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身后事：遗书仅122字无一字解释死因，陈寅恪三年才想明白

“宓随同陈寅恪，行拜跪礼，学生等亦踵效之。”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吴宓在日记中记下的在王国维遗体告别会上的这一幕。

　　当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在第二天的告别仪式上，清华的学生们都向遗体行三鞠躬礼。可是没想到，陈寅恪却扑通一下跪了下来，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王国维

　　他的脸色异常凝重，因为他想不通想不明白，为什么前几日还好好的王国维，却如此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要知道，就在前一天的上午，王国维还在清华研究院评定研究生的成绩，和同事侯厚培一起商谈下学期的招生事项，并且还向侯借了5元纸币。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借了5元纸币之后，马上就雇了一辆人力车去了颐和园。

　　有目击者称，王国维在石舫前枯坐了半个小时，就进入了鱼藻轩。他吸了一支纸烟，就从石阶上纵身跳入了昆明湖。

　　昆明湖的湖水只有两尺深，本来是淹不死人的。可是王国维依然用头抢地，朝下栽进了淤泥里。不到2分钟就气绝身亡。

　　而等到救援的人把他拉出来的时候，发现他背部的衣服都没有湿。

　　在他的内衣口袋里面，还发现了一封遗书以及现洋4元4角。

　　当天晚上9点钟，等到噩耗传回到清华园的时候。陈寅恪和吴宓等人赶往颐和园，但园门已经关了，守兵不允许进出。

　　等到第二天，陈寅恪他们拿到那份遗书，只见遗书写着留给儿子王贞明的一段话：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其中的陈吴二先生指的就是陈寅恪以及吴宓。

　　而开头的那一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却成了王国维之死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谜团。

　　这个谜团不仅一直困扰着世人，也一直困扰着王国维的挚友陈寅恪。他用了三年时间思考，用了三年去想这四句话到底代表着什么。

　　而到了后来，他终于想明白了。

　　要理解陈寅恪到底想通了什么，首先我们要回溯到王国维的生平，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浙江海宁人。1877年出生，而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刚刚好50岁。

　　他的父亲王乃誉，是个被迫经商的读书人。王乃誉喜收藏、好新学，能诗善画，长于篆刻，身后留下日记、诗歌、画、古钱考等杂著十一种，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但他“生活所迫，弃儒业商”，靠茶漆、生丝贸易谋生。家里有田租房租收入，尚称温饱，但并非富裕。

王国维

　　而这种读书的理想一直没有在王乃誉的脑子里消失，他把这种读书人的血统和乡人的现实这种矛盾原封不动地传给了儿子王国维。

　　而果然，王国维16岁就中了秀才，甚至被誉为海宁四大才子之一。

　　可是接连的两次乡试，他都落第了。王国维知道科举这条路，自己走不通了。

　　两次失败之后，王国维看清：这套八股体系，和自己真正热爱的学问格格不入。甲午战败，新学思潮涌入，他彻底放弃科举仕途，不再准备应试。

　　1898年，前往上海，进入《时务报》做书记员，一边谋生，一边读西学、学日文。从此脱离科举轨道，从准备应试的儒生，转向哲学、文学、史学研究。

　　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罗振玉。罗振玉是王国维早期的伯乐，不但支助他治学，两个人一起研究甲骨文。到了后来罗振玉甚至还把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如胶似漆。

　　鲁迅说过王国维一句话：“老实得像火腿。”他确实老实。口吃厉害，声音喑哑，不善交际。但他骨子里极倔。所有人都剪辫子的时候他不剪。进北大，留着一根辫子，学生们不笑他，因为他“不怒而威”。

　　他不说话，但他认死理。他口吃，表达困难，但他的行为比任何人都坚决。他不跟人解释为什么留辫子，不跟人解释为什么不走，不跟人解释为什么死。遗书一百二十二个字，没有一个字解释原因。

　　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做了决定，谁也拦不住。

　　但光有性格，还不足以解释他的死。压垮他的，有三根稻草。

　　第一根，就是罗振玉。

　　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交情持续了近三十年。罗振玉是他的伯乐、挚友、亲家。罗振玉把三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三十年里，罗振玉始终是上位者，全方位塑造了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

