夜之间的决裂，是日积月累的消耗。

2000年，中国男排未能打进悉尼奥运会，汪嘉伟随之卸任。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十三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13岁的汪崎，跟着母亲回了东京。

离婚之后，两条路越走越远

离婚之后，汪嘉伟留在上海，开始尝试做生意。转型的过程相当狼狈，他对商业完全不熟悉，什么赚钱就接什么活，给高速公路画路线、给楼盘拉客户，这些跟他过去的形象完全不搭界的事情，他都做过。

忙活了整整一年，不仅没赚到钱，还被认识的人骗走了一百多万，最后不得不把房子拿去抵押才堵上这个窟窿。换了别人，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但他身上有运动员的那股韧劲，生意场上摔了跟头，爬起来接着干。后来他摸进了能源行业，靠着这个领域站稳了脚跟。

2005年，他认识了刘超英。刘超英是刘华清将军的长女，本身也是在商场历练多年的人，资源和人脉都相当厚实。两个都有过婚姻经历的人走到一起，少了年轻时候的冲动和不切实际，相处起来反而踏实。

2006年，两人在东京登记再婚，汪崎专程出席，在父亲的再婚典礼上担任了证婚人。有了刘超英的支持，汪嘉伟的生意版图越做越大，甚至拿下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油田项目，身家跨过了亿元门槛。

2015年，他以夫妻的名义奖励了中国女排300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也让外界重新想起了这位昔日的排球传奇。

邓星的选择，走的是完全另一条路。离婚之后她带着儿子回到东京，在一家中文杂志社上班，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工作，生活朴素，没有积蓄，每一分钱都得精着花。

汪崎中学毕业想去英国学电影导演，学费相当昂贵。邓星没有犹豫，把多年来存下来的积蓄全掏了出来，同时打两份工来补儿子在英国的生活费。

她从来没有找前夫要过这笔钱，也没有找任何人诉苦。秦怡生前多次劝她回国，说可以帮她在国内安排工作，她每次都婉拒了，说在东京住惯了，图一个清静。

2022年，秦怡在上海去世。邓星低调回国奔丧，站在家属席里，面对镜头没有说一句话，安安静静的。

儿子拍了一部电影，讲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汪崎这个人，是这段婚姻里最复杂的存在，也是最能折射出父母命运的一面镜子。

他在北京出生，在日本长大，又去英国念了大学。从小就活在一种身份错位的感觉里，在日本，周围的人把他当中国人看；回到国内，又觉得他身上有股不像中国人的气质。这种长期悬在两种文化之间、哪边都不完全属于的状态，让他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敏感，也更容易往内心深处想东西。

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之后，他2010年回国，第一部短片作品《操场》就入围了柏林电影节，起点相当高。

2021年，他拍了一部叫《离秋》的电影，故事讲的是九十年代移居日本的上海家庭在文化碰撞和情感断裂中经历的种种。很多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能感受到导演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记忆揉进了故事里。

在某种意义上，《离秋》拍的就是汪嘉伟和邓星这段婚姻的影子，拍的是异国漂泊、两地分离、感情消耗这些他亲历过的东西。

汪嘉伟专程去看了这部电影的首映。他坐在台下，认认真真看完了全片。往后逢人提起，他会说，我儿子是做导演的，语气里藏着做父亲的骄傲。

汪崎经济上曾经相当拮据，汪嘉伟几次提出资助，全被拒绝了。他宁可自己想办法凑钱拍片，也不接受父亲的帮助。这种倔劲，某种程度上和他母亲邓星如出一辙。只要有空，他就会回东京陪邓星住上几天，对她来说，儿子回来的那几天，是平静生活里最有温度的时候。

结语

两个人七十多岁了，一个在上海过着体面富足的日子，一个在东京守着清净的小日子，谁也没有欠谁什么。

汪嘉伟拼出了事业和财富，邓星养大了儿子，守住了自己的那份安静。

这段婚姻没有坏人，只有两个在各自的选择里付出了代价的普通人。人生这条路，走法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但都是自己选的，没什么好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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