　　但1926年8月，王潜明突然病亡，年仅26岁。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王国维极度伤心，指出罗氏父女“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罗振玉随后发来绝交书。

　　三十年交谊彻底破裂。

　　失去伯乐，等于失去学术生涯的根。失去亲家，等于失去儿子的婚姻。两重丧失叠加在同一个事件上。

　　第二根，是溥仪。

　　王国维1923年受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溥仪给了他一个身份：不只是学者，是“帝师”。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出宫，未敢稍离左右”。他的遗民身份不是政治立场，是身份认同。溥仪被逐，他的身份锚点就被拔掉了。

　　第三根，是北伐。

　　1927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北京《世界日报》晚刊刊登《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名单上有王国维的名字。虽为“戏拟”，但加重了他的不安。

　　王国维在自沉前曾对友人姜亮夫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这句话是遗书“义无再辱”的口述版。

　　投湖前数日，王国维与陈寅恪在吴宓室中商避难事。吴宓劝他暑假中独游日本，陈寅恪劝他移家人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

　　王先生说：“我不能走。”

　　三个字。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他心里已经有了另一个去处。

　　投湖当天上午，他还在评定研究生成绩，还在和侯厚培谈下学期招生，还向侯借了五元纸币。一切照常。崩溃的人不会写一百二十二字的遗书，不会安排后事，不会借五块钱然后去死。他是清醒地做了这个选择。

　　清醒的悲剧，比崩溃的悲剧更痛。

　　现在，回到陈寅恪。

　　他跪下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6月2日当天，吴宓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判断：“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

　　陈寅恪最初也这么想。

　　6月16日，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追悼会，梁启超、陈寅恪、吴宓均有挽联。陈寅恪献上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累臣。

　　许礼平后来指出，“累臣”显系将王国维比作屈原，带有遗民殉清意识。

　　这是陈寅恪的第一层答案：殉清。

　　为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殉清？因为在1927年的语境下，这个答案太自然了。王国维留着辫子，当过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冯玉祥逐溥仪出宫时他“随驾出宫”。所有外部特征都指向一个解释：前朝遗民，以身殉清。

　　但也许陈寅恪写下“累臣”二字时，心里就有一丝不安。他请人书写挽联稿时，特别在“累”字旁加圈，注明“若写作累，恐人读仄声”。又避康熙玄烨庙讳，在“玄”字旁也加了圈。他写得郑重。郑重的背后，也许是不确定。

　　同时，他的挽诗里出现了另一句话：“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一面是“湘累”“灵均”，仍在说屈原殉清。一面是“文化神州”，已经开始往文化的方向想了。两种意识并存，还没拧成一股绳。

　　他还在想。

　　十二天后，6月14日，陈寅恪对吴宓说了一段话。

　　吴宓日记记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十二天前吴宓说“殉清无疑”，十二天后陈寅恪说“殉文化”。

　　这十二天，发生了什么？

　　据推测，这十二天里，陈寅恪反复读了王国维的遗书。“义无再辱”四个字，他一定读了很多遍。他开始意识到，“辱”这个字，不是一朝一姓的辱，而是文化的辱。当一种文化走向衰亡，被这种文化所化之人，感受到的是整个文明的崩塌。

陈寅恪

　　他也一定想到了自己。陈寅恪治学有一个特点：充分占有史料，严格考证，持论谨慎。他说过“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不够聪明的人更要下笨功夫”。他改口不是善变，是谨慎。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真相，所以他反复推敲。

　　如果王国维真的是殉清，那他的死就是一个遗民的愚忠。一个天才为已经灭亡的王朝殉葬，这太浅了。他值得一个更深的答案。

　　但走完从“殉清”到“殉文化”这一步，他用了四个月。

　　1927年10月，陈寅恪发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系统提出“殉文化”说。序里有一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他明确写道：“以一身殉一朝，非其所长。其所殉者，乃此文化之精神，而非此文化所寄托之具体人物也。”

　　他在否定自己最初的判断。“累臣”两个字，他不提了。殉清的屈原，他不比了。他开始说：朋友死的不是为了一朝一姓，是为了整个文化。

　　吴宓听完了陈寅恪的话，在日记里回应了一句：“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陈寅恪自己也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他和王国维承受的是同一种痛。区别只是：王国维用死来回应这个痛，陈寅恪用活着来回应。

　　但“殉文化”够了吗？

　　不够。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6月，将近两年时间，陈寅恪没有再公开发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新论述。但他没有停止思考。

　　这两年里，他在清华国学院教书，继续做他的学问。他一定无数次想起王国维的遗书，想起那句“义无再辱”，想起那个跪下去的上午。

　　1929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两周年忌日。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撰写纪念碑铭。碑式由梁思成设计。

　　陈寅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他用一句话否定了所有浅层答案：不是个人恩怨，不是一朝兴亡。

　　他又写：“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累臣”到“文化神州”再到“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用了两年。

　　第一次，他说朋友是殉清的。第二次，他说朋友是殉文化的。第三次，他说朋友死于思想的不自由。

　　为什么“殉文化”还不够？因为“文化”是一个集体概念，而王国维的死是一个个人选择。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为文化去死？因为文化的核心是独立自由之意志。当这个意志无法实现时，死就是唯一的出路。

　　1927年挽联中的“累臣”两个字，1929年碑铭中删去了。他自己否定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他一旦想清楚，就不变了。

　　王国维遗书里还有一句话：“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陈和吴，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在最后时刻，他把学术遗产托付给了共事不到一年的同事。

　　不到一年。但精神共鸣足够深。两人都是做学问的人，都不善交际，都有文化担当。陈寅恪挽诗里说“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并世相知”四个字，是他对两人关系的定义。

　　他把自己的学术遗产托付给一个会“反复推敲”的人，他不怕遗稿被误解，因为陈寅恪不会轻易下结论。他选对了人。

　　陈寅恪接住了这份托付。他让国学研究院助教赵万里负责整理遗稿，亲自与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谈，让北京图书馆购进王国维的所有藏书，以免流失。1934年，他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概括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为三项：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挽联里那句“谬承遗命倍伤神”，就是他在回应这份托付。谬承遗命：他觉得自己的才华不配做这件事。但不得不做，因为放下就等于背叛信任。被托付的人最痛。

　　1953年，中国科学院聘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拒绝。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不学政治，不谈政治。

　　他还说了一段话：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距写碑铭已二十四年。他说：至今并未改易。

　　二十四年没变过。从1927年挽联到1929年碑铭，他改了三次口。从1929年到1953年，一次都没改。想清楚的那三年，是他一辈子想得最深的一次。想完之后，再没变过。

　　他在用行动践行“独立之精神”。这句话不只是写在王国维碑铭上的，是他自己要活的。二十六年前他写给王国维的碑铭，二十六年后他自己做到了。

　　王国维永远五十岁。陈寅恪活到了1969年，七十九岁。

　　王国维一生横跨三个时代：清朝、民国、新时代。他是科举体制培养的最后一代读书人，是遗民的最后一代，也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代。当这三个“最后一代”在1927年同时被碾碎时，他觉得“义无再辱”了。他的答案是“义尽”：用一次死亡完成最后的尊严。

　　陈寅恪经历了更多的“世变”：辛亥革命、北伐、抗战、政权更迭、思想改造。每一次“世变”都在测试他的“独立之精神”是否还在。他的答案是“不改”：用一生的坚持完成独立。

　　两个人对“如何回应时代之痛”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个用死亡完成“义尽”，一个用活着完成“不改”。两种答案都是对的，但活下来的那个，承受的更多。

　　死是瞬间的事，活是一辈子的事。

　　1953年说“至今并未改易”时，也许他想起了1927年6月3日，跪在砖地上行三跪九叩大礼的那个上午。

　　他跪下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朋友为什么死。他用了三年想明白，又用二十四年证明那个答案没变。

　　他不是善变，是谨慎。不是固执，是忠诚。他对朋友的死想了三年才说出答案，又用一辈子证明那个答案是对的。他通过解读朋友的死，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吴宓

　　碑还在清华园里。上面十个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那是写给死者的。也是写给活人的